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社科类“学者”的通病-臆造数据和事实 -- autoeagle

一些富人甚至带有“政治光环”者，超生二胎三胎，对其处理最多是交点钱了事。

　　不仅如此，杭州市某街道计生委一位工作人员在谈到富人超生问题时，这位从事了近20年计生工作的女士抱怨，许多超生的富人就是用多种手段和方式与政策玩捉迷藏。而现在提倡文明执法，尽管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合法的，但其难度并不亚于以前的计生罚款。

　　“尤其不能忍受富人嚣张傲慢的态度。”这位女士告诉记者，早前有位男士，因妻子怀了第二胎而多次被街道计生办事处的计生人员征收其迟迟未上交的社会抚养费。有一天当计生人员再次上门做其工作时，他竟从皮夹里抽出一张银行卡扔到计生人员身上，并狂妄地说：“不就几万元钱吗，这里有10万元，你们都拿去好了！”

　　“别看这些人有钱，说话又牛气冲天，可真要向他们征收社会抚养费时，大都需要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做工作。”

　　在采访中记者获悉，这样的情况在许多地方都存在。而一些既想多生孩子，可又不想交纳社会抚养费的所谓富人、名人，大多就与政策法规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已有一个7岁孩子的张红（化名）是一家大型企业的部门经理，收入颇丰，与在机关工作的丈夫，在经济发达的南方城市中过着非常优裕的生活。但惬意的生活并未让他们知足，原因就是孩子太少了，“小家庭不热闹”。于是，张红夫妇俩决定再生一个孩子。

　　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很清楚违背国家法规会给他们造成怎样的影响，尤其丈夫还是个有前途的国家公务员，更不能以身试“法”。超生对于张红夫妇，不仅仅是单纯交纳社会抚养费的问题。

　　最后，张红夫妇想到了一个极不“厚道”的两全之计——通过关系，弄到了一张第一个孩子有先天性疾病的证明，于是顺利地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因为根据我国现行的计生政策：“经地级以上市病残儿童医学鉴定组织鉴定，第一个子女为病残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但医学上认为可再生育的”，是可以再生一个孩子的。

　　按照政策，张红的第二胎显然是“合法”的。

　　而像张红这样通过伪造证明来生育第二胎的，目前并不少见。而为了达到超生目的，各人采取的方式更是各显神通：有找人代孕超生的；有假离婚，让超生合法化的；也有人花钱“买”二胎准生证；有人伪造第一个孩子是收养的证明；更有人甚至借出国机会在国外生育，令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以规避国内计生政策……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高档小区内，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住户有不少。社区的标志成了一道高高的“法外墙”，阻挡了当地计生委的调查工作。

　　“以上这些事实很显然地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处罚对富人超生现象似乎并未起到应有的约束作用。”浙江万马律师事务所的吴春黎律师表示。

　　超生的两个理由：想生个男孩，一个孩子太孤单

　　富人、名人超生现象愈来愈严重，浙江社科院一位社会学专家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前生育“两孩”的意愿仍然影响着少数中国人，特别是先富起来的一些人。“受这种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儿女双全’、‘生男孩情结’仍然是少数富人名人成功之后的家庭梦想。”

　　“在经济许可的情况下，多生几个孩子应该是每个家庭的自主选择吧？”并不是不清楚国家的计生政策，但针对目前富人超生的说法，做生意的程家伟显然颇有微词。

　　他明确地告诉记者，他和妻子不会排除生养第二个孩子的可能。另一位接受采访的安小姐更是非常坦然地告诉记者，因为第二个孩子的出生，她早就缴纳过一笔“超生款项”了。

　　“没有什么传统影响，只希望能给孩子塑造一个有伴儿的成长环境。”安小姐在儿子11岁的时候，又意外怀孕了。家中长辈，包括他们夫妻都不想舍弃这个尚未成形的孩子。于是，安小姐为了能把孩子顺利生下来，辞去了外企财务总监的工作，并在家人的陪伴下住到了亲戚家里待产。在亲戚安排下，10个月后安小姐在外地一家市级医院生了个男孩。如今这个超生的小男孩已经5岁了，长得虎头虎脑，成了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宝贝。

　　“给孩子办户口的时候我被有关部门批评教育了一通，还交了一笔社会抚养费。”为了这两个孩子的生活与教育，再加上自己还要工作，虽然安小姐现在每天都忙得团团转，但她却认为很值得。“这没什么特别的，在我身边有许多年轻夫妻为了享受人生宁愿成为丁克，可是也有许多人想要更多的孩子。”

　　有关人士分析，导致富人、名人超生的主要原因，一是想生一个男孩继承财产，二是考虑一个孩子孤单，宁可挨罚，也要再生一个。

　　有钱人可以“买”二胎，超生贵族引发社会不满情绪

　　作为新的“超生游击队”，富人、名人超生现象严重地冲击着生育公平，引起社会不满情绪。“富人阶层的违法生育虽是少数，但影响极坏。”浙江省计生委一位处长认为，一旦超生成为富人、名人阶层的特权，必将给普通人带来公平感的丧失和情感上的倾轧。

　　一方面，富人、名人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逾越政策设置的障碍，让超生在无形中成为他们的“特权”。另一方面，超生一旦成为特权，又势必加大贫富差距拉开后的社会矛盾，使人们对计划生育的合理性产生质疑。

　　在杭州城西某一小区，从事化妆品代理生意的江某超生了一个男孩。由于婴儿总是闹夜，于是便有几个邻居联名投诉到物业，说婴儿深夜哭影响了他们的休息，并向当地有关部门举报江某的这个孩子是非法超生。

　　经该小区所受管辖的计生委上门调查后，证实江某新生的孩子确系超生，并且没有按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因此，江某不但为此缴纳了一笔为数不小的社会抚养费，同时还被计生人员批评教育了一番。

　　事后，江某对记者说，其实他知道是谁在背后举报他。因此，江某和几位被他列为“嫌疑人”的邻居之间的关系一下子搞得非常僵，甚至还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过几次架。

　　“生二胎碍了他们什么事？”江某感到很委屈，他认为自己既然交了社会抚养费，也就尽到了社会责任，同时也合理合法了。但他不明白邻居们为什么还老爱在私底下拿他的“超生”说事。

　　而与江某住在同一小区的郑某却对他很有意见。郑某曾悄悄对记者说：“有钱也得遵纪守法啊，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不就他江某有几个钱，就可以例外！”

　　显然，江某的超生行为对郑某及其他一些小区住户来说，产生的心理冲击是不小的。有钱人可以买车买房甚至还可以“买”二胎，这让不少人看在眼里，难免心酸酸牙痒痒。

　　浙江省计生委宣传处处长徐文平认为，虽然富人、名人只占少数，但他们的生活在社会上却有极大的影响力，也很容易对普通民众造成示范作用。如果长期放任其超生，人为使得财富数量、声望值与人口出生量成正比，人口出生的“两极分化”情况必将严重，并会由此造成社会局部的一些不和谐因素。

　　“同样，富人、名人超生越受社会关注，就越能引起整个社会经进步的生育观念倒退，不仅会给计生工作带来更多波折，也会破坏政策条规的公正与平等。”徐文平说。

　　他说，与此同时，人口素质、结构、分布与人力资源开发等问题相互交织，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就业人口高峰造成就业压力持续增加、养老保障需求增长等问题将更严峻地考验社会，并也都将进一步加剧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

　　“时代的发展对计划生育工作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徐文平说，在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越来越需要用“理性的本能”，让人类的正常生育秩序不被打乱，同时，也应让先进而文明的生育文化理念来促进人口的和谐发展。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把基本国策，平等地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这更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