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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商榷】从起诉莫言看民粹主义对社会的反噬 -- woyan
能被历史记住的那得是大汉奸！
燕人有这个资格吗？
主席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就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把马列宁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割裂，不符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密际情况。对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怎么处理？最新的提法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即要扬弃，再有所抛弃有所继承有所创新。并不单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优秀都要继承的。
至于所谓左右，不要面谱化不要固定化。听其言观其行，要有一个系统的认识，这个当然是对的。无论谁，对的认同，错的批评，这个很应该。不能说我觉得这个是左派所以他说什么我都支持。
你上个贴子其实是对的，但你不敢坚持。“改开”后推墙派横行，这是一个系统问题，肯定是这个体制存在问题。“定体问”。
“改开”后的文化圈连狗都不如，这是我说的，我的观点。你不认同正确，可以，你认为他们比得上狗或比狗好也是行的，所以你反对有效。我不打算改变观点。
因为去年两会后的访谈受到了网上舆论的强烈抨击，说他在访谈中说的内容空洞无物，不接地气，远离民生！俨然是个“没头脑”。
显然，理论界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太久了，已经不懂、不会甚至不屑与国情民情结合了，甚至马列主义理论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都出了“推墙党”，虽然她被解聘了，但她已经教出了多少“谬种”，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的？
理论高塔中的“肉食者”们真知道三年疫情过后，国内的舆情、民情是什么样的么？
年初淄博烧烤大火后，网上评论最多的是“人间烟火气”；
年末“尔滨”的大火，评论最多的是“真诚”；
前几年在好人好事帖子下面的评论是“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去年最多的评论是“这世界破破烂烂，总有人在修修补补”；
有个女网友发了个一句话的帖子：“太苦了，下辈子不来了！”几百万的点击，几万的评论。获赞最多的回复有患癌症化疗头发掉光的，有双腿截肢的，网友们展示自己各种各样不幸不是卖惨，而是用自己在各种痛苦逆境仍然挣扎求生的精神鼓励发贴的女子坚强的活下去……
理论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更落后于人民了！
莫言是那个时代的逆民族主义的文化精英/流氓。
以下均为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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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说：
“我有种偏见，我觉得文学艺术她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好官冕堂皇！好正义凛然！真是站在全球的道德最高地了！
莫言说： 文学作品只能鞭挞黑暗，不能唱赞歌，这也没啥说的。但莫言有篇《北海道的人》，那是非常阳光赞美日本的作品。
难道在莫言心中，凡文学笔下的中国就只能是渣？凡文学笔下的外国就应该是阳光和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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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获诺奖作品《蛙》的意象
蝌蚪，剧作家，中国人，无数个虫虫？
山谷义人，日本人，正义之人？
蛙，谐音华人？蛙也是虫字旁。
以上意象不就是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把中国文化说是酱缸我们都是蛆蛆吗？
青蛙即田鸡是中国常见菜肴，《蛙》是否影射华人会被日本人当做盘中餐吃掉而亡国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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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1930年代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结构中都发现了一种“半殖民性”。这就是说，中国193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是与“半殖民地化”相伴随的：对这一历史事实是不能回避的。... 所以鲁迅说：“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这样，“流氓文化”也就必然构成了1930年代上海现代都市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鲁迅说其特点是将“中国法”与“外国法”集于一身，可以说它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恶俗的部分的一个恶性嫁接。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时代变了，老百姓根本做不到，跟不上了啊。
太难了。
刚刚刷到老孙兄的“伤痕文学”确实得名于《伤痕》，但到后来文化人的“伤痕”才是，只不过我对《伤痕》不是“伤痕”有不同的看法：
1978年8月11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文汇报》发表，造成社会轰动，也引发了新时期第一波势头强劲的文学思潮，它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贯穿于后来的所谓“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之中，并弥散开去，为电影、美术等其他艺术门类提供了素材和动力。而这股控诉文革创伤的文学思潮正是以《伤痕》的名字来命名的。“伤痕”书写影响如此深远，它几乎笼罩了整个八十年代的文艺创作，以至于有人说，八十年代唯一的文学主题就是文革，即使是很多寻根文学甚至先锋文学，仍然不过是对“伤痕”主题的变奏。
现在来看，开启了“伤痕”文艺思潮的《伤痕》实在是内容单薄、文笔单一。即使是处在当时的主流文艺界来看，它在思想性或艺术性上也没有什么新颖独到的地方。它享受了开启改开以来的文学荣誉肯定不是因为起了一个颇有感染力的名字，其实“伤痕文学”的命名在开始并非褒义词而是带有贬义，也并非因为出现得最早，是所谓的“率先发出了控诉文革创伤的第一声”，因为事实上早从1970年代初开始也就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就已不断地涌现“文革创伤”的写作，其中就有不少思想性艺术性远超《伤痕》的作品如《波动》《公开的情书》等，即使在所谓“粉碎四人帮”实为怀仁堂政变之后的正式发表作品中，也出现了广受关注的刘心武的《班主任》，且发表时间更早，引起的反响也更大。
因为，在一定意义上，《伤痕》的真正作者并不是卢新华而是历史行程，是陡然到来的“历史转折点”如后宫选秀一样选中了《伤痕》，并把它带入政治漩涡中。围绕着《伤痕》的修改、发表和争论，进行着一场关于历史创伤的命名、定义和结论。
“文艺争论其实是不同的政治力量通过文学展开的关于历史和未来道路的博弈。这场关于文本意义的争夺与命名，反映的是在新的时代关节点上，体制力量内部的矛盾和分裂。随着这场意义博弈的尘埃落定，新的思想文化体制也正式确立，其实，新体制正是在引导《伤痕》的意义生产中慢慢成形的。这种对意义的争夺和再生产过程，也是去除杂质或异质性，消除文本内部暧昧空间的过程。最终，随着新体制的确立，文本所指也中止了滑动，意义被锚定。”
1978年是“开天辟地”的转折一年，“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传递了国家大政方针转向的信号。会议举行期间，11月14日，北京市委为“四五”事件平反。12月18日，接着召开了影响深远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并确立了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从而成为历史转折的正式标志”。它也标志着走资路线正式得以“平反”且是如新娘出嫁般敲锣打鼓地公开面世。
但这个“伟大转折”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经历了1976年以来的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才实现的，除了从怀仁堂政变之后持续的政治布局和人事组织安排，“两头真”的走资派在文艺舆论领域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更是功不可没，它为争取全社会的支持准备了条件。经过一年左右的人事调整，很多“在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的知识分子很多重回文化管理岗位再掌文艺大权，又重新成为文艺创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伤痕》发表前后的文艺宣传是这样的：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27日，中国文联召开第三届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宣布中国文联正式恢复工作；1978年9月2日，才复刊不久的《文艺报》召开座谈会，讨论《班主任》和《伤痕》，此后“伤痕文学”开始广受关注。之后的1979年1月，中宣部和社科院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胡代宗在会上发表讲话，继续批判“两个凡是”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错误；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召开。
1977--1978年上半年，整个党的裂隙在扩大，但走资派在各方面都开始占上风，全社会也酝酿着一股强大的情感势能，既有愤怒的不满，又有变革的冲动，还有困顿的疑惑。走资派很成功地把这股势能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让自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同时也为把“继续革命”变成“走向改革”的新主流的意识形态铺平了道路。它开始带起全社会对文革的普遍不满，通过否定文革而确立改开的合法性。走资派一直都没有闲着晒太阳而是一直在等待着一个对“历史创伤”的正确的讲述方式和恰当的定义时机以伺机而动。
九一三事件后，在知青群体中已经开始广泛地发出了对文革甚至是建国以来的这段历史的强烈质疑的表达，之后出现了思想分化，有的是转向了西方现代思想，比如陈尔晋因为对修正主义的失望以及干部特权问题而尖锐地提出了“政党轮值”；有的是转向反秩序的西方自由思想和在求索一切中看空一切的虚无主义思想及包括托洛茨基主义在内的“大杂烩思想”，杨帆等人都提到过他们包括一些高干子弟爱看的书包括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安娜·露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和托洛茨斯《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与未来》等“灰皮书”。但不论是哪一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并不要求彻底否定文革，而是反对文革的具体实践。
所以，早发表一年的《班主任》虽然从“正统”的角度肯定了恢复现实秩序的合理性，却没有暗示“从继续革命走向改革开放”的正当性，这是它根本的缺陷。因此，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技术上，《班主任》都无法达成引导人们从“历史创伤”转向否定文革、支持改革意识形态的目的。
而《伤痕》就不一样了。它有一个“光明”的结尾这正是改开的意识形态的需要，这是否定文革迎接改开应有的“正确姿态”。这样的结尾也让《伤痕》和《枫》这一类的知青写作划开了界限。而且它还刻意淡化了“知青”是文革参加者的身份。这就避免了与文革的政治复杂性有所牵涉，避免引申出深层次的政治议题。正如许子东所言，
“小说中的真正受害者，或受害最深重的群体其实是上一代人，即‘母亲’们，他们也是具有充分“民事责任能力”的历史主体，而‘知青’不过是这个‘革命干部家庭’的出走与归来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右派’一代的归来者，作为体制修复者和后来的改革者，才是真正的主角（他们当初被子一代命名为修正主义者或‘走资派’）。‘母亲’一代承受了最大的牺牲，以英雄般的受难，为王晓华们的未来铺平了道路。当然，他们也原谅了子一代的愚昧和错误，象征了修复后的体制对造反者的宽恕”。
所以，从《伤痕》到《人民的名义》再到《杜鹃花落》，虽然创作时间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伤痕文学”，它们还是要由“历史的归来者”也就是当年的走资派、后来的统治者（包括权贵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来通过他们的笔杆子来书写。这样的“伤痕文学”在他们手中达到他们所需要的话语，也将在他们手中走向终结，因为人民群众是他们妄想永远进行欺骗愚弄的对象，但人民群众终归会撕下他们丑陋发臭的画皮。
潘汉年夫妇在团河农场的岁月
趣史录
2023-06-13 11:36
浙江
1979年10月，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陈云即将接受一场手术。
此时，他已年逾七旬，手术风险极高。
术前，陈云愁眉不展，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叫到跟前，嘱咐道：“有一件冤假错案，希望你们抓紧平反，他们夫妇在农场住了好多年呐。”
究竟是什么人什么事，能让一位老领导在面临生死考验之际，如此牵肠挂肚？
一: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这位英雄人物，名叫潘汉年。
与带兵打仗的共和国将领不同，潘汉年从事的是绵里藏针的情报工作。这方面，潘汉年是当之无愧的专家。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他深入虎穴，刀口舔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潘汉年是宜兴人氏，生于1906年，于1925年光荣入党。
初期的他主要从事宣传工作，直到1931年，一个叛徒的出现，打乱了革命前进的脚步。
1931年，中共特科的重要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后叛敌，将中共中央机关以及相关负责人在上海的地址吐露得干干净净。
好在我党地下工作者提前获悉险情，通知各个部门及时转移，这才躲过国民党的血洗。
饶是如此，中共地下工作一度陷入瘫痪。许多谋划多年才建立起的潜伏关系，唾手可得的重要情报，全部毁于一旦。
在巨大的“白色恐怖”之下，潘汉年临危受命，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情报科科长。
要说潘汉年确实是块做情报的好料子，情报部门真的在他的手中起死回生。
之所以能制胜，是因为他敢于兵行险着——“诱敌为友”。
通常情报工作，都是采用最稳妥的办法，即派出自己人打入敌人内部，一步步深入，才能获悉情报，但这显然需要时间。
眼下地下工作遭遇重创，时间紧，任务重，潘汉年反其道而行:直接在敌营中寻找目标，利诱，策反他们，让其主动吐出情报。
潘汉年常说：“人都有弱点。哪怕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只要他们有利可图，都能被物尽其用。”
这招危险，但有效！潘汉年的耳目遍及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社会局甚至上海警备司令部。
这些人收着潘汉年的好处，源源不断地向潘汉年输送着敌方情报，我党的情报部门得以重组，地下工作逐渐恢复生机。
此后，潘汉年开启了长达十数载的情报斗争生涯，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在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的途中，粤军防区横亘在红军队伍的马蹄前。
潘汉年临危不惧，洞悉到粤军与蒋介石不和，主动发起谈判。
最终达成协议：双方互通情报，互相借道，以助力粤军暗谋“反蒋”。兵不血刃地化解了一次危机。
1935年遵义会议后，潘汉年将作为陈云的副手，再度潜入被“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
他与地下组织取得联络，向共产国际传递遵义会议的成果及红军的近况。
1936年，潘汉年带着秘密情报频繁往来于莫斯科和中国境内。足迹遍布上海，香港，西安，会见密谈的人士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张学良，邓文仪，陈立夫等人。
多亏了潘汉年这整整一年的奔走，无形中为两党合作抗日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八年抗战期间，潘汉年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负责在上海，香港，淮南等敌占区主管情报工作。
这是潘汉年最危险的八年。他斡旋于日本军方，汪精卫伪政权和国民党政权之间，谁都不是省油的灯。
甚至以身涉险，深入敌营，面对面地与日本特务头目影佐祯昭，汪伪政权的特工首脑李士群进行博弈。
他站在暗处，与敌人周旋，其目的是为了确保站在阳光下奋战的共产党战士平安无恙。
解放战争时期，潘汉年一如既往，这次是留在国统区主持情报工作。期间，新政协会议召开。
有300多名滞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需要参加会议，如郭沫若，沈钧儒，李济深等代表。
潘汉年亲自组织了此次参会人员的秘密输送，躲过了敌特分子的发难，全员平安抵达。
一路走来，潘汉年为我党获悉并传递了无数重要情报，对胜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奇效，功不可没。
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
走马上任后，潘汉年兢兢业业，勤政为民，就在一片祥和中，一场暴风雨淹没了他的后半生。
二：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1955年3月15日夜，潘汉年下榻北京饭店。一同入住的还有陈毅，柯庆施，夏衍等上海市委代表共6人。
此行是为了参加3月2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会议如期举行，会上，邓小平就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做出了报告，并发起讨论。
众人纷纷表态，陆续做出检讨，毛泽东欣慰地补充道：“凡是高级干部，如果还有什么历史问题没有说清楚的，会上来不及说的，会后可以写成材料递交，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潘汉年听后，若有所思。单论“高饶”事件，潘汉年可谓是毫无瓜葛。
只不过他确实与饶漱石共事多年，经手着同样的工作，算在饶名下的工作上的错误，潘汉年或多或少沾染几分。
这些无可厚非，只需阐述清楚即可，不算塌天大祸。
真正让潘汉年如坐针毡的，是另一件深埋心底的秘密：
1943年的南京，潘汉年在汪伪特务李士群，胡均鹤的胁迫下，与汪精卫进行了一次会面。
去，则尚有一线生机，以潘汉年的本事，还能套取到高层机密情报；不去，则死于特务之手。
权衡之后，潘汉年选择冒险一见。
在兵荒马乱的战时，由于种种原因，潘汉年并未及时向组织汇报这一行为，一晃十二载。
身为一名优秀的情报工作者，必须具备头脑灵活，当机立断，敢闯敢拼的素养，必要时甚至需要游离于规则边缘。
犹犹豫豫，畏手畏脚的人，轻则干不了情报这行，重则命丧黄泉。而潘汉年这一举动，恰恰证明了他是一位杰出的情报工作者。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是这场未被上报的秘密会面，造成了一桩冤假错案。
经历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潘汉年决定直面内心，承认错误。
他主动找陈毅面谈，详述了来龙去脉，并把一封自白的亲笔信交给陈毅，请他转交中央。
陈毅面色一沉，意识到事关重大，但他知道潘汉年是位好同志，宽慰道：“放心，我一定交给中央。你也不要有思想负担。”
潘汉年如释重负，本以为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纸逮捕令。
1955年4月3日夜，潘汉年与文艺界友人结束聚餐之后，回到酒店休息。
突然一个电话打来，说楼下大厅有人找，是急事。潘汉年匆匆下楼，来人却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罗瑞卿拿出盖了章的逮捕令，一字一句宣布了对他给予逮捕审查的决定。
随行的便衣干警一左一右“护送”着潘汉年上了门口的一辆小轿车，一行人扬长而去。
潘汉年被捕一事发生得仓促又突然，翌日，众人去寻他，才发现潘汉年不见踪影。
直到4月5日，陈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在会上正式宣布：
“潘汉年同志以‘内奸罪’被捕”。
现场一片哗然，陈毅补充道：“这是发生在1943年的陈年旧事，实情尚未可知。在此之前，他做过很多与敌打交道的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从未出现纰漏，也并没有叛党嫌疑。”
很多一路走来的老同志，纷纷表示赞同，他们都很相信潘汉年的人品和忠心，更相信共产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终有一天会沉冤昭雪！
就事论事看待，凡事讲实证。最棘手的问题就在这里，当年与此事相关的人，都已驾鹤西去，人证无望。
又因战事吃紧，凡事从速，潘汉年也没留下自证的证据。事态陷入僵局，有待调查。
1955年7月17日，中央广播电视台公开向全国人民发布潘汉年涉嫌通敌被捕的消息，举国震惊。
而此时的潘汉年，究竟身处何处呢？经此一遭，他的晚年生活又是如何度过的？
三：执妻之手 归田园居
潘汉年在4月3日被捕的当晚，就被关进了著名的功德林监狱。
功德林监狱只关押两种人，一类是隶属国民党的战争罪犯，还得是军政以及特务处的头脑级别人物；第二类就是党内的政治罪犯。很显然，潘汉年被归为此类。
潘汉年在这里度过了五年时光，直到1960年三月，才走出这里。
然而，等待他的并非自由身，而是更加漫长的囚笼生涯，他被转移至新建成的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隶属公安部，更具现代化，与功德林相比，环境和生活待遇改善不少，其余别无二致，算是聊以自慰。（哈哈哈）
1962年5月30日，中央就潘汉年的问题做出了批示：基于是历史遗留问题，又是潘汉年本人主动交代的，态度良好，关押期间表现良好，最终决定宽大处理。
1963年，潘汉年终于等来了结案判决：判处1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又鉴于潘汉年在押期间认罪态度良好，诚心悔改，且服刑期已超过刑期的半数以上，最终，潘汉年被予以假释，交由公安机关管制。
1963年2月13日，潘汉年终于走出了四四方方的秦城监狱，被转移到公安部劳改农场——团河农场。
在这里，潘汉年终于见到了阔别八年的爱妻董慧。
原来，从潘汉年被捕的那时起，这对夫妻就一直“夫唱妇随”，只是双方都不知情。
就在潘汉年被捕一个月后，董慧也被关进了功德林。只是狱方要求实行绝对保密，绝对隔离。
因此，即使身处一处，双方也从未碰面，更不知道彼此的消息。
在潘被移交秦城监狱后，董慧也于当年6月被安排进秦城监狱的家属宿舍。好在这次，夫妻俩都被告知了对方的处境，只是苦于不能见面。
终于，在团河农场，这对夫妻团聚了。伉俪情深，相拥而泣。
潘汉年携手妻子，在团河农场过着洗心革面，安贫乐道的生活。虽说是假释犯，但境遇有了很大的改善。
农场为他安排了一幢小楼房作为住所，每月有200元补贴。夫妻俩还可以在小院里养花，种树，钓鱼......
基于夫妻俩表现良好，后来又被允许进城探亲，但需进行登记，上报，只要按时回来就行。
潘汉年夫妇探亲的时候，也会顺道在北京城里转转逛逛，还在故宫前留下了一张夫妻合影。
夫妻俩对农场生活还是很满意的，对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衷心地表示感激和感谢。
时间自会给出答复，
1982年，中共中央对潘汉年的一生做出了高度评价：潘汉年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忠实并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在对敌隐蔽斗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哈哈哈哈）
历史的红尘滚滚翻腾，但潘汉年的贡献，并没有被遗忘。
2015年的时候，江苏党史网站就专门为潘汉年做了一个专题，标题就是“隐蔽战线建奇勋——潘汉年”，寥寥数百字，藏下了过往的风雨，留下的是一位曾经浴血奋战的历史人物，他在抗战中作出的那些贡献，跃然纸上，也被传递给所有人。
2021年的时候，长江大学文理学院的官网上也更新了一篇名为“历史人物潘汉年”的文章。
先人事迹反复被提及，足以证明他们过往的光辉。
在此致敬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就是强行夸潘汉年。
@方平
这里没说沙洋农场，但是我确实知道他也去了。我在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资料，文革开始，潘汉年应该是受到了冲击，在1967年被收了，但是似乎不是秦城，不知道是哪里。然后75年去的沙洋，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沙洋是艰苦一些，但是也是很正常的。
这里面丝毫不谈潘汉年的错误，一味夸奖，实际上是忽略了潘汉年依靠苏联独自掌管上海部分地下工作或者说裹挟我党全部地下工作的错误，当然了，因为周总理的因素，官方也不好说这些，唉。
所以导致文章乱七八糟，唉。
好奇找了《杜鹃花落》的原文来看。其实真没必要上纲上线。要上纲上线的是为啥拿这么篇名不见经传的网文当考试题目。
现在网传该作者（某学校校长）因此被解职。这真的有点“窃钩者诛”的味道了。要知道陆川当年拍的《南京南京》比这恶心十倍，连《南方周末》的编辑都看不下去。但人家电影照样是“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首批重点国产影片之一”，是中宣部爱国主义教育指定影片。😠
汪精卫这种主席、副主席标准太高了。要当汉奸、卖国贼，起码先要有个本钱。虽然他很厉害，但是我依然不看好燕人网友能厉害到那个程度。
如果连卖国的本钱都挣不到，为什么我会相信他会有当汉奸的企图？按他生活的时代道德标准，李白当唐奸了，但是大家记住的都是他的诗词歌赋，而不是他的唐奸经历。我看燕人从政前途不会比李白强。
另：在写这个诗的时候，汪精卫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当时他的同侪也是以民族英雄对待他的。所以请也以民族英雄方式对待燕人网友。如果将来万一有一天他当了中央委员，并且去卖国了，再骂也不迟。
日本人根本就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731，今日日本人把屠杀了上千万无辜中国人的野兽奉为神！
被屠杀的人的后代已经从日本禽兽的心理感受来共情了。
胡锡进是一个坏到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坏种。
窃国者候对不对？无论窃国者候对不对，都不能推出窃勾对不对，两个是平行事件，不必然。至于说相互影响，同一个体系下，是当然存在。
无论言论是否自由，说话做事，总要承担责任，对吧？他们认为噬主是自由，那我骂他们狗都不如就不是言论自由么？你孟河友说不至于，还是如狗的，或者说还是比狗强点，也是行的。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那贴，意思其实差不多的，所以没再回。这里回开了，多说两句，请包涵。其实你也是知道没要自己争取，只是实力不够，没法。只是实力不够不能达到理想状态不是不争的理由呀，对吧。主席的《论持久战》讨论过这个问题。而我说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大量的老中不单不争，还不给争，甚至出卖背叛镇压。
https://ccthere.com/article/4943073
马未都曾在《锵锵三人行》中说道："现在网络上都在讨论，为什么咱们大院子弟撑起了中国文艺界的半壁江山"。
“大院子弟的父辈们能从九死一生的战场上活下来，又能在北京分了房子说明他们都是些经过了筛选的聪明人。”
“咱们大院子弟撑起来中国文艺界的半璧江山”，哪儿呢？都是谁？郑晓龙、王朔、陆川、姜文几个电影导演几部作品就文艺界半壁江山？
文艺界就是文化艺术吧？民乐、绘画、书法、雕塑、戏曲、舞蹈、篆刻、陶艺、竹编等等等等说不完，这么一大圈子，有成就的有几个是“大院子弟”？
大院指的是就那几个部队大院，空海军大院、科工委大院，再说，住在那大院子里的真的都打过仗？海军大院就驻了海政文工团的人！
他们吹牛逼的确是赢了其他平民百姓的子弟，即便是电影，他们有几部有影响禁得住历史检验的作品？比如《一江春水向东流》，比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比如《人到中年》，比如《小花儿》！
做大汉奸大卖国贼燕人当然没资格。
做个小汉奸以他的知识储备，以他的文采，以他的兢兢业业勤勉尽职，绝对是能胜任的。
谁教你的只有做到中央委员才能做汉奸？不记得给各种鬼子带路的、做维持会的、做伪军小兵都是汉奸吗？当然了替鬼子做文宣也是汉奸。
汪精卫写绝命诗的时候确实还没投敌，但不妨碍以大汉奸做结论。
除非燕人自称中国籍是说谎，否则已经可以做汉奸结论了，并且是个没有影响力的，工作非常努力但又失败的微汉奸。
抄送@燕人@翼德
你真是@燕人的猪队友呀，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