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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现代金融发现中国财富(一) -- 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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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六)计划经济的财富分配

(六)计划经济的财富分配

一个城市工人,在改革开放时代前的典型生活是简单的,而以历史的标准来看,又是特别的。他进工厂当学徒工,一个月拿18元。转正后变为二级工,然后一直拿38.61元的工资十多年不变,和全国其它地区的二级工一样。这也不算少,一般人技朮级别再高,工资也不会过百,如果一年能存下100元,那是非常好的收入了。但钱对他的生活并不关键。每个月,作为重劳力,他能得到40斤的粮票(小学生24斤,中学生27斤,高中生28斤),在外面吃饭也得交粮票,不然有钱也没用。肉票一个月约一斤半,五六毛钱一斤。买肉是件大事,只能由卖肉的看着给,想要油水足的肥肉不容易。其它紧缺商品一般也要票,如布票、豆腐票。高档次烟酒也要票,但“大生产”之类的几分钱一包的烟不要票,是主要的消费品。一群人坐下,开抽的话要散一圈烟。几毛钱一斤的散装酒、低价酒也不要票,喝的人要少些。他的主要生活梦想是“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这类奢侈品要花不少钱,如“上海”牌手表,得一百多,但主要不是钱的问题,得好几张票,一般要几家人凑,还要托关系才买得到。

总的来说,在正常运行状态下,他这个城市工人的生活是安逸的。必须的生活用品有国家按人头发的票据,住在单位宿舍,结婚了单位发个杯子分个小房,小孩们一起上学,外出用工作证,病了由单位派人安排,生活没有什幺好担心的。文革以前还有些上进心,按照苏联传过来的激励法子,工人拼命解决了生产问题或者技朮问题,可以涨级别加工资,但文革后变成统一混年头划杠杠。这也有好处,无论能力高低,大家都差不多,生活稳定,用不着奔忙。虽然说吃穿用都不怎幺样,可大家都如此,也比旧社会好多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能享受高级领导干部的特供体制,一般人不知道,知道了也没啥话好说,打江山立了那么大功劳。这种状态下,他确实不用考虑挣钱多少的问题,现代金融对他没有意义。他可能要考虑的是怎幺搞些票来改善生活,或者怎幺和卖肉的搞好关系。

相对于城市工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里的农民,他的生活就比较糟糕。首先他没有粮票,国家只给城市户口发粮票,农民进城办事要开介绍信,不然没法混,吃饭都只能挑谷子进城自做。集体生产收获粮食以后,要“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吃饭问题对他来说,有时会是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搞不好要去讨饭。至于挣钱,那也是一个没指望的事。集体生产,记工分,干一整天,壮劳力才能搞到十个工分。如果一个月能分到十元,那就是非常高的收入了。住的是和以前差不多的茅草屋,点的是煤油灯,也和以前差不多。公社慢慢有了小学、中学,虽不是全部小孩都能上学,这个比从前还是强多了。毛主席派来了赤脚医生,靠红药水或者草药针灸对付一下,比过去好,但也就这样,和城市工人的待遇没法比。他非常羡慕城市工人的生活。他很不满意的是,自己想种点什幺养些什幺,没啥自由。他也和其它人一样,干集体的活偷懒,不太认真。

从以上所述工人农民的典型生活状态(如有差错或者补充,欢迎指出)可以看出,他们都没有什幺个人财富可言。和发达国家相比,或者与中国现在一般民众的财富水平相比,都接近于零。之所以工人比较安逸,农民很羡慕,是因为国家安排的户口制度以及票据制度。我们说得粗一些,他们的劳动剩余被国家拿去,重新分配了。毫无疑问,这与我们第三节描述的现代金融机制完全不一样。从民众生活来说,在正常运行状态下,到是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类似之处甚多。只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太多,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与苏联东欧没法比。

既然民众财富水平接近于零,又没有战乱,工人农民都在干活不断创造着剩余价值,那么控制整个国家的政府想必就能积累不少财富。政府再把这些财富合理分配,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集中力量,该平均分配的时候平均。要集中力量发展军工保证国防,要集中力量搞工业化,都是顶天的大道理,不可能不正确。民众消费上也确实是比较平均分配的,都快绝对平均了。理论上来看,应该比前面所述的现代金融机制下,民众出于图利的目的乱哄哄发展要好得多。可以预先断定,国家整体实力一定会发展得快得多。至于民众生活水平,可以先忍耐,等国家实力上来了,就好办了。唯一不太好解释的,是党政军高级干部的特供制度,似乎与宣传中的人人平等有些矛盾。但这应该不是关键,“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没多少人,宣传上用点手法,强调领导干部的同甘共苦,应该不难控制住。等国家工业化了,让机器干活,那要什幺有什幺,差不多就共产主义了。

如果以空对空地辩论,我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为什幺现实世界中现代金融机制会取得完全的胜利。南街村书记王宏斌说,一口大锅做饭好,还是分锅做饭浪费资源好,这不是明摆着的么?老王的这种朴素逻辑基本上是无敌的。不过我们还是应该探究现实世界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满足于看上去很好的理论。

可以从两方面去解释,一个是用社会主义国家本身的标准来看,为什幺这一套最终搞不下去了,这个角度的解读以前写过。中国政府把民众分成工人农民组织起来(知识分子算工人),这个到是办成了。但政府把民众创造的财富收上来办的事,实在是太乱,自己人也受不了。秦晖把它叫作“大哄大嗡”的计划经济,就是不讲科学,胡上乱干,拍脑袋决策,到了极端混乱的程度,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都算是最混乱的。这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气氛脱不了干系。再怎幺粉饰,那个时代也是历史罕见的极端政治化的时代。政治斗争频发,政治直接干扰经济,政治代替科学,扭曲逻辑代替正常的简单逻辑。这种极端扭曲的政治气氛下,不要说毛泽东晚年的决策经常离谱的很,就算是正确的指示,下面头脑发热歪曲理解搞成“大哄大嗡”,并不奇怪。这些历史事实铁证如山,已经写在共产党的历史决议文里,相关文献浩如烟海,完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想要挑战是不自量力。总的来说,就是政治失败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现在否认这些事实的左派少了,他们一般是用种种奇怪逻辑绕过去。例如说,是美苏封锁老毛想要快速发展,所以着急了一些弄成这样。又或者说,老毛老了,最终没有斗过短视的邓派,不然再坚持坚持就好了。种种奇怪理论,总之是说昨是而今非,可惜老邓中断了老毛的宏图大计。

一个物理学家说,有时旧的物理理论最终被新的理论代替,不是因为新的理论在争论中胜利了,而是因为相信旧理论的人都死了。连硬硬的物理都会这样,政治经济学更是如此。争不出个所以然,干脆就“不争论”。但历史证明,该胜利的还是会胜利。中国现在的现实就是如此,计划经济作为一种全面的理论,信的人少多了,不太行了,我们也可以心平气和的谈它的问题。非要它的信徒改变观念,没有意义。现在也没几个国家搞计划经济了,再过些日子,它就完全成了以空对空,彻底玩完。

另一方面,也可以从现代金融的角度去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没有弄成“超现代”,而是变成了历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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