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六十一) -- 王外马甲

再踏征程（下）

关于冀鲁豫军区8月大反攻，资料上是这样记载的，“自8月14日到24日，我军攻克县城18座、大小据点数十处，歼灭日伪军8600余人。至此，第一阶段任务胜利结束，边区大反攻进入第二阶段”。

这样的叙述当然没有错。但事实上，开封和新乡仍在敌人手里，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并没有完成，八路军就掉头北上、返回根据地了。

开封是当时的河南省会。日本投降后，开封城里的最高军事长官是“中将加上将衔”的庞炳勋（这位伪“河南绥靖公署主任”此时已成了“国军新编第一路军总司令”），只不过，他的手里只有一个保安团，其他的“国军精锐”都还远在数百公里之外。

8月15日这天，蒋委员长发表了那篇因“以德报怨”而闻名的抗战感言，在这段广播讲话中，他除了号召大家“感谢仁慈的上帝”，还大谈“和平”、大讲如何按照“基督宝训”的要求去“爱敌人”，要求中国军民原谅日本人。

对这番言论，刘大爷的看法是：“和平是假、勾结日寇是真”。

这个评价是否恰当，可以参考一下《杜鲁门回记录》中的一段话：“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因此，我们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的确，蒋委员长需要美国人撑腰，自然十分“感谢上帝”；需要日本鬼子帮他阻挡八路军，当然就要“爱敌人”了。

8月18日，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电令日军负责开封防务。21日，何应钦总司令接连向日军发出命令：“未奉受降主官之命令及通知之部队，日军应拒绝通过，并防止其强迫占领城市，否则各该地日军指挥官应负其责任”，“如果各地在指定之国军接收前，被股匪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我接受部队”……

因此，从8月21日起，日军与八路军围绕铁路线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针对这种复杂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8月22日指示各军区：“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

这个指示应该是非常及时的，但问题是，晋冀鲁豫军区刚刚建立（8月20日，由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军区合并而成），太行山上只有参谋长李达一个人在家守摊子，缺乏有效的指挥调度。冀鲁豫这里，中路军的统帅是宋任穷、指挥南路军的是王秉章，而王宏坤则带着北路军打到河北去了（这一路战果最好，攻克了邯郸），各部队打到哪算哪、各行其是，用邓小平的话来说：“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好多将军不在，都在延安开会”。

当时，比较乐观的想法是拿下开封城。开封的日本守军主要是110师团163联队、铁道第3联队第3大队（相原部队）、战车第3师团搜索大队（柴田部队）以及一些后勤兵站，如果八路军南北夹击，一举攻克开封是完全可能的。但自从22日接到中央指示，南北两路军就在攻城还是撤走之间犹豫不决，到了8月25日，国民党部队相继赶到，我军面临着被反包围的危险，原定的攻城计划就只能取消了。

应该说，45年8月份的时候，冀鲁豫八路军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没有做好两面作战的准备，前线的军事领导也还不具备指挥大规模战役的经验，致使部队在敌情突变的状况下仓促撤退，显得十分被动。

在前方，国民党军不仅逼迫八路军放弃了开封、新乡，还夺走了刚刚收复的封丘和延津；在路上，日军也疯狂实施拦阻（这方面的具体情况虽然不大清楚，但有这么一份材料——8月28日，何应钦专门电令新乡日军：不得将平汉路战事中俘获的八路军战俘擅自释放，应移交国军管理——可见当时情况之严重）。

更可气的是，冀鲁豫周边的伪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国军，庞炳勋（新一路）、蒋希斌（新77师）、秦润普（陕州先遣军）、康伯英（先遣第5军）、李英（中央先遣军）、王自全（安东先遣军）、郭井泉（临漳先遣军）、程道生（四县保安总队）……全都闻风而动，趁着八路军主力外出之际，向解放区腹地发动进攻（只有孙殿英和杜淑没参与此事），给冀鲁豫根据地带来了极大威胁。

好在中路军的八路军各主力团队都经过长期战争的洗礼，见势不对、说走就能走，但是，那些新编的部队、那些支前的民兵和那些跟随大军行进的群众可就吃大亏了。

骑兵团迅速回到黄河北岸，这时，部队面临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道路上一片悲凉，到处是匆忙赶路的人群、到处可以听到召唤亲人的哭喊声，许多熬过抗战八年的家庭，却在这时候失散分离；在路上，经常可以遇到掉队的人员，也能看见逃兵。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有的人慌乱了，先前整营整连入伍的新战士，这时候成班成排地逃跑。

骑兵团没有人逃跑，至少黑马连一个逃兵也没有。只是，通信员吴立然在这时候失踪了。

45年8月29日，骑兵团在新乡城外的西台头村打了一仗。当时，国民党新乡县保安团看见八路军撤退，以为有机可趁，居然主动攻击行军途中的十六团。由于敌军逼近、步兵部队不能恋战，就由骑兵快速出击，消灭了这个保安团，敌团长贺兰亭化装逃跑（50年被新乡人民政府枪毙了）。

战斗结束后，一连受命担任前卫，刘连长派通信员去和前面部队联系夜间口令的事，结果吴立然这一去就再没回来。等骑兵们追上十六团的后卫，人家都说没见到小吴，大刘知道坏了，别人或许有逃跑的可能，但吴立然绝不会当逃兵，一定是在什么地方遇到了麻烦。可当时的新乡是敌占区，联络不上地方干部、也没办法寻找失踪人员，部队只能继续前进。

小吴参军时带来的新鞋还没有穿完，就不知长眠在哪一片黄土之下了，那一年他十八岁，也永远是十八岁。刘大爷说，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沿途看见牺牲的战士倒在路边，好多都是和小吴一样的年纪，大家不知道他们临终前的情况、不知道他们的家乡在哪里、他们的家人也不知道自己亲人的遗骨葬于何处，但大家都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号——无名烈士。

从45年8月底到9月初，冀鲁豫的形势非常紧张。“大反攻第一阶段”的胜利成果已基本丢失，八路军仓促退回根据地、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骑兵团担任中路军的后卫，眼看着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的部队陆续赶到河南，如果敌人这时趁势北上、联手打通平汉线，冀鲁豫根据地的局面将不堪设想。

就在这万分紧张的时候，国军突然停止前进了。先是41军（曾甦元部）和40军（马法五部）、38军（张耀明部）为争夺地盘打了起来，接着又是“杂牌军”和胡宗南的嫡系部队闹矛盾，并且一直就折腾到了10月份。

八路军真是喜出望外，立刻利用这宝贵时机调整部署。一面迅速攻克滑县、汤阴、长垣县城，消灭袭扰解放区腹地的敌伪军，巩固了根据地（这就是战史上所说的“冀鲁豫大反攻第二阶段”）；一面抓紧整编部队、健全指挥机构、积极做好应战准备。

10月中旬，等国军再沿着平汉线继续北进的时候，刘伯承司令员已经回来了、八路军已经调整好了、上党战役也已经结束了。于是“邯郸战役”爆发，结果是高树勋起义、马法五当俘虏、其他副军长参谋长师长之类的被抓了一大堆——晋冀鲁豫军区终于夺回了战略主动权。

（国民党军的这次内讧，可以说是国军送给共军的一份大礼。有关的事说来话长，以后另外挖坑吧）

九分区围攻滑县和长垣县城，刘大爷他们没有参加。大反攻的第二阶段，骑兵团先是在平汉线担任警戒任务，而后又奉命到淇县打击“官老抬”武装。

淇县位于华北平原和太行山区的交界处，历史上是个出绑匪的地方。45年，国民党一位姓张的县长不知做了什么“招安”工作，居然将各路匪帮纠合成一支不伦不类的队伍，当地人称“官老抬”。

“老抬”就是绑匪，即便是官办的也没有多少战斗力，动用正规八路军主力团打这些小土匪，简直就是“雷公劈豆腐”，大材小用。可没想到，军分区的张国华政委和王晓参谋长还亲自带队指挥作战，并且对敌情非常重视。

这伙“老抬”都是当地惯匪，打起来容易抓起来难，八路军成天撵得鸡飞狗跳，一时半会的效果也不明显，把首长们急得不行。黑马连在淇县打过游击，熟悉环境，张国华就经常带着一连行动。有一天，老百姓报告说什么地方有把“磨子枪”（因为重机枪能转着圈射击，所以当地老百姓就这么称呼这玩意），张政委急忙连夜率队出击，把人抓起来以后才知道，什么“磨子枪”，是盗墓探地用的洛阳铲。

几趟下来，骑兵们就有点犯嘀咕：“别人在打县城，我们却在这里对付蟊贼，真没意思”。

9月20号那天，冀鲁豫军区作战科长赵晓舟（61年少将，解放军海军航空兵创始人之一）和骑兵团的组织股长李选贤来到黑马连，拿着花名册挨个查对“三保险”，凡是和日伪有牵连、和地主有关系、在运动中被斗争过的都做上记号。

刘合根是立过战功的，名字也被划掉了。他为此郁闷得不行，几十年后还要找李选贤讨说法，组织股长的理由也很简单——就因为当时听见他哼酸曲：“秋天鬼子来扫荡，遇到小脚大姑娘，走一步扭一扭，走两步晃三晃……”。刘合根大呼冤枉，说这是反对缠足的歌，妇救会的人都在唱。李股长乐了：“反正我从来没听过，不知道！再说了，你一个大老爷们，没事唱妇女儿童的歌曲干什么，活该倒霉”。

战斗任务还没宣布、战斗人员就先减少五十多个，刘连长不干了：“我们一连的人个个靠得住，天大的难事，要上一起上，要不去都不去”。赵晓舟一拍桌子：“这是命令！懂不懂？再罗嗦把你捆起来”。大刘于是不罗嗦了。

精选出来的人都换了新枪，全团数得着的好马也都补充到了一连，甚至团领导的坐骑也牵来当备用马，刘连长顿时明白这趟任务非同寻常。要知道，调换新枪还好说，可要是叫骑兵们把自己的战马让出来，却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啊。

淇门，是卫河与淇河的交汇处。

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诗人陈子昂曾经在这里写过一首《征东至淇门答宋十一参军之问》：“南星中大火，将子涉清淇。西林改微月，征旆空自持。碧潭去已远。瑶华折遗谁。若问辽阳戍。悠悠天际旗”——讲述了自己告别朋友、踏上征程时的心情。

时光转到1945年9月21日，九分区政委张国华、军区作战科长赵晓舟和骑兵团组织股长李选贤带领黑马连也来到这里，迎接参加延安七大归来、重返前线的共产党将领们。

下午四点左右，在渡口担任警戒任务的骑兵遇到了从太行山下来的护送部队前卫，领头的是个叫周泉的团政委。互相通报身份以后，张国华政委就跑去迎接首长了。

过了一会，大队人马到了，刘连长认出走在前面的有陈再道司令和杨得志司令，赶紧敬礼，结果这手一举到帽檐上，就再也放不下来了。陆续走近渡口的人群中有男有女、有穿军装的有穿便衣的、有单身一人也有带随从带警卫的。大刘既不认识也没人给他介绍，就趁着大家登船的时候乱猜测：象杨得志司令这样的首长只带一个警卫，那些跟着十个八个秘书参谋的该是啥样的领导？

过了卫河，太行部队就回去了，骑兵连接替警戒任务，到濮阳以后刘连长才知道，这些人群中包括：刘少奇、林彪、陈毅、罗荣桓、肖劲光、陈云、李富春、滕代远、林枫、邓华、李天佑……“老天，这要是出了半点差错，搭上我十个脑袋也赔不起呀！”。

那一天，有位领导在淇门渡口留下一首《如梦令》，正可以与陈子昂的诗句遥相唱和：

深沟 炮楼 铁卡

事实 嘲讽 笑话

日寇此封锁

怎挡我过如梭

寇贼今降

风展红旗如画

…………

从延安返回各战略区的七大代表很多，他们由太行军区护送过平汉铁路，再由冀鲁豫军区接到濮阳驻地休息，然后又安排护送到下一站。冀鲁豫军区这里由副参谋长潘焱担任总负责，接人的时候，先和太行军区约好联络点，有时候到淇门等候、有时候则需要深入到铁路以西接通关系，但无论如何都要保证代表们的安全。

冀鲁豫比太行山 “富裕”一些，七大代表来的时候行囊简单、随从寥寥，到了濮阳，军区就要给过路的领导配备警卫人员。那时候战士们的观念是“一切服从组织需要”，被选中的人没有二话，领一枝新驳壳枪、牵上马就去报到，指定跟谁就跟谁。骑兵一连就这么被调走了二十多个党团员骨干。

代表们还需要增配坐骑，马匹和走骡是从军区各部抽调来的，但也有领导愿意选择骑兵的战马。

在刘大爷印象中，喜欢高头大马的是聂鹤亭，喜欢骑快马的是肖锋，王从吾则愿意骑老实稳妥的，张际春脾气好，骑大马笑眯眯、骑骡子还是笑眯眯，湖西军区的邓克明司令脾气大，马匹过道沟时稍微犹豫了一下，他就生气要换成战马：“老子最讨厌胆小鬼”。

一连在濮阳的时候，驻地旁边是山东代表团。有一天，周纯全（当时是山东行署秘书长）过来看马，并且问大刘有没有牝马，刘连长就把边乔的“二小姐”牵出来（边乔给战马起名字总是“三公子”、“二小姐”之类的）。周纯全当时挺满意，谁知道晚上又把“二小姐”送回来，还说了一件事，把刘连长吓得不轻。

周纯全是想帮林彪夫人叶群挑选马匹，当时叶群正怀着孩子（是林豆豆么？），秘书长以为牝马就一定老实，骑起来比较稳妥，再加上这匹马很漂亮，于是就送过去了。估计叶群同志以前也是经常骑马的，当即手领缰绳、侧身踩蹬就往上跨，可没想到这“二小姐”和她以前骑过的马匹不一样，是专门训练过的战马，骑手从后面一踏马镫，它立刻就开步走，叶群没抓稳就摔了下来，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好在那时候林彪两口子都挺和气、没有责怪谁，不过，潘焱参谋长还是把刘连长骂了一顿，以后也不敢轻易调用战马了。

林彪和叶群住在军区司令部，当时还不知道自己要去东北呢。大刘到司令部去过几次，没见过大名鼎鼎的林师长，倒是经常看见陈毅军长和别人下象棋，据说陈军长棋艺很高，只有曹里怀参谋长能和他过招。43年，大刘在二连当排长的时候曾经参与护送陈军长去延安，那时候离得远、没看清人，现在总算有机会瞧个仔细了。

当时，濮阳城里也有走江湖的艺人，什么打小鼓的、弹三弦的、唱河南坠子的，都在河边划地摆摊。艺人们也懂规矩，在解放区表演的内容都比较健康，其中有一种说书戏是专唱“李岩红娘子”的，李岩是开封人，所以河南人唱李岩就和山东人演武松一样合理，这种戏是两人合作一拉一唱的双档，热闹，大刘最爱听。

有一天陈毅也溜达到河边去，搬个板凳听得津津有味，警卫人员得知以后连忙赶过去保护，因为这些江湖艺人中说不定就有特务，出了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演说书戏的看见来了这么多背盒子炮的，顿时吓得不敢唱了，陈军长站起来说：“唱李岩很好嘛，李岩关心老百姓，老百姓也就记得他，可惜李岩最后被坏人杀害了。现在也有坏人想杀我们，我们要吸取教训，要准备斗争！”。讲完就走了。

的确，要准备斗争。

针对国民党当局挑起内战的态势，冀鲁豫军民动员起来做好应变准备。宣传队和工作队走遍大街小巷、田野乡村，号召群众打消和平麻痹思想，勇敢地站起来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9月30日，骑兵一连接到了回团归建、重返战场的命令，刘连长带领着战友们告别濮阳、再踏征程。

在城外，他又遇见了吴立然的妹妹，小广播员正站在一个高台子上做宣传鼓动：“乡亲们！咱们才要和平，蒋介石又向咱们进攻了。他是全中国的恶霸头子，祸害百姓比村里的地主厉害多啦。

咱们可不是好欺负的，日本军阀都叫咱们打败了，还怕老蒋啥？蒋介石有三条大因难：一是人心不顺，犯了全国的众怒，人民不赞成他；二是士气不振，枪炮虽好，兵不能战也不愿打内战，三是钱粮短缺，连国民党的财政部长都说没办法。咱们有三大有利条件：一是人心归齐，二是士气高涨，一个兵顶几个用；三是粮草充足。再加上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好，只要齐心加劲干，就一定能打退蒋介石的进攻。

眼下，蒋介石正在调兵，眼看就要大仗，这个大仗打得好坏，关系很大。咱们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工农青妇会员、民兵和儿童团员要事事做到别人头里，起模范作用。

年轻的民兵同志要带头参军，不要挂家，不要怕这怕那，要有志气。妇女会员和儿童团、姐妹团员，要劝说自已的丈夫和哥哥参军，要积极参战、抬担架、送东西、慰劳军队和伤兵。各样工作不怕困难不逃跑不耍滑，保证做好。

在家的工农青妇会员要做好优待军属的工作，叫前方的将士安心打胜仗。一得了空儿，就接着斗争翻身，互助生产，有饭吃有地种，大家齐心有组织，后方巩固，前线才能打胜仗。

为了保卫咱们的家乡，保卫咱们的边区，保卫咱们的胜利果实，为了争回和平，咱们一齐起来干吧！胜利一准是咱们的！”

转过头，小吴姑娘看见骑兵了，她向哥哥的战友们挥挥手：“我们动员起来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大刘连长用力地举起拳头：“放心吧，准备好了！”

———— 完 —————

• 【镇河之宝】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