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民国旧事――湘人治湘之一 -- 阿康

民国旧事――湘人治湘之一

谭延贻电视剧《走向共和》在央视播得热闹非凡，勾起了我的许多联想，看到维新的、革命的、保皇的死掐活掐，就为了到底是还要不要供着个皇上，费多大劲，死多少人！总算走向共和了，可然后呢？都知道然后就该军阀混战了，混战到把中国那点原本就很可怜的国力消耗殆尽，直到把日本鬼子给招进来差点亡了咱中国。现在咱就以湖南一个省来作例子，说说这走向“共和”、建立民国之后的事。

话说辛亥年武昌首义，新军造反，为首的是孙武、蒋翊武二位，可他们为了能够牢固控制新军，硬拉出一个黎元洪当了首领。那黎元洪可是被枪顶着脑门，硬架到革命领袖位子上的。在这之后，袁世凯的军队南下镇压，跟革命军打了个平手，隔着长江对峙的时候，接着出了什么事？接着就是长沙二义啊！不要笑，史书上真是这么叫的，有首义就该有二义嘛。说的就是湖南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也造起反来了！其实当时湖北和湖南是同时发动的，约好了哪边条件先成熟，哪边就先干起来，而且第二家必须十天内响应。结果武昌先动手，于是辛亥革命就此算在湖北账上了。湖南这边的革命首领也是两个人，一个叫焦达峰，一个叫陈作新，也是在新军里头发动，率领新军第49协，登高一呼就把巡抚衙门给占了，把当官的杀的杀掉，撵的撵走，自己宣布就任湖南正副军都督，就算成了事。

可湖南还有一股很强的势力，就是所谓立宪派，头头的名字叫谭延贻，这人可不是等闲之辈！谭延贻，字祖庵，号畏三，湖南茶陵人氏（茶陵在湘东井冈山区）。他的爸爸叫谭钟麟，以翰林出身，当过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谭延贻在光绪30年（1904）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本来是要点状元的，因为他不但文章好，而且一笔字也邪得极漂亮。可就在慈溪老佛爷要下笔圈点他的名字时，看到谭延贻是湖南人又姓谭，一下子想起了那个叫她不高兴的谭嗣同（浏阳人），就改点了另外一位字写得也好的刘春霖。刘先生的字似乎还不怎么能和谭比，这也许是后来谭官当大了，影响评价公正性的原因吧。谭延贻就这样被降级点了“会元”，那年他24岁，就进士及第，像他爸爸一样，也授翰林院编修。他在慈禧亲自主持的丁未新政中，是积极的立宪派，当上了湖南的“谘议局”议长。在辛亥革命暴发之前，他在湖南投入了“保路”运动，与四川遥相呼应。在保路失败后，谭对清廷十分失望，才有了革命的想法。但当时各省的立宪派都是与革命党政治主张明显不同的，他们主张“文明革命”，“换旗换印”而已，说白了不想让泥腿子主事，要革命也该是世家大族做主，换主子不坏尊卑秩序。可无奈焦达峰、陈作新掌握了新军的武力，谭延贻只有一帮穿长袍的跟着他起哄，所以一革命，都督先让焦达峰给当了，谭延贻心里当然很别扭。

焦达峰却根本没顾得上照顾谭延贻的情绪，他忙着实践前约，组织军力支援湖北前线。谭延贻也没闲着，召开他的谘议局，要成立军政、民政机构，要搞省宪法，其实是为了限制都督权力，与焦陈争权才是本意。事也凑巧，后从邵阳赶到长沙的新军第50协（团）第二营管带梅馨，向焦达峰要求升官被拒，心中怀恨，转而投到谭延贻门下，谭自然求之不得，与之密谋去焦之计。焦陈浑然不觉，继续将忠于自己的新军第49协主力悉数派往湖北，使自己身边失去了自卫的武力。事实上如果不是湘军及时援鄂，湖北的革命军是很难支撑下去的。当时袁世凯的军队已经攻占了汉口，大炮的火力隔江控制着革命军占领的汉阳与武昌，革命军中已经是军心动摇，面临随时可能崩溃的局面。而湘军的到来对于稳定军心，是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的。同时对于袁世凯也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威慑，正是湘军的及时增援，才使得袁不敢急攻武昌汉阳，给革命军一方留下了生机，继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有了等待全国响应，促清廷倒台的可能。可湘军挽救了辛亥革命，却将湖南的革命功臣焦陈二人置于险地。梅馨正是利用了这个局势，派出死党，将焦达峰及陈作新一举杀掉的。焦达峰死时年仅24岁。那个血腥的日子是1911年10月31日，离武昌双十首义仅仅21天。焦达峰至死不明白，敌人除了来自于他切齿痛恨的清王朝，原来还有可能来自于自己所在的营垒。

当梅馨手下的士兵抬着一顶匆匆找来的破轿子，趁着暮色跑到谭延贻家里要抬他去都督府上任的时候，谭延贻因为不知道来的究竟是哪边的兵，竟吓得嚎啕大哭，死赖着不肯出门，直到向老母妻儿恸哭辞别，才被摁到轿子上抬到了都督府。等他闹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当然立刻笑成了一朵花。谭延贻就此出掌湖南大权。大伙儿瞧瞧，他这出山时的情况，与黎元洪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谭延贻可不像只有一腔热血的焦达峰，他十分知道该怎样巩固自己这侥幸到手的权力。他首先将鼓噪不平的新军第49协全部调集送上湖北前线，一方面表示自己坚决革命，另一方面使因焦陈遇难而仇恨自己的异己武力远离身边。接着他把第50协中的不满份子也编成新的编制，全都送上前线了。对于杀焦陈二人，究竟是不是谭延贻主谋，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从谭当上都督之后，不但不惩办梅馨，反而升他为协统（团长），还奖了他五百元，已可见蛛丝马迹。

谭延贻虽然把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新军都支走了，但他还有另一块更严重的心病：湖北的战事胜负未定，这命到底是否算是革成功了，还很难说呢。他明白袁世凯才是中国当时最强大的武力拥有者，匆忙拼凑起来的革命军不一定是袁的对手。于是在湖北两军僵持之际，谭延贻也没闲着，他以湖南都督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促使各省参加反清起义。特别是广西巡抚沈秉?遥?他本来就是湖南人，更是谭延贻做工作的重点对象。因为广西如果从南面出兵攻击湖南后路的话，大部兵力已抽调援鄂的湖南，就有可能首先崩溃。谭延贻对广西又是发电报，又是直接派人说服，很快就争取到沈秉?业男?布独立。接着谭延贻又以同乡之名，劝说福建巡抚孙道仁起义。最有意思的是，他竟然写信威胁孙道仁，说你要是不跟着我们与小皇上翻脸，我们就在湖南把你家的房子充公，把你家的祖坟给刨喽！孙道仁没辙，也通电独立了。接着各地宣布独立的消息就此起彼伏，纷纷不断了，据说连云南蔡锷起义，也与谭延贻的督促有关。瞧瞧，爱新觉罗丢了天下，真是跟喜欢折腾的湖南人关系不小呢！而谭延贻想多拉几个人壮声势，即算造反不成上法场也多几个陪绑的这种心理，其实比革命党只知道拼掉自己脑袋的傻劲，要管用多啦！

之后就是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谭延贻开始了他第一次春风得意的督湘主政。他一方面与黄兴、宋教仁这两个湖南老乡拉上了关系，摇身一变当上了新成立的国民党湖南支部的支部长，另一方面又通过同样是湖南老乡的熊希龄，与袁世凯暗通款曲，又是通电拥护袁就任首任民国大总统，又是输银百万元赴京，解决袁政府的财政困难。于是袁世凯也投桃报李，宣布正式任命谭延贻为湖南都督。谭延贻那一阵子肯定是感觉最好的时候，他本来就是书法造诣不浅的人，这时候更是不时赐人墨宝，抒发自己的愉快心情。他还极喜欢骑马驰骋，有宝驹四匹，两匹纯白的号大小白龙，一匹黑的叫风云飞，还有一匹四蹄踏雪的，叫做乌云盖雪。这时候谭延贻给自己刻了两方闲章，一方上面刻的是“生为南人，不能乘船食稻，而喜餐麦跨鞍”，另一方上刻的是“马癖”，他给人写的字上都要盖上这两方印章，其得意之状难以掩饰。可他身为一省之尊，见识到底有限，哪玩得过掌控中国全局的袁大头啊？谭延贻本来就主张“文明革命”，这会儿民国建立了，他就真心实意地想要裁撤军队，发展地方经济了。他建立了省议会，颁布了新刑法；兴办了大量的民营及省办的实业，修筑了第一条湖南的公路――长沙至湘潭公路；废除清朝的田赋制度，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还拿出经费大办教育，选派公费留学生，为湖南的建设培养人才。谭延贻还极力推行移风易俗的新风，命令限期剪掉清朝的发辫，不许妇女继续缠足，严禁种植吸食鸦片。谭延贻这一套开明政治，搞了仅仅三年，到1913年就风云突变了，这一年袁世凯派人刺杀了一心一意搞议会民主的宋教仁，使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之决裂，准备重新发动革命推翻袁的统治。

可要与袁世凯摊牌，就得有足够的武力，而湖南经谭延贻的大裁军之后，哪里还有足以与袁抗衡的军事力量？幸亏时任湖南军事厅长的程潜抓紧时间，编练了三个步兵团及一个炮兵营，加上原来剩下的唯一一个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总共不到两个师的兵力。谭延贻觉得这点力量绝不能与袁世凯翻脸，所以一直不肯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宣布湖南独立，而周边的赣、苏、皖、闽、粤、川等省，都已纷纷在国民党人的控制下宣布反袁独立了。谭延贻拖了半个月，最后在大家的逼迫下，才不得已悬挂出了讨袁军的大旗。可紧接着的就是江西、江苏传来的讨袁军失利的消息。谭延贻为了减小袁世凯对自己的恶感，努力设法削弱省内反袁的声音，寻找机会取消湖南的独立。没多久黄兴在南京兵败出走，湖南的反袁派也不得不偃旗息鼓。谭延贻连忙宣布取消独立，并给徐世昌发去密电，说“湖南独立，水到渠成，延贻不任其咎；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贻不居其功”，一副颇为有趣的自解自辩的样子。可袁世凯对谭延贻首鼠两端的态度毕竟不能释怀，还是命令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率军进入长沙，取谭延贻而代之。谭延贻只好在黎元洪、熊希龄的担保下入京待罪，被袁判了四年有期徒刑，后经黎元洪求情，才准其特赦。

谭延贻先后避居青岛和上海，听到的都是汤芗铭为害湖南的坏消息。他知道自己三年督湘，推行开明政治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全被汤芗铭这个袁世凯的爪牙摧毁殆尽，真是欲哭无泪。他只能苦苦地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这一等就等了三年，直到1915年蔡锷在云南树起反袁护国的大旗。这时程潜向云南护国军借了一个营的兵力，取道贵州进入湘西，沿途不断收编，很快就拥有了三旅之众。广西陆荣廷的护国第二军也进入湘南，向北挺进。在这样的局势下，就连汤芗铭这样的袁世凯死党，也不得不宣告湖南独立了。这对于袁世凯可以说是最致命的打击，就在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之后仅一个星期，袁世凯就在忧愤与病痛交加之中死去。汤芗铭当了三年湖南都督，杀了16000多人，湖南人恨不能吃他的肉，现在他虽然也算参与了倒袁，但仍得不到湖南人的原谅。程潜等挥军攻汤，汤兵败逃出湖南。谭延贻在新大总统黎元洪的任命下，开始了第二次督湘。

谭延贻有了第一次督湘因手中无兵失权的教训，本该是要狠抓军事力量的，但他这时却又有了一个新的心腹之患，那就是驱逐汤芗铭功劳最大的程潜。谭利用北洋政府段祺瑞提出的裁军方案，将程潜派别的军力裁撤一空，把失去兵权的程潜暂时赶出了湖南的政治舞台。可谭延贻没想到，自己在北洋政府中的靠山黎元洪，却很快被国务总理段祺瑞架空，接着干脆被赶下了台。段祺瑞决心武力统一全国，要“兵下两广，饮马珠江”，首先就要打通湖南的通道。他下令免去谭延贻的湖南督军一职，以自己的小舅子傅良佐代之。谭延贻知道失去督军这个掌握兵权的职务，仅仅一个空头省长是当不下去的，于是灰溜溜地化妆逃往上海。他这次从回湘主政到出走，一共不到一年的时间。

段祺瑞一意孤行，废除《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准备武力统一全国。孙中山南下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就任大元帅。程潜受孙中山委派，从广东潜入湖南，召集旧部，当上了湖南护法军总司令。湖南境内一场混战，几经周折，程潜率部攻占长沙。可北洋的直系与皖系这时联起手来，曹锟、吴佩孚、张敬尧等几路大军杀奔湖南而来。而护法军方面湘、桂、粤三省军队却不能协调一致，在程潜的湘军在岳阳一线死战时，留守长沙的桂军却大肆劫掠一番后，匆匆退回广西去了。程潜独立难支，退守湘南，长沙被张敬尧所占，就任湖南督军，开始了对湖南的又一轮荼毒。

张敬尧当了湖南督军，吴佩孚是不服气的。这就重新暴露出直皖两系军阀间的矛盾。另一边，护法军的湘桂两军间，也因桂军未战先逃，扔下程潜不顾其死活，相互交恶。于是谭延贻又得到了新的出头机会。广西陆荣廷不愿湖南落到记恨自己的程潜手中，宁愿让未参与护法战争的谭延贻出山；吴佩孚则为了打击张敬尧，暗中支持湘军与张作对，也与谭延贻拉上了关系。于是发生了莫名其妙的程潜“通敌”事件，一个从北京来的段祺瑞密使在湘南被抓住，从他身上搜出了段祺瑞给程潜的密信。程潜难以自辩，只得出走，将军队交给了谭派的赵恒惕。谭延贻随之抵达湘南重镇郴州，就任湘军总司令。不久直皖两系矛盾进一步激化，吴佩孚、张敬尧先后退出湖南，谭延贻和赵恒惕于1920年重新回到长沙，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督湘。然而这次谭的督湘却是最短的一次。原因首先是他对赵恒惕承诺的让他当湖南督军的诺言没有兑现，使赵心存嫉恨；另外谭延贻与孙中山统一全国的宗旨相悖是更为重要的因素。谭延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推行“联省自治”，而孙中山却极力要搞“联省北伐”，统一全国。这样一来，冲突在所难免。孙中山派往湖南的周震鳞，策动对谭不满的赵恒惕、程潜两派军人，联合倒谭发动兵变，谭延贻知大势已去，辞职离湘，前后不过不到半年时间。

这之后谭延贻虽再无督湘的机会，却又有过一次与自己原来的一手扶植起来的赵恒惕兵戎相见的战事，史称谭赵之战。原来赵恒惕在当上了湖南省长兼督军以后，全盘接过了谭延贻的主张，搞起了湖南自治，又是立省宪法，又是搞民选，给自己长期主政湖南找合法依据，于是成为了新的北伐拦路虎。1921年孙中山统一了两广，在桂林设大本营，准备出兵北伐，赵恒惕却以湖南自治为名，派出省议会议员团，赴桂林请愿，阻挠北伐军假道湖南，迫使孙中山只能取道江西。孙中山对此十分愤怒，说这是“一为阻我前进，一为断我归路”。而这时蜗居上海的谭延贻，又恰恰在运动推翻他的周震鳞的引荐之下，重新加入了国民党，晋见了孙中山。孙中山认为谭延贻能够改过自新，将他委为讨贼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让他主持湖南一切军政事务。其实，赵恒惕这个“民选”省长固然是胡乱贿选得来的，但谭延贻受孙中山委任，更是视民意如无物，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间，可不管怎么说，这仗是又打起来了。谭延贻策动旧部与赵恒惕作对，宣布放弃自己曾极力主张的湘省自治的政见，服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北伐政策。赵恒惕则宣布成立湖南护宪军（维护省宪法），与之对抗。两方打打谈谈大约三个月，各有胜负。要不是广东孙中山那儿出了更大的事，这仗还不知要打到什么时候去呢。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围困广州，急令谭延贻率讨贼军回援。谭延贻率部退出湖南，杀奔广州救孙中山的驾，于是湖南才重新被赵恒惕控制。

谭延贻的湘军解了广州之围，后又参加东征、北伐，真成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后编为北伐军第二军，倒也算是谭延贻走上了“正途”，修成了“正果”呢。他被孙中山任命为湘军总司令兼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凡是孙中山交办的重要文件，谭都要亲自拟稿。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谭历任中央执行委员。他后来还当过蒋介石委任的国民政府主席，后又当了行政院长。其实谭延贻能够被孙中山接受，成了国民党的要人，还得说是孙中山肚量大，能容人。因为谭延贻的父亲谭仲麟当两广总督时，正赶上孙中山的兴中会组织第一次武装暴动，时在1895年（乙未），史称乙未广州之役。此役的主要领导者名陆皓东，是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之一，“青天白日旗”就是陆在乙未之役中首次使用的，所以孙中山后来对此旗情有独钟，定为党旗。可陆皓东在乙未之役失败后，就是被谭延贻的老爹谭仲麟给杀掉的。这样说来，谭家与孙中山有世仇。而孙中山在1921年后真诚地信任谭延贻，谭延贻也忠诚地服膺三民主义，至死未背叛，也算是他们二人化敌为友成就一段佳话了。

谭延贻写一笔很不错的颜体字，又学过清代钱沣的变体（钱沣就是电视剧《乾隆王朝》里那个处处煞风景的书呆子御史），他的书法连光绪的师傅翁同??都亲口向他老爹谭仲麟称赞过，可见不是一般水平。谭延贻是但逢有人求字，有求必应，所以墨宝存世不少。据说他写条幅时并不用桌子，只叫两位卫兵把纸悬空拉直平展在他面前，他就下笔了。南京中山陵迎门处那两行大字“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於此”就出于谭延贻之手。谭延贻还被当时人评价为“柔愎自用”，说的是他处世圆滑，不轻易显露棱角。人家说他久居官场，靠的就是一个“混”字，而谭延贻自己竟也公开承认这一点，还说过“混之用大矣哉”，于是在他死后，上海某小报登出了一幅对联：“混之用大矣哉，大吃大喝，大摇大摆，命大福大，大到院长；球的本能滚而已，滚来滚去，滚入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谭延贻有个政客难得的优点――不好色。他与夫人感情极好，当他第三次督湘时，夫人死在上海，被家人扶柩回老家茶陵安葬。运送他夫人灵柩的船只到达岳阳时，恰是他被赵恒惕逼走，坐船出洞庭湖之时。两船在洞庭湖入长江口的城陵矶相遇，因风浪大无法相靠，谭延贻只得遥望夫人的灵柩远去，想必当时心中是无比悲凉的。后来他竟然终身未再续娶，鳏居至死，留有悼亡诗句“故人恩义重，不忍再双飞”。他好吃，而且以“雅食”为乐，比如大白菜只吃当中的心，每天伙房得从一筐白菜里削出心来供给他，还有鸭舌，也是他的喜欢之物；他善饮，爱喝绍兴花雕，酒量极大。他常说：“吃喝嫖赌，人生四大嗜好，嫖赌与我无缘，吃喝在所不辞。”

前面说过，谭延贻爱骑马，可没想到正是这个嗜好送了他的命。他是1930年年仅52岁时，骑马不慎坠地，引发脑溢血而死的。谭延贻也葬在南京紫金山，他的墓碑，当年由蒋介石亲自题写碑文，可算是备极哀荣了。解放后，碑上的文字全部被磨平，当时任陵园管理处处长高艺林于是大书“灵谷深松”四字于碑上，这“灵谷深松”就是谭的墓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