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十三

接近根据地，道沟少了、炮楼少了，可战场的景象更加凄惨。经过日军“三光”掠夺的乡村，满目断壁残垣，处处见坟幡、户户闻哭声。路边上、墙头上贴着鬼子的布告，说这个司令被砍了头，又说那个司令投降叛变了……搞得战士们心里十分郁闷。

在大扫荡期间，太岳、冀中、冀南、鲁西、豫东、豫北的抗日军队损失惨重。其实，受到打击的不只是八路军，与129师骑兵团同在冀南的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也被打散，高树勋司令长官带着新八军和六十九军残部逃过黄河、跑到后方去躲了起来。相对而言，高树勋还算是好的，更多的国民党军队在岗村宁次的面前选择了投降，从42年到43年，华北的孙良诚、吴化文、庞炳勋、赵云祥、孙玉田、荣子恒、孙殿英、杜淑……一大堆上将中将少将都当了汉奸。从这以后，河北敌后战场上就基本上见不到正规建制的国军部队了。

八路军没地方撤退、更不能投降，只有咬牙坚持和敌人苦斗。可是，眼看着先前生机勃勃的根据地变成了一片废墟，大家的心里都有些没底：这抗战到底还能打多久呀？

有位好心的老乡劝刘春雷：“小伙子，你也是本乡本土的人，回家算了。日本的势力太大，拼不过就忍了吧”

“我不回去。鬼子杀了那么多人，这口气我忍不了”

“眼下这股鬼子太厉害，咱们打得过么？”

“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

旁边交通员插话说：“要不，先把枪藏起来，等躲过了这股鬼子再接着干？”

大刘气坏了：“日本鬼子是什么人，老百姓不知道，你当交通员的还能不知道？不打鬼子、鬼子能走么？再散布这种逃跑言论，先就崩了你！”

交通员晓得“政治战士”的厉害，顿时不敢吭声了。其实，大刘虽然嘴上强硬，心里头也难免有些发虚。

穿越四个县、辗转三百多里，刘春雷和战友们终于回到了部队。

“四、二九铁壁合围”之后的两个月里，曾玉良团长奉命带骑兵一二连接应冀中突围部队，况玉纯政委则带着其他人打游击，白天隐蔽在老百姓家里，夜晚去收容战场掉队人员。这期间，冀南又经历了两次大扫荡，骑兵团减员严重，许多老战士都牺牲了。

局势严峻的时刻，每回来一个战斗骨干都是让人欣喜的事。团里派大刘担任二连二排的政治战士，这个职位比排长低一点、比班长高一点，所以又被称为“政治班长”或者“大班长”。

从河西街临阵脱逃的王占奎也回到了部队。他是老兵，班上的小兄弟都不愿意揭发他，刘春雷说：“老王，你自己想想，应该咋做才对得起刘金魁和崔连喜”。

“班长，我明白”，王占奎就去政治处坦白自首了。

王占奎进了骑兵团的惩戒队，许得和、李树茂却从军区的惩戒队回来了。由于劳役期间的表现好，再加上军区机关要分散打游击，他俩都获得了减刑释放。回到骑兵团，李树茂当四连的副连长、许得和担任一连的副连长。

这么安排是有原因的，因为四连有个嫉恶如仇、刚烈如火的连长韩永正，一连有个文武双全、深孚众望的指导员孔庆忠，能管得住这两位副连长。

孔庆忠是新调来的干部，但骑兵们对他早有耳闻。还在地方游击队的时候，孔庆忠就以“一副眼镜一把枪，一袭长衫一身胆”而声名遐迩，是个能写、善辩、会打仗的人物。他是大学生、还是孔子的七十几代后裔，“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他比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孔祥熙还要高两辈，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蒋介石宋美龄见了孔庆忠也要喊爷爷。

刘春雷弄不清孔老夫子的家务事，他只知道孔指导员的毛笔字很漂亮，经他手写的标语，不仅教私塾的老先生十分佩服，甚至连日本鬼子也跑去观摩、“哟西哟西”赞叹不已。

42年下半年，骑兵团的驻地在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元城一带（今河北大名县卫河以东）。这期间，冀南军区的干部战士大都换成了便衣，只有陈再道司令员还穿着军装，陈司令觉得军事首长穿便衣会影响士气，所以就军容整齐地带着警卫连到处跑。主力部队中，只有骑兵团还穿着军装，由于兵种的特点，骑兵无法分散行动，整个团都聚集在根据地。

机关团体和步兵化整为零打游击，骡马就成了累赘，各单位都把马匹送到骑兵部队来，搞得骑兵团头一次出现了战马比战士多的情况。虽然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但大家想起来却难免心酸。

元城附近是一分区的根据地，也是冀南军区现存的最大地盘。说它“大”，其实南北宽不过十公里、东西长不足三十公里，骑上快马抽两鞭子就跑出了界，骑兵在这个狭窄地段根本施展不开。当时，冀中军区的骑兵团被打垮了，115师骑兵团也退到太行山区改当了步兵。129师骑兵团该怎么办？一时众说纷纭。

曾玉良团长坚持认为骑兵不能下马，要主动出击扩大作战范围。可是，去哪里打仗呢？去群众基础不大好的地方打，老百姓埋怨八路军惹麻烦，每次打仗都有群众跑到敌占区去，仗打多了会导致游击区的人口大量流失；在群众基础好的地方打，老百姓很支持，可打完以后部队转移，鬼子就残酷地进行报复，烧光杀光抢光，把群众祸害得很惨。晚上，村干部敲着锣喊：“乡亲们，不要寻死啊，要活下去呀……”八路军听了，比打了败仗还难受。

群众宣传队、政治工作队每天都去游击区搞教育动员，可咱们的思想工作比不上岗村宁次的治安措施更现实。经常是，辛辛苦苦讲了大半夜，鬼子汉奸一进村，宣传队就得跑，几个时辰的好话等于白说，老百姓还发牢骚“成天抗战，把鬼子抗到灶头，抗战也该到头了”，下次宣传员再去，人家就不开门了。

地方干部也埋怨部队：“你们不打几场漂亮仗，害得我们没办法开展工作”。

打漂亮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部队化整为零了，最大的单位也不过是一个连，别说打不下坚固的据点，就是在野地里遇到敌人大部队也顶不住。八路军整天游击来、游击去，除了骚扰还是骚扰，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事就去招惹日本，把鬼子招来了就赶紧跑”。到最后鬼子汉奸也肆无忌惮了，一出动就是五百一千的大队人马，走到哪里抢到哪里，根本不怕八路军。

129师骑兵团是冀南军区唯一保持建制的主力团队，想要“打漂亮仗”只有指望这支大部队了。而且骑兵战士们也很想打硬仗，憋着劲想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再大的困难也不怕。“打大集镇去！打赢了扬眉吐气，打输了大不了是个死，再也不受这份窝囊气”。

在这种情绪下，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骑兵团连续进攻周边的日伪中心城镇。打下金滩镇，守了一天；打下回隆镇，守了一晚上；猛攻临漳县城一昼夜，却又功亏一篑。

进攻临漳县城的主力是新七旅二十团，他们虽然是主力部队，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散游击、临时集中起来打攻坚战，难免配合生疏、战斗力大打折扣。打着打着，骑兵团就不得不由助攻变成了主攻。临漳城里有日军第一混成旅团的一个中队，这伙鬼子兵十分凶悍，八路军打了一晚上才攻破城防，激烈的巷战从拂晓打到中午，最后还剩一个据点没能攻克，敌人的援兵到了，骑兵团只好撤出战斗。

一连指导员孔庆忠（兼党总支书记）带着惩戒队收拾东西，遇上了一个卖冰糖葫芦的老头。在战场上，惩戒队的“犯人”不用打冲锋，但是要抬担架、搬梯子、运送攻城器械，这些工具是向老百姓借的，所以要在政工干部的监督下逐一归还。糖葫芦老头看见八路军来还东西，就问：“怎么回事？又要跑了？”

孔指导员说：“老大爷，我们是奉命令撤退的”

“什么破命令？”老头火了：“舍身取义才是正经命令”，他指着街口工事里的日军尸体： “看看日本小鬼子，个个死在阵地上。那些龟孙能做到，你们为啥就做不到？”

战士们被骂傻了，孔庆忠惨笑着说：“骂得好，今天不死在这里说不过去了”

惩戒队的三个战士愿意和指导员共赴死难，王占奎说：“老人家，明天请记着给我们收尸”

老头回答：“这事跟我说不着，有人收尸就埋在一块，没人管就拉倒”。

于是，孔庆忠就带领三个战士和一个倔老头，守着磨房打了两个小时，最后，他们被葬在了一起。

对于孔庆忠、王占奎等人的阵亡，有人觉得值得学习，有人却认为是不服从纪律的表现。况玉纯政委说：“好战士要忍得住委屈、受得了磨难，要咬紧牙关坚持住”。

刘春雷心想：咬牙坚持，到啥时候才是个头？自古艰难唯一死，不如和鬼子拼了，敢牺牲就是大丈夫。

八路军接连攻击了几个大集镇，效果不明显。而鬼子却在加紧搞“蚕食”，把炮楼都建到根据地了。

8月底，一股伪军越过卫河、进驻了一分区旁边的孙甘店，加上先前被鬼子占领的南李庄、龙王庙和甘露镇，日伪军在元城以南的据点就连成了线。

在当时，冀中抗日根据地已经丢失，冀南和太行山的主要通道已经中断，如果再让日伪军占领元城一带，冀南军区不仅要丢掉目前最大的根据地（也是一分区唯一的根据地），而且会被敌人将冀南、鲁西和冀鲁豫军区割裂开来，这是八路军绝对不能容忍的。曾玉良团长感觉到事态严重，作为军区唯一的拳头部队，骑兵团必须趁敌人立足未稳，迅速进攻孙甘店。

有消息说，孙甘店的敌人是伪军一个营300多人，还有鬼子的一个“教育班”，由一个日军少尉见习官指挥。

这个情报是否准确，当时并没有认真核实。因为，一听说这股敌人是“东亚同盟自治军”，曾团长就认为把他们赶出孙甘店没有问题，以往，这帮家伙属于见到八路军就跑的角色，战斗力差得很，所以骑兵们也没把他们太当回事。

这时候，骑兵团的总人数不到400人，经过连续的奔波作战，战士们都很疲劳。但团领导一声令下，大家还是斗志昂扬地出发了。

刘春雷正发着高烧，由于受伤期间没有休养好，他的身体一直比较弱，动不动就感冒生病，骑在马上直打晃。可他一声没吭、咬牙坚持着，他知道，战友们都看着他这个新上任的政治班长呢。

在军队当班长、当排长，兵头将尾，最忌讳两条毛病：一是娘娘腔，让别人觉得你是“二尾子”；二是打仗之前装病，让伙伴们以为你是胆小鬼。犯了这两条，没有人愿意跟着你冲锋陷阵。所以，在战场跟前，即使真病了也得硬扛着。

骑兵们接近了孙甘店，由于是夜晚、又是在平原的开阔地上，看护战马的力量必须加强，团长派三连和四连“守马桩”，命令一连负责主攻，二连尾随，从南向北进攻村子。这么一来，骑兵团实际投入战斗的兵力就只有两个连。

敌人进驻孙甘店不久，寨墙还没有修好，炮楼也只建了一半。战斗打响，骑兵一连就迅速攻占了南边的两座大房子，二连也顺势向纵深进攻，敌人抵抗了一下就往村子北面跑，八路军于是紧追过去。

那天晚上没月亮，黑漆漆地什么也看不清，大刘本来就发烧头晕，这下子就更迷糊了。他先是带着几个战士顺着墙根跑，没留神前面蹲着个人，被绊了一跟头，起初还以为是敌人，揪住就要打，再仔细一瞧：“嘿嘿，指导员”。

指导员张存有埋怨说：“你们瞎跑什么呢，注意敌人有埋伏”。大家趴在墙脚探头张望，果然，前面拐弯处黑乎乎地蹲着一大片人影子。于是开枪打，可打了几枪，敌人一动不动，不还击也不逃跑，大伙奇怪了，分头包抄上去，到跟前一摸才知道，哪里是什么敌人啊，是一些修据点用的石碌子。

大家松了口气，指导员也乐了，手一挥、接着冲。刘春雷跑在前面，猛然听见身后的战友喊 “小心！”，他还没反应过来，就“咕咚”一声掉到井里去了。

这口井挺奇怪的，没有井沿。大刘稀哩糊涂栽下去，顿时成了落汤鸡，好不容易被人拉上来，才发现帽子、马刀和步枪都掉到井里面了。当时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他想：等天亮以后再来捞东西吧。

把刘班长拉上来的战士是“好孩儿”，他本名郝二孩，原先是献县县委的通信员，从冀中突围出来以后被骑兵团收容了。刚参军的时候，“好孩儿”白天笑嘻嘻、晚上做恶梦，半夜醒来大哭大叫，搞得全班战友都睡不着、陪着他掉眼泪。

从井里爬出来，连队都已经冲过去了，刘春雷赶紧向前跑，看见他湿淋淋的狼狈模样，大伙都哈哈笑。二连长张起旺递过来一把三八枪，叫他和郝二孩先把俘虏押下去看管起来，“找个屋子把衣服弄干，你还正生病呢，别再受凉了”。

这时候，大半个孙甘店已经被八路军占领，敌人被逼到了北边的半截炮楼和几处简易掩体里，凭这样的工事，敌人肯定守不住。刘春雷和郝二孩把十几个伪军带进街边上的一户人家，“好孩儿”坐在桌子上拿枪比划着俘虏，大刘脱得赤条条的，躲在门背后拧衣服。

屋子里的事情还没有整清楚，外面的枪声却突然激烈起来。刚开始，大刘还开导郝二孩：“这是敌人想突围，垂死挣扎”。可后来发觉不对劲了，枪声越来越猛烈，并且逐渐蔓延到村子南边去了。俩人赶紧跑到院子里从大门缝往外看，发现街上跑来跑去的都是伪军，敌人反击了。

“打了几年仗，从来没听说过伪军晚上敢搞反冲锋，真是想不到”。

不仅刘春雷想不到，骑兵团的干部战士也都没想到。原来，进驻孙甘店的敌人不是一个营而是一个团，有800多人，这股敌人的指挥官也不是什么日军见习少尉，而是“东亚同盟自治军”第三旅的参谋长程兴华。这个程兴华原先是129师386旅18团的副团长，曾经也算是个敢拼能打的人物，可惜思想品质不过关，最终堕落成为了汉奸。程兴华毕竟要比其他伪军更了解八路军的战术，很快就发现我军的兵力不多，立即组织两路反突击，在黑夜里被打慌了神的敌人也重新嚣张起来，疯狂地进行反扑。在经验上先入为主的骑兵团对伪军的这个“非常规举动”准备不足，顿时被冲乱了，双方陷入了混战。

院子里的大刘感觉情况不妙，正琢磨着该怎么办，屋子里的俘虏们突然“咣”地把房门给拴上了，十几个家伙在屋子里面大叫：“弟兄们快来啊，这里有八路！”。被关在门外的刘春雷和郝二孩气坏了，掏出手榴弹就想往窗子里扔，可这时候，躲在柴房里的房东跑了出来，一家老小抱住他俩哭喊：“大爷啊，可不能炸我们的房子啊！”……两个八路没办法，只好跳院墙跑了。

由于敌人正在修据点，孙甘店里到处都是砖堆土沟，刘春雷借着各种障碍物的掩护七转八转，好不容易带着郝二孩找到了连队。伪军人多地形熟，八路夜战经验丰富，一时谁也奈何不了谁。打到拂晓，附近南李庄和大名县城的日伪援军快要赶到了，曾玉良团长只得下令撤出战斗。

这一仗打得不好。虽然也消灭了百把个伪军，缴获了几十枝枪，但搞夜袭的祖宗反被伪军打了夜袭，大家的心里都堵的慌。刘春雷更郁闷，他的宝贝马刀还在那口井里面呢，这可真是吃了大亏。“好刀啊，养伤的时候，部队给我保存得好好的，结果丢了在井里头，可惜了”。

三连和四连守马桩，没捞着打仗。四连长韩猛子很不甘愿地说：“下回打仗，让四连上前头冲。你们一连只会赶鸭子……”。

一连长万怀臣闷头不吭声。这是他从管理参谋调任连长后的第一仗，本想露个脸、却吃了锅夹生饭，气得说不出话来。

孙甘店没能打下来，但由于撤出战场及时，部队损失并不大。回到驻地，骑兵团照例进行讨论总结，大家认为攻击不成功的原因在于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不充分，没有预料到伪军的顽固态度。同时，也有很多人觉得是兵力不够，以骑兵团目前的力量最多只能是“赶鸭子”，要歼灭敌人实在很吃力。

况玉纯政委评价说，夜袭孙甘店应该算是一次胜利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第二天，陈再道司令和一分区的桂干生司令员（1945年牺牲）也来了，首长们说，骑兵团这次打孙甘店是“摸了个底”，成绩是相当不错的。

经过这么一表扬，战士们重又兴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