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六

39年3月，得胜回营的刘春雷他们刚到驻地，就听说部队要开拔。

那位王永元大队长本来是在团里养伤的，现在，职务免了，跟骑兵团一起走。不仅如此，师部还通知“聊阳阿独立大队”到莘县集合，交给先遣纵队进行改编，索性连他们的番号都给撤了。

129师骑兵团跟着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向太行山走，一路上，干部们的情绪明显地有些紧张。可刘春雷他们这些当小兵的反正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也就无所谓，“痞”一点家伙照样逗乐子讲怪话，骑在马上东一嗓子西一嗓子地吼秦腔，惹得大家瞎起哄。

行军途中，师部机关的几个人从骑兵队列旁边经过。有个战士就故意高声问“同志们啊，咱们抗日，应该向东边走，去济南府打鬼子呀。如今怎么向西，开到山里头去了？”另一个战士就接着唱“叫声老哥你不懂，这是现在的新招数，日落西山回马枪，高明高明真高明啊……”。大伙嘻嘻哈哈地哄笑，师部机关的人一句话没说，加快速度走远了。

连长煞白着脸跑过来：“我的祖宗呦，你们真是不让人活了。知道刚才过去的是谁么？那是邓小平政委呀……”。

39年4月，骑兵团到达山西黎城县，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亲自主持召开全团大会，下令就地驻营整军。

刘师长表扬了部队一年多来的英勇表现，肯定了战士们在开辟冀西、冀中和冀南根据地斗争中的成绩，称赞骑兵团不愧是抗日主力团队。接着，邓小平政委讲话，一开口就免去了团长梁俊亭的职务（调到129师随营学校担任太行陆军中学副校长，55年授大校军衔），政委王振祥的职务也撤了，代理团长、以观后效。

敢情这两位首长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呀。刘师长人称猛将，却是笑嘻嘻地说话挺温和；而邓政委个子不大脾气倒不小，真不好惹。

邓小平政委指示：“要坚决反对流氓习气、反对军阀残余、反对本位主义，要坚决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把部队作风整顿好”。

可是，啥是“流氓习气”？什么是“军阀残余”？怎么“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战士们弄不明白。领导启发说：比如梁俊亭团长打人骂人，是军阀作风的表现——大伙满不在乎：那有什么呀，他是团长，发脾气是为了部队好；领导又说：政委王振祥爱喝酒爱说大话，是纪律不好的表现——大伙毫不在意：那有什么呀，政委打仗勇敢，老百姓请他喝酒是应该的；还有人把前任团长夏云廷“逛窑子”的事情翻出来说——大伙呵呵直乐：逛窑子有啥了不起，丘八嫖妓、不讲客气，又不是欺负良家妇女，哪里算得上是流氓？

闲扯了好几天，不得要领。骑兵们觉得政治部的人不想着打仗却惦记这些鸡毛蒜皮，纯属没事找事；政治部则认为骑兵团骄傲自满、思想涣散，真是无组织无纪律。

思想作风还没整清楚，后勤又跟不上了。

黎城县位于太行山腹地，属于比较贫瘠的地区，现在猛地开来一个骑兵团，人吃马嚼的花费挺大，地方政府准备不足、粮草就供应不上了。人艰苦点还好说，战马几天没喂好，立刻就变得虚弱，加上从平原到山区的不适应，一些马匹调养不当就开始生病。军马带病带伤，吃亏的是部队。于是，整军又临时改变了内容——“整顿卫生制度”。具体而言，就是磨豆腐、种菜、养羊（黎城县的山羊比较多），帮老百姓干活。

有道是：学习生产真紧张，地头田间当课堂，马上马下人人忙，油房粉房豆腐房；羊肉块子白菜汤，稀饭米汤和豆浆，人强马壮士气旺，誓把鬼子消灭光。

骑兵斥候队的工作是磨豆腐，这是刘春雷强项，家传的行当，容易。在豆腐房里忙活了十几天，骑兵团又接到上级命令：到津浦路东给萧华（开国上将）的挺进纵队送弹药——整军这就算结束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运送弹药的任务原本并不困难，可问题是制订计划的人太外行了。一次安排的运输量太大，每匹马都驮上子弹箱子、手榴弹箱子，沉甸甸的压得战马直哆嗦，搞得骑兵们根本不敢上马鞍，只能牵着马走，这样一来，骑兵团就完全失去了机动性能、成为一支目标庞大的运输队。四百匹驮马的送货“马帮”在平原上游走于日军的封锁线之间，步步凶险，好不容易过了平汉线，却无论如何也过不了津浦线。从四月初到五月中旬，骑兵们在河北河南转悠了一个多月，转到最后，师部发话了：任务取消，回太行山。

于是又驮着弹药往回走，走到汤阴县遇到了冀鲁豫军区的司令员杨得志。“漳南战役”的时候，骑兵团曾经和杨司令配合作战过，大家是老熟人，听说杨得志的部队也缺弹药（八路军就没有不缺弹药的），王振祥团长脑袋一热、又犯了说大话的毛病，自作主张把马背上的子弹和手榴弹分了一半给冀鲁豫军区。

这下子骑兵们轻松多了，王团长却倒了霉，回到太行山就被免了职（从这时起直到抗战胜利，他都在随营学校当轮训队长，要不是后来去了东北四野，开国少将的资格肯定就泡汤了）。

王振祥调走，上级宣布了新任政委廖冠贤（开国少将，空军后勤部政委），接着又派来了新的副团长、新的参谋长、新的政治处主任、新的政治处副主任……而且，还从师政治部“锄奸队”派来了特派员，个个都是生面孔、个个表情很严肃。

骑兵团副团长黄家景提升为团长，上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严厉整顿部队作风，“和不良倾向斗争到底”。

大家大眼瞪小眼，知道这一回是来真格的了。

整风的第一课是思想教育，每天开会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让大家很不习惯。大会开完开小会，你看着我、我瞧着你，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班长颜胜才逼着平时最能侃的刘金魁发言，“川老汉”坐在门槛上寻思了半天，这才说：“首长讲得真好，一清二楚，咱们思想落后了，还是首长说的对。所以呀，要打败日本鬼子，就得听首长的，为什么呢，因为啊，首长讲得好，咱们思想落后了……”。发言结束，大家热烈鼓掌，可接着想一想，不对呀，他刚才这些话尽扯车轱辘了，等于什么也没说啊。

上课的时候，领导讲话倒是一套一套的，可战士们听不明白。私底下，这个说“我宁愿回家扛锄头、背粪筐去，这政治课的名堂太多，活遭罪”，那个说“新来的政委活象个降妖道士，掐诀念咒的，等他讲完了，我也忘光了……”。

最后，还是新来的政治处主任况玉纯（开国少将，总后营房部部长）有办法，他编了些山歌快板，“抗日信天游”、“八路军快板”、“骑兵快板”之类，这才让许多人把一些名词记住了、弄明白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终于真正认识到集中整军的必要性。确实，骑兵团在以前存在着一些问题。

比如说，一、“流氓习气”。表现为：吹牛皮、讲怪话、唱“野山歌”，缺乏严肃紧张的政治作风；阶级观念弱化，认老乡、拜把兄弟，党员干部说话没有“大哥”管用。在干部中滋生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战士中形成了雇佣盲从习性。这些表现都是和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二、“军阀残余”，一方面表现为干部接受地主乡绅的宴请，开小灶、大吃二喝，缴获交公不彻底、设立小金库，对贪污腐化习以为常；另一方面，个别干部体罚士兵，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时还踢人屁股、骂粗话。“军阀作风”的另一个表现是对群众不和气，老百姓的牲口与部队战马抢草料吃，战士们就把牛和羊都赶走，惹得房东大娘很生气，破坏了军民关系。

三、“本位主义”，表现为骄傲自满、自私自利。骑兵打仗，担任追击任务是强项，经常是人家步兵部队在那里打了半天，好不容易把鬼子汉奸打垮了，骑兵们轻轻松松追上去、把武器装备缴获下来，好东西自己留着，淘汰不要的玩意才送给步兵。步兵发牢骚，骑兵还嘲笑别人：“要不是我们骑兵团，你们连这破枪也得不到”。这不是“骄傲自满、自私自利的本位主义”是什么？

说骑兵团“本位主义”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不顾大局不服从命令。刘春雷对此有保留意见，他说，别人只知道骑兵跑得快跑得远，却不知道战马也是会累的。有好多次连续转战，出现了马匹累死的情况，战士们心疼自己“不说话的战友”，就不愿意执行命令了。其实，即使是骑兵听从指挥，军马也难以配合，牲口这家伙，它要是累了病了，你再下死命令它也跑不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骑兵部队的模样经常是松松垮垮的，有道是：“步兵紧，骑兵松”，“步兵出发象蚂蚁，骑兵出动似蝗虫”，真是这样。

骑兵部队马匹多、装备重、勤务杂，管理相对困难。比方说，能驻扎一个步兵连的村子，换成骑兵宿营最多只能住一个排。步兵部队以连为伙食单位，骑兵开伙却只能以班排为单位。吃饭的时候，步兵规规矩矩围坐在一起、吃的是大锅饭，而骑兵手里抓着饼子窝头，一边遛马一边啃，一顿饭能吃出十几里地去。

大清早的时候，步兵出操“一二三四”，整齐雄壮、气势非凡，而骑兵这里，铡草的铡草、喂料的喂料，“吁吁！——呦呦！”，全是吆喝牲口的声音。即便有几个早起锻炼的勤快人，也是你耍春秋刀我使六合枪，各练各的功，你唱“云长最忠勇,温酒斩华雄”、我吼“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各唱各的调。

说实话，骑兵早晨不出操也不是因为懒，在战斗频繁的战争环境里，如果一大早就把战马弄得太兴奋，等到真打仗的时候，马匹就不那么活跃了，这也是骑兵作战的规律。但是，邓小平政委不管那一套，明确要求整军期间骑兵必须按照步兵操典来进行训练，“培养统一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优良作风”。两个月下来，部队的组织纪律有了明显地增强。

129师骑兵团是红军底子的主力团队，各级干部也大都是具有战功的老红军，上级很爱护这支队伍。但是，发现部队中出现了政治管理、组织纪律上的偏差，刘邓首长照样立刻大刀阔斧予以整顿，该撤的就撤、该换的就换，毫不手软。“要游击、不要游侠”，对八路军而言，这可是个原则问题。

骑兵团的政治风气发生了变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刘春雷也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可是，就在开民主讨论会的时候，师兄胡彦明却揭发大刘，说他有“嫌弃八路军”的思想。

四连的胡彦明是整军时的大红人。本来，四连是作风整顿的重点单位，连里头新兵多、小商贩出身的人多、旧军队士兵也多，各种江湖习气五花八门。整军一开始，连长李树茂就被调到三连去当副连长了，由特派员徐青山（55年大校，炮兵工程学院副政委）亲自管理四连。杨特派员考察一番之后，把胡彦明提拔起来当了排长。

胡彦明有文化、有武功，思想进步自觉性强，聪明好学还立过大功，确实出类拔萃。他是刘春雷他们这一拨新兵中第一个立功、第一个入党、第一个当班长的，现在又第一个当上了排长。刘春雷万万没想到“师兄”会揭发他，当初，他确实是因为八路军军饷少，说过“穷八路真寒碜”之类的话，但那不过是私底下开的玩笑，谁知胡彦明竟然会一直记在心里面。

幸好，斥候队是由政治处主任况玉纯负责管理的，况主任在特派员抓人之前先找到大刘，问明原委，最后说了句：“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了，讲话办事都要动动脑子，要有政治觉悟”，让刘春雷写了份检查，把抓人的命令挡了回去。

也有不肯写检查的人，四连先前的三个排长辛明旺、郝传喜和苏昌太，既是同乡也是同时参加红军的战友，还是结义兄弟，平时形影不离、恨不能穿一条裤子才合适。整风的时候，别的拜把兄弟都散伙了，只有这三个人不答应，拍着胸脯跟特派员叫板：“要关关在一起，要死死在一块”，把徐青山气得不行。大会小会开了不知道多少次，好话坏话都说遍了，没用。最后只好把这三兄弟关了几天，分配到不同的连队当兵去了。

通过整军，129师骑兵团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明确了共产党是军队的领导、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明确了党支部是连队的核心战斗堡垒，战士中党员的比例也达到了30%以上。

对刘春雷而言，整风给他的最大收获是政治素质提高了。以前，他以为“毛主席”就是“党中央”，现在知道了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朱总司令和八路军都要听人民的指挥；还知道了冒险蛮干是“左倾主义”、胆小害怕是“右倾主义”、共产党主张的是“共产主义”……在整军中，大刘第一次接受了党的理论，懂得了“八路军既是民族战士、又是阶级战士”的道理——作为民族战士，就要打仗勇敢、抗战到底；作为阶级战士，就要一切听从党的指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不过，虽然大刘同志的思想进步很大，但几次讨论他入党的事，徐青山特派员都表示反对。刘春雷是做饮食买卖出身的，养成了见人三分笑、讲体面爱干净的习惯，而徐青山在黄安（今湖北红安）乡下，还不到八岁就给地主家放牛，从小受苦的泥腿子对小市民的“假做派”很看不惯。按徐特派员的观点：“家中无米，抗战到底；银钱过千，意志不坚；家财万贯，熊包软蛋”，听说刘春雷是自带装备参军的，苦出身的老红军就把富裕人家的子弟看扁了，这让大刘十分窝火。从这以后，他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吃完饭后不漱口、早晨起床不洗脸了。

39年8月，骑兵团整军结束，刘伯承师长和李达参谋长特意赶到黎城为大家送行。骑兵们在口号声中告别太行山，他们的任务是：奔赴山东聊城地区，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