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十六

《论持久战》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别怕日本的枪炮狠，他们的国家小资源少，只要咱们坚持住，小鬼子磨不过咱们；别看鬼子现在凶，他们的人少底气不足，咱们和他拼消耗，最后还是日本受不了。战争虽然艰苦，可是不要慌，一要靠斗志旺盛，二要靠军民团结，坚持住这两条，和鬼子打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就是咱们的！

“咱们困难，鬼子也困难，豁出命和他们耗上了，看谁熬得过谁！”，通过学习毛泽东的理论，战士们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不急噪也不慌张。大家看到，许多部队已经化整为零，换上便衣到各地去恢复县大队和区中队；地方组织提出“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口号，干部们都坚持在乡村发动群众，女干部也深入群众中间“认干娘”、“走亲戚”，重新建立农会、妇救会……军队和政府都在尽最大的努力为恢复局面创造条件，大家明确了胜利的方向，心里又充满了希望。

思想上的困惑解决了，可骑兵团的战斗减员仍然是个大问题。

骑兵的训练周期长，不是随便招人就能补充得上的。冀鲁豫这地方，有乘骑基础的青壮年比较少，会赶马车的人都不多、就更别提能骑马打仗的了。为了这事，上级领导在骑兵团休整期间做了一些调整。

42年11月，新七旅的骑兵连被合并到骑兵团，同时到任的还有政治处主任李庭桂（后任贵州省副省长）和参谋长王玉珂（47年5月在安阳战役中牺牲）。

李庭桂主任原先是新七旅二十团的副政委，他是河北人，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反帝大同盟”，有才气，喜欢写诗，高兴起来一会儿写一首、一会儿又写一首。

李主任一到部队就组织大合唱比赛，还搞运动会，跳高、跳远、拔河、赛跑，每次都邀请领导参加。赛场上，首长们讲话发奖，战士们玩得不亦乐乎，附近的老百姓也都来看热闹。一群群的小孩子在队伍里面跑来跑去，欢声笑语，真是军民一家亲。李庭桂还创办了《铁骑报》，这份不定期的8开2版小报专门宣传骑兵团的好人好事，还开展各项评比活动。首长们看到铁骑英姿，知道了战士们的蓬勃朝气，格外满意和高兴。

新七旅的骑兵战士编为骑兵团第五连，他们虽然打仗的技术比较一般，但搞文娱活动的水平绝对顶呱呱，能歌善舞。五连的支部书记马书龙是业余剧社的主角，“马派老生”远近闻名，一曲《王佐断臂》，不仅唱得台上的“陆文龙”投奔了大宋、唱得台下的伪军俘虏改邪归正，还把扮演“陆夫人”的女医生吴艺也唱成了马夫人。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的“粉丝”真不少。

五连的秧歌队扮相英俊、动作洒脱，能踩着高跷在桌子板凳间跳上跳下，供给处的老舒处长也是从新七旅来的，快五十岁的人了还身段婀娜、翩翩起舞，把围观的群众都乐得不行。

以前，骑兵团的战士很少唱歌，因为骑马列队行军、一张嘴就吃灰。如今在五连的影响下，大家都唱起了《我们的铁骑兵》。这首歌又名《骑兵进行曲》，是李劫夫在河北慰问演出时为八路军骑兵创作的，经夏风填词之后，在抗日战场流传很广，后来还在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演奏过：

快快跨上战马，举起了战刀，

带着复仇的心，勇猛冲向前。

翻过高山越过平原挺进最前线，

侦察警戒步步留神驰骋敌后方。

粉碎日寇进攻，保卫边区，

机动灵活勇敢无敌我们是铁骑兵。

冀中军区的骑兵战士也并入了骑兵团。冀中骑兵团的技术很好也很勇敢，可惜在“大扫荡”中损失过大，只有七十多人冲出了包围圈。到冀南以后，团长马仁兴调任二十七团团长（47年6月在四平攻坚战中牺牲），其他人则编入129师骑兵团的特务连。

训练参谋边乔（47年牺牲）也是这时候来到骑兵团的。边乔是东北讲武堂骑兵科的毕业生，东北军出身。他为人沉默寡言，对待军事训练和战马调养却十分严格，战士们既怕他又十分敬重他。

刘春雷第一次认识边乔是在刷洗战马的时候。当时马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乐意在水边呆、老往旁边跳，一个战士急了，拿马鞭子好一顿抽打。边参谋正巧看见，他一下子冲过来抢过马鞭，煞白着脸训斥道：“你凭什么打马，它只是调皮么！不爱护马的人凭什么当骑兵，它在枪弹面前陪你玩命，现在却要打他！你真不是个人啊”。气势汹汹的样子，把战士们全吓傻了。

那时候，边乔还不是党员。党员在团部开会，他就出去搬个小桌子小凳子，找块毛巾铺上，把外国怀表的零件拆开，左看右看东摸西擦，再一件件装上。别人问他：“你老摆弄这玩意干啥？”，他说：“这里面有文章。怀表的零件虽然多，却安装精密，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作用，还照样能成为一个运动整体”。

大伙也就明白他的意思，笑一笑，不提动员他入党的事了。

政治处组织的文娱活动，边乔只是看看、很少参加。李庭桂主任找他谈了几次话，他才搞了一套“马术体操”，还分文的和武的两种，训练出来好看极了，弄得以后军区和地方上开大会，都来请骑兵团去表演马术。可表演时，边乔自己却又不去了，叫五连指导员王凤翔去指挥，反正五连的人都喜欢参加演出。可王指导员又客气，每回都要声明：“这是我们团训练参谋边乔发明的体操……”

领导高兴地问：“边乔同志呢？”

“生病了，没来……”

元城战役之后，冀鲁豫三省的交界地区相对比较平静，许多部队和机关都到这一带来休整。闲暇的时候，大家就打篮球，这好象是延安那边传过来的活动，干部战士都爱玩，骑兵团也转着和不同的对手打比赛。

其实，团里面以前见过篮球的没几个，但政治处李庭桂主任搞过学生运动、有体育基础，边乔参谋在东北军参加过篮球队、技术不错，这就使得骑兵团球队具备了相当的水平，见了谁都不怵。不过，曾玉良团长似乎对这玩意不感兴趣，开始的时候，政治处把球赛赢了这个赢了那个的战绩都登在《铁骑报》上，团长看了不以为然：“破消息，有什么用处？浪费纸”，宣传干事以后就不写这个了。

篮球比赛的场地很简单。找老百姓借两架梯子竖起来，在顶上用柳条编成米字格当篮板，再用柳条圈个篮框绑上，哨子一吹就可以开动了。不过这种“梯子球架”不容易进球，一场比赛能扔进五六个球就算是大胜利了，搞得篮球赛的比分和足球赛差不多。

球场大小不一、凹凸不平，边线也不清楚，有时候拍着球跑出去好远大家还在抢。最有趣的是和二十一团比赛，他们输急了，把梯子扛起来就走，害得骑兵团找不到投篮的地方，只好哈哈一笑，握手言和。球赛没有赢，大家也挺高兴，李庭桂主任说：“这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可是，乐了没多久就乐观不起来了。

42年，华北遭遇了大旱灾。八个多月没下雨，土地龟裂、水渠干涸，冀南近900万亩耕地未能播种，春苗枯死、夏季绝收、到了秋天仍然是荒芜一片，全区一半以上的村庄成为“无苗区”。

刚开始，大家还没有感觉到事情有多可怕。冀南这里的自然条件不错，是传统的农业富庶区，俗话说“金南宫，银枣强，叫花子不肯吃高粱”，连讨饭的乞丐都要吃馍馍的地方，饿肚子的情况很少见。

在冀南，八路军不设粮食仓库，公粮就存放在老百姓的家里，如果有“公家人”来到村里，乡亲们就赶紧把麦子磨成面、提供吃喝，干部则如数付给粮票，用粮票就充抵公粮。

军粮是只计数量不分种类的，可老百姓一则爱护八路、二则也爱面子，如果有馒头，决不会拿窝头招待子弟兵。八路军吃干的、老乡们自己喝稀的，还要出门去炫耀：“我家今天吃白面馍馍，每个足有海碗大，里面埋着大红枣……”

开始休整的时候，骑兵的定量是每人每天一斤十四两，没过几天就降为一斤半（当时是用一斤等于十六两的老秤）；月初的时候，伤病员的“休养餐”是每天两个鸡蛋，月底就变成了一碗面条。尽管标准降低了，老百姓还是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慰劳八路军。有一天，病号刘春雷和一个伤员到老乡家吃“营养派饭”，进门的时候，人家婆媳正在闹矛盾，原因是家里的一只母鸡好些天没下蛋了，婆婆怀疑是媳妇把鸡蛋偷拿去换了东西。吵着吵着，看见伤员同志进来了，老婆婆转身就把这只母鸡炖成了汤，把两个八路军战士感动得直掉泪。

开始的时候是粗粮细粮各一半、接着是粗八细二，到后来连高粱面也吃不上了。进入十二月份以后，军队和老百姓的生活用粮都成了问题，部队走到哪里，地方干部都是搓着双手，满头大汗一脸焦急想不出办法。刘春雷他们这才意识到：大饥荒到来了。

这场饥荒，一半是天灾一半是人祸。天灾自不必说，41年的洪涝、42年的干旱、43年的蝗虫……自然灾害接二连三，使老百姓断了收成。可是，往年间也有闹旱涝灾害的时候，日子却从来没有这么惨过。这一次，是日本鬼子的“三光”掠夺加剧了灾难的严重程度。

“四、二九大扫荡”之后，日军占领了冀南90%以上的土地，鬼子在根据地大肆烧杀抢夺，仅元城附近的四个区就有26个村庄被烧毁，被抢走粮食14000多石、牲口2000多头，直接造成大批群众破产；在敌占区，日伪机构强行征收“户口税”、“牲畜税”、“田赋费”、“电杆费”、“护路费”、“门牌捐”、“居住证捐”……仅42年4月—8月，每亩耕地平均对敌负担就达250元以上，四个月的捐税超过了老百姓全年的收入；为加强对根据地的封锁，日伪军还强迫群众挖壕沟、建炮楼，全区一半以上劳动力被征调劳役，使得群众失去了进行灾后补救的机会。

另外，由于日军在42年强迫冀南各区多种棉花少种麦子，而抗日政府却没有能够及时察觉敌人的经济意图。结果，收获下来的棉花被低价收走，日军再封锁粮食供应、提高粮价，根据地的老百姓就只好吃棉籽了。

战争的破坏和敌人的掠夺，使根据地民众的社会积蓄消耗殆尽，因而在自然灾害面前完全失去了抗衡能力。冀中和冀南曾经是太行山根据地的粮仓，现在，冀中根据地丢失，冀南不仅不能向太行山供粮、反而需要其他根据地的支援。从各游击区的调拨过来的粮食也是杯水车薪，八路军不能眼看着老百姓挨饿，于是就不断降低军粮标准，从一斤半降到一斤、再从一斤降到八两……

每天喝两碗稀粥，走几步就消化光了。当时，无论步兵骑兵都取消了操练，大家闲躺着不动、保持体力，争取让肚子里的一点汤汤水水多保存一会。也有人听说延安在搞大生产运动，可大伙都觉得不可思议——当兵吃粮，天经地义，别说新八路，就连老红军也没见过要部队去种地的。

刘春雷问张起旺：“连长，当初你们没吃食的时候怎么办？”

“简单，打地主呗”

这倒是个好主意。可这办法现在也不行啊，放眼四周，个个饿得眼发蓝，打地主？地主家也没余粮呀。

人饿久了就发傻。出太阳的时候，士兵和老百姓都在场院里坐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木木呆呆的。有的人随口闲侃胡说八道，有的人闭目养神胡思乱想。况玉纯政委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得给大家找点事情做，而且还不能耗费体力。政治处的李庭桂主任就想了个主意：学文化！

把战士们按文化水平高低分成好几个班，学问大的念报纸，学问低的认生字。

人数最多的是“文化班”，这实际上就是个扫盲班，负责上课的老师是刘春雷班上的新战士——人称“半截秀才”的李大鹏，他还有个外号叫“皮皮”。

大鹏其实并不大，当时才17岁。他是个烈士遗孤，父亲是顺直军委早期的干部，搞地下兵运时被晋军陈长捷部杀害了。母亲改嫁后，年幼的大鹏就跟着舅舅和舅妈生活，元城战役后，舅舅老舒调到骑兵团当供给处处长，大鹏也跑来参加骑兵。

李大鹏从小就跟着长辈闹革命，颠沛流离、见多识广，特别能说会道，高兴的时候说“笑得不亦乐乎”、辛苦时说“累得呜呼哀哉”，活象个半截秀才。有一次聊天，他向大伙比划：地球怎么围着太阳转、太阳又是怎么转、月亮又怎么转，还说星星也都在打转转……在场的人都不相信，心说：天上星星那么多，要是都转圈岂不是乱套了，万一碰到一起掉下来怎么办？于是大家起哄不认帐，把“半截秀才”气哭了，直到边乔参谋跑过来主持公道才算作罢。

“半截秀才”的文化水平也确实是半截。别看他说话挺“文”的，念报纸也能够从头到尾不停顿，可让他写字就完蛋了，很简单一个字，握着笔半天写不对，他自己说这叫做“提笔忘字”，大家却很怀疑：“不对吧，你念报纸的时候，小嘴皮吧嗒吧嗒挺利索，那些字兴许是瞎蒙着读出来的”。因此，他又得了外号，叫“皮皮”，意思是说就只有嘴皮子厉害。

不管“皮皮”的嘴皮子如何，给“文化班”扫盲的资格是够的。开课第一天，他教的是“大小人，上中下，天下工人是一家”， 二连三班长刘长生一听就不同意：“不对不对，听说人家私塾先生上课，讲的是‘人之初，性本善’”。

“也行也行，那样正规些”，大鹏老师倒是好说话，马上就改学三字经。

可是，半截秀才就是半截秀才，才念到“苟不教,性乃迁”就忘了下一句，停在那里“苟不教……苟不教……”地嘟囔了半天，刘长生又不耐烦了：“狗都被武工队打死了，哪里还会叫？”

大家哄堂大笑，“皮皮”跑来找大刘：“班长，你去教课吧，这个老师我可当不了”

于是只好换成刘春雷当老师，李庭桂主任临时编了课本，第一课是——老大爷、老大娘，大哥、大嫂、小弟弟、小妹妹，我们是人民的八路军。

认生字难倒了不少人，可战士都很认真。上课时借老乡的门板当黑板，下课后把门板还了，大伙就到人家门口蹲着，歪着脑袋看字迹，还拿木棍在地上学着划。房东老大娘乐了，说“八路军给咱家派了好些个歪脖子门神”，刘长生一边刷马一边用手指头在马身上写字，写到一半忘记了，于是他的手就这么举着，冲着马屁股直发呆，大家看见了都笑，说这小子魔怔了。

被说成是“魔怔”的还有一连一排长胡彦明。胡排长文武双全还很爱学习，一张报纸到了他手上，翻来覆去看上一天都舍不得放下。元城战役中，他拣到一本北平陆军大学的小册子，叫什么《航空判读》，高兴得不得了，一有空就抱着书看。

其他人看不懂内容，只认得封面上画着的飞机，大家就琢磨这飞行员是从哪里钻到飞机肚子里面去的？问胡彦明，他也不知道。

“那么，你这书里头讲的是啥？”

“是说怎么在飞机上看地形的”。

大伙都笑：“扯淡吧，连飞机的门都找不到，还看地形呢，简直魔怔”

胡彦明也不反驳，自己又接着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