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毒品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被禁的历史(6) -- 黄河故人

蒙疆地区

蒙疆是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管辖的地区，东与伪“满洲国”相接，北与蒙古接壤，西达宁夏省界，南至长城一线，包括察哈尔省、绥远省的全部以及山西省北部的大同地区，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1939年

1936年前后蒙疆地区被强迫大面积种植罂粟。1939年到1945年，日军和伪政权通过调整鸦片政策，实行清查制、

“大鸦片政策”，致使蒙疆地区鸦片烟毒极度泛滥。

1934年2月，日本驻察哈尔特务机关首脑松室孝良大佐在《满洲国邻接地区占领的统治方案中说，蒙古地区产业以畜牧为主，但目前仍处于原始游牧状态，目前能做到的只是鸦片专卖。1935年12月，日军占领察哈尔省张北县后，

随即颁发文告，诱导当地民众广种鸦片。鸦片暴利是伪蒙疆政权的重要财源之一。1935年绥远省全年财政总收人为838万元，而鸦片收入竟达370万元，占全省财政总收入的44％

1936年，，日军指使伪县长发布公告，对种植者给予下述奖励：(一)按要求种植罂粟者，免征地租；(二)种植5亩以上者，除上述(一)中的奖励外，免除强制兵役；(三)种植2O亩以上者，除上述(一)、(二)奖励外，由县政府发给名誉证；

(四)种植50亩以上者，除上述(一)、(二)、(三)中的奖励外，授予村及地方长老资格，登记为县公职候补者；(五)由日本商行及地方伪县政府联合主持，成立各县鸦片配给合作协会。1936年开始，张北县城附近的东西关、马场房、九卜树、脑包底、北树湾、武老二房子、龙王庙、

杨家营等村庄，利用土质肥沃的上等土地种植鸦

片。大烟种籽由日本占领者提供，并且由有种植鸦片经验的中国东北人进行技术指导。，每年春季都由烟征股组织警察和乡保人员逐户登记造册，分配任务，丈量面积，而且按土地质量划分等级，以亩数定产量，以产量定缴数。夏季收割时，先由各乡村自行组织收集，然后集中上缴到烟土组合(日伪政权设立的收购大烟的专门机构)，算作交“官烟”。日伪政府宣称：烟农如交齐官烟，即奖赏旱烟、麻纸、麻布等物资;如不按时上缴或交不够者，轻则灌辣椒水，重则被吊打.

1936年11月，日军支持下的伪蒙古军进攻绥远，企图控制绥远省的鸦片收入。但是，伪蒙古军被傅作义率领的中国军队

击败。日本控制绥远鸦片收入的图谋暂时未能实

现。

1931年至1935年日军酝酿在蒙疆地区大量种植鸦片。在日伪纵毒政策刺激下，从1936年起蒙疆开始大面积种植鸦片，到卢沟桥事

变爆发之前，日伪在蒙疆地区的鸦片种植和毒品走私已初具规模。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日军攻占张家口，9月4 日建立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的第一个傀儡政权——察南自治政府。。10月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在给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首领松井的指示信中提出，“要确立当地的鸦片和盐务政策”，尤其关注筹措蒙疆财源。1937年12月，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公布《鸦片

业务指导纲要》，宣扬扩大鸦片生产是为了“发展战时医疗事业”，重申多种者“可免除地租、兵役”。还可授予“地方长老”称号或发给“荣誉证书”等

1938年5月13日，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公布，的《京津商人入蒙购买鸦片要领》中规定，平津商人须持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证明书，方可在蒙疆地区购买鸦片

通过实行鸦片申报制及许可证制，划定了鸦片种植区，刺激和鼓励了鸦片生产。1938年蒙疆鸦片种植面积至少有50万亩，晋北年产鸦片60万两。察南年产鸦片250万两，内蒙古年产鸦片870万两。根据日军的指令，1938年蒙疆输出鸦片共计9 854 799两，绝大部分向平津输出。

1939年“6月的某一天，时在仙台税务监督局关税

部任部长的大平正芳（没错，就是那个曾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奉调回东京，随即出任兴亚院蒙疆联络部经济课主任，并且与6月20日到任。大平正芳去世后，大平正芳财团于1984年编著出版了《大平正芳传》。该书中有“在中国大陆”一章，也仅仅提到“蒙疆向上海和天津出口罂粟制成的鸦片”。但稍加分析即可从中看出大平正芳被派往蒙疆负有开发鸦片的使命。1939年张家口、大同、厚和被指定种植罂粟1011 000亩，预计产量20 220 000两，预计收缴量7 563 000两 。蒙疆逐步成为日本占领区中最大的鸦片生产基地和对东北、华北、华中、华南毒品的主要供应地

烟农所收的鸦片由土药公司收买，土药公司是伪蒙疆政权的“国营”公司，它利用原鸦片商的组织和资本，总公司设在张家口，并在归绥、张北、崇礼、兴和、多伦、集宁、托克托、萨拉齐、包头、丰镇等地设立分公司。鸦片的分配由清查总署担当，清查总署指定原鸦片膏商为配给人，并收取营业税。

1939年日军侵占包头市后，指使伪军以开设俱乐部为名，大开烟馆、赌场。先后开业的大烟馆多达300余家，几乎每条街都可以看到红灯笼作为幌子的形形色色的烟馆。就连药房也出售毒品。日伪政权规定，当地农民每户种大烟

少则1至2亩，多则30至40亩。此外还有不少汉奸武装、土匪和帮会占地开种罂粟。1939年以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管辖地大肆推行罂粟种植政策，种植面积达9O万亩，年收鸦片4 000多万两。1940年起，为了筹措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经费和因战争爆发带来的毒品短缺，日本兴亚院总部在东京数次召集鸦片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蒙疆的鸦片种植。1940年10月大平正芳回日本，

得到兴亚院的进一步重用，担任了兴亚院总部联络部第二课课长。1941年，蒙疆地区鸦片种植面积扩大为90余万亩。

1943年春，日本在东京召开亚洲大陆各地区鸦片会议，会上确定把伪满洲国和蒙疆作为鸦片生产地。1943年6月3日的《新华日报》载文指出，日本在包头开设公司，建立大规模制毒工厂，高价收买大宗鸦片，供其工厂提炼毒品之用。同年9月，日本大东亚省召开的中国鸦片供需计划商洽会议决定，在蒙疆收缴鸦片500万两，向华北、华中、华南、香港等地输送。之后日本更加疯狂，1944年张家口署种植罂粟3O．8万亩、大同署种植罂粟39．4万亩、厚和署种植罂粟93．8万亩。张家口近郊的万全县1944年种植罂粟5万余亩。

日本帝国主义在蒙疆地区实行的毒化政策，是其灭亡中华民族“既定国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侵略者一方面是用飞机大炮的狂轰烂炸在残杀我同胞，灭亡我国家，同时还用鸦片白面的私贩偷运来毒害我同胞，灭亡我种族；前者是我中华民族生存的大敌，非全力抵抗不可，后者也同样是我中华民族生存的大敌，非全力禁绝不可。要求得民族的生存，不但要从日本侵略者凶残的屠杀中解放出来，同时也要从它恶毒的谋害中解放出来。“禁烟与抗战同样是民族解放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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