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十七

43年12月，刘春雷被抽调到军区参加军事培训。当时，各部队的操练停了，可战斗骨干的素质提高却不能放松，军区因此抽调了部分战士进行轮训。

培训学校的学员来自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分成好几个队，根据队长的姓氏编代号，队长姓张叫“张庄”、队长姓王就叫“王庄”，刘春雷他们的“庄主”是被刘邓首长称为“三军楷模”的郭好礼（43年牺牲）。

学校里除了射击、刺杀、爆破和工兵作业训练，也学习理论知识。上课时席地而坐，两个人合用一本书，用子弹壳改装的“钢笔”记笔记。政治课学的是《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共产党》，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敌工课就是教大家说几句日本话；上统战课的时候，请来一个日本人做报告，是在山东莘县被刘金魁活捉的日军机枪弹药手秋山良照，刘春雷心想：要是川老汉还活着该多好，他的俘虏成了“反战同盟”的书记，他又有牛皮可以吹了……

大刘最喜欢的课程是游击战术和军事教练，看地图认地形、排兵布阵，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很实用。

有一次搞战术演练，轮到刘春雷当组长，两边各十几个人，比赛看谁先占领一个小村子。大刘心想这还不简单，带着大家数完一二三就开跑，结果气喘嘘嘘还是慢了一步。他不服气，说对方的距离比他们的短，不公平。结果教员骂他是“猪脑子”，说：“你们地势高，他们地势低。如果你不急着往村里跑，先在那边坡上架几杆枪，他们还敢跟你比赛跑么？在战场上哪里有什么公平可讲”。刘春雷顿时觉得这战术里面还真有名堂，兴趣更浓了。

还有一次练习攻城爆破，学员轮流当排长，对面坡坎上站着几个教员当裁判，他们说谁死了谁就算是死了。

有个“排长”设计的是两人组，连续派出了三个爆破组都没有成功，又接着派出第四组，刚冲到一半，裁决教员（现在叫“总导演”）郭好礼的旗子一挥：“把排长撤了，他不及格”。这排长想不通，说：“前面的人派了六组不成功都没事，我才派四组……”，教员讲评道：一、你连续派四组突击，走的都是相同路线，没有总结经验，不动脑子就不能及格；二、你派出的前三组战士都已经牺牲了，到第四组你还想不到要自己上，不能身先士卒，你就不配当排长！

从此，刘春雷明白了八路军的指挥员应该怎么做。

学习结束时，陈再道司令来讲话，他说：战术理论是死的，人是活的，要多动脑子总结经验，要打得巧才能打得好；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有什么武器就打什么样的仗，机枪大炮是武器，土枪长矛也是武器，甚至毛笔标语也是武器，要发挥我们的长处，牵着敌人鼻子走。

轮训毕业后再去锻炼，实际上就是参加武装工作队。

武工队是实施“精兵简政”、“一元化领导”和“机关工作军事化”的具体措施。在当时，除一部分民兵参加县区武装打游击外，大批民兵在“不丢失一枝枪”的原则下回到乡里开展生产自救。而八路军则抽调骨干力量和区干部一起深入敌后，给群众撑腰。

43年初，冀南共有武工队21支，队员400多人。

武工队里除了刘春雷这样的八路军，还有区干部，一个组七八个人，三个组合成一队就有二三十人。培训班学员组成的武工队是生力军，一般都被派往环境最艰苦的地区，有时候还被冠以这个“支队”、那个“部队”的名称，虚张声势。大刘他们要去的是枣南、南宫、隆平、平乡一带，在这些地方，敌人的据点、岗楼、公路和壕沟已经形成了网络，不仅我军大部队进不去，甚至连地下工作人员也撤出来了。

到敌人的腹地去战斗，什么凶险的情况都可能出现（仅仅一个月后，刘春雷的教官郭好礼队长就在敌后牺牲了）。临出发前，每个八路军战士都向党组织做出了誓约：

我宣誓——在任何情况下，不怕危险，不怕困难，坚持工作，坚持战斗，有死在自己岗位上的决心，决不动摇；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服从民族的利益，一切听从组织的决定……

跟随武工队一起行动的地方干部是不用宣誓的，可是，一位中年妇女也站起来举起了拳头。她不识字，对着党旗激动地说：“我也赌咒发誓，情愿牺牲也不投降。我保证努力工作，不泄露秘密，反正死也不屈服，说什么也不中。上有青天下有黄泉，说话不算，天打五雷轰！”

这位女同志是冯大姐，是个刚强果断、办事有条理的妇女干部。她多次和武工队在敌后活动，无论环境多么危险、条件多么艰难，从不示弱，甚至从来不会显得疲倦，大家都很佩服她。

冯大姐的丈夫很早就帮八路军跑交通。有一年鬼子清乡，正值河里涨大水，敌人把渡船封锁了，她十四岁的儿子知道父亲水性不好，就抱了一串葫芦泅到对岸去接人，结果这一去就没回来。几天后，在河边见到父子俩搂在一起的尸体，身上除了枪眼，还捆着那串葫芦……

冯大姐原本是家庭妇女，这以后就参加了抗日活动，先是在村里工作，凭着自己出众的能力，逐渐到区里、县里，后来成为地方工委的委员。在敌后的日子里，冯大姐白天黑夜都揣着一颗手榴弹，随时准备牺牲，那份刚强的精神真是让人敬佩。可是，这么一个能力出众的女干部，在抗战胜利后却突然辞职不干了，原因是她仅存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商铺伙计，她要去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当时，许多领导都做了工作，拦不住。

解放后，冯大姐的很多同事都在河南省担任领导，可她住在开封的女婿家里，乐呵呵地当家庭妇女带着外孙，没提任何要求。她舍弃荣耀选择了天伦之乐，非常满足。

或许，历经战争的女人最能明白什么才是她们最大的愿望。身处战火中的女性，以各自的方法追求着自己的安宁。

除了冯大姐，武工队里还有两个编外的女成员，她们是队长张文亭的家眷。

张文亭（45年牺牲）是冀南、豫北一带很有名的游击队长，他早年当过土匪，参加抗日队伍之后，勇敢顽强、机智多谋，打鬼子真是没得说。可就是有个毛病改不了，爱沾花惹草，每到外面转一圈，总要结识个把“相好的”。这当然也有好处，由他带队打游击，走到哪里都有个“办事处”接待，十分方便，可细想起来，似乎又对八路军的名声大大的不利。

上级教育了多少次也不管用，张家的女人只好亲自出马、实施“贴身紧逼”监视。在武工队的这两位老婆，一高一矮，不晓得谁大谁小，也不知是第几房姨太太。反正这俩女人很有意思，对鬼子汉奸浑不在意、只为漂亮大姑娘担心。在敌后活动，不带枪也不带刀，每天收拾得整齐利索、时刻准备和别人家的小媳妇开战。那张队长也是奇怪，不怕枪林弹雨也不怕领导批评，却很惧内，任凭两个小老婆唧唧呱呱，平时的威风一点也看不见。

刘春雷他们当然不敢招惹这两位“监督员”，私下里给她俩起外号，个子高的叫“磨子机枪”（重机枪）、个子矮的叫“二机关枪”（冲锋枪），都是火力凶猛的武器。

武工队活动的区域是相对固定的，队里安排有本乡本土的人，所以出任务时不必事先通知谁、也不用找人带路，说声出发就摸着上路了。白天住下研究工作和休息，夜晚行动，路上没人咳嗽说话，连喘气都得憋着点，经过敌人据点旁边不会被发现。

武工队每次出动的任务不同。有时候是摸情报，就是到了目的地附近的村庄，找个地势比较安全的人家悄悄地进屋，先对房东进行教育，从对方的利害说起，使他容易接受，然后再询问当地情况，拿小本子记上。驻一村，只有一户人家知道，多走一些地方，再把情报对照起来，就可以画一个图表，标明敌人的据点、兵力、兵种，以及群众基础和我们活动的条件，甚至还可以了解到敌人内部的一些情况，做到知己知彼。

更多的时候，武工队有宣传的任务。要教育群众克服“和平”幻想，坚信抗战一定能胜利；号召群众团结起来，监视坏分子，保卫自己的利益；在经济上，还要鼓励大家坚壁清野，反资敌，“如果资敌，就是把敌人养肥了，使他们更凶狠地来杀害自己”。

搞宣传采取的是“空讲话”的办法，很有效。武工队夜里摸进村子，四下警戒，宣传员选个高地方站好，拿个梆子敲几下，“老乡们，大家坐起来听消息……”，然后就开始讲。乡亲们不点灯不起床，趴在炕头上就能听得见。宣传员讲话简短、明白，说清楚一个问题，武工队就迅速离开。一晚上走几个村，第二天就传得神乎其神，若是再遇到赶集，那更是到处都知道了。

队里也有能写信的文化人，了解到谁在帮鬼子汉奸办事，就写一封信投到他家门上，严肃警告他不许死心塌地替敌人效劳，并且还要求他在多少多少天内，找到多少多少户人家担保，证明他没办坏事，然后再把联保信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收信人吓坏了，第二天赶紧四处讨好发誓，求人担保，因此对乡亲们也就不敢太欺压。有的保甲长吓得把收来的公粮还给农民（这叫做“倒粮”），有的人赶紧辞职不干了，说“八路没走干净，再干下去就没命了”。

武工队的工作方式是以宣传教育和军事打击相结合，在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反抗日伪政权欺压的同时，也对伪军开展“良心大检查”运动，要求伪官兵“身在曹营心在汉、内外一心哄日本”。 在游击区，连小孩子都知道“不信鬼子话、不念鬼子书、不上鬼子当，不帮鬼子干事、不对说鬼子实话”；伪军也知道八路军手里有个小本本，谁干了坏事就点黑豆、办了好事就记红点，“善恶簿上记得清，按照国法判罪行；生死本上写得明，多做好事保性命”。

但是，日本人也在加强“攻心战”，推行奴化教育。针对灾区的贫困环境，敌人一方面加紧了经济封锁，一方面又以物质利诱的方式蛊惑民众。鬼子的赏赐使一些汉奸瞬间暴富起来，这对部分民族意识薄弱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南宫县，刘春雷的熟人“小罗成”就由一个混混痞子变成了铁杆汉奸。他投靠了日本人，死心塌地与八路军作对，帮着鬼子搞“剔抉”、“宣抚”，还强迫抗属“检举”、“自首”，罪行累累。对这种“坏中坏”，武工队当然要坚决镇压、杀一儆百，大刘是队里的战斗骨干，杀汉奸除恶霸，责无旁贷。

“小罗成”也知道武工队要除掉他，整天东躲西藏。一天夜里，大刘他们打听到“小罗成”在一个小寡妇家睡觉，立即赶过去，翻院墙踹开门，把他给堵上了。

一进屋，刘春雷就楞住了，这小寡妇是他的堂姐刘彩霞！彩霞堂姐原先是个多么爱面子的漂亮人啊，大刘参军时的衣服和挎包还是她送的呢。两年不见，她怎么居然和“小罗成”这混混痞子搅在了一起？

一开始，彩霞堂姐哭闹着不让拉走汉奸，还说“这是孩子他爹”，可她抬头看见堂弟，立刻就不吭声了。“小罗成”也认出了刘春雷，知道自己活不成了，这小子就泼口大闹：“老子到世间走了一圈，吃喝玩乐，享尽风流，不亏了！过二十年，老子还要再来一趟！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武工队把汉奸拉到村口，一刀捅了。其他人还在讨论如何处理小寡妇，刘春雷铁青着脸说：“放人！”。

队长张文亭虽然不是本地人，但社会经验丰富，看见大刘气得浑身发抖，马上就把刘彩霞放了。张家的两个“机关枪”素来主张严惩犯错误的漂亮女人，这一回也难得地没有吭声。

第二天，张文亭把武工队带到刘春雷的家门口，让他回去看看。家门关着、屋里也是黑的，大刘翻墙进去，听见有人说话，知道是他父亲的声音，于是叫开了门。老人家激动得不行：“听人讲，你前几个月被打死在枣强县的一个道沟里，头朝南脚朝北，瞧得清清楚楚，我和你伯父还去找着收尸……”，老母亲也哭着说：“你叫门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咱们的孩子死得冤，阴魂回家了呢”。

张文亭在旁边问了几句，才知道是保长家儿子造的谣，立刻派人把那家伙抓来，一见面，张队长就把盒子枪拍在桌子上：“我是张老抬，知道么？”。

张文亭从十二岁起就“吃票饭”，冀南豫北有谁不知道这个匪号？保长儿子一看见他阴深深的脸和黑洞洞的枪口，立刻就瘫软了。

刘家老人心肠好，帮忙说人情。张队长这才把枪收起来，警告说：“今天先记上一笔，今后，咱们老人家再受到一丁点儿委屈，都算是你的错，连本带利，坚决枪毙”。

聊家常的时候，刘春雷讲到堂姐的事十分气愤。两位老人家却说：“她的事，我们也知道……孩子啊，你也别太怪她了，她那是饿的……”。

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可是，战乱中的苦难，女人们又何尝躲避得了。在那个年月里，无依无靠的寡妇实在太多了，苦难中的人们又怎能苛求所有不幸的妇人都成为烈女呢？

有段时间，武工队在枣南县活动，半年前，大刘在这里养过伤。

这里的群众很好，虽然在敌人的严厉控制下，老百姓自己也缺吃少穿，但总要千方百计地帮助八路军。经常是几户人家凑上十多斤粮食和三五个鸡蛋，偷偷找到武工队，一定要他们带回根据地去，“休息好，养壮身体，早点打回来啊”。有一次，夜间宣传离开村子，一个老头追了好远赶上来，递给刘春雷一个小包后转身就走，打开一看，里边是三个半窝头，这分明是人家明天的口粮啊……

当地有汉奸米先恩、米先盛两兄弟，无恶不作。临过春节，有户人家娶亲，米氏兄弟去喝喜酒，看见新娘子漂亮，就借口枪被偷了，把新人拖到了炮楼里。新媳妇第二天回来以后就疯了，新郎家也要死要活地过不下去。群众们都很气愤，寄希望于武工队撑腰，可是又觉得“八路军只能在晚上活动，大白天的保不住人……”。

八路军气炸了，立刻请求除掉米氏兄弟（大扫荡之后，因为有些战士急于报仇雪恨，出现了不分轻重乱杀人的现象，所以当时规定，除奸对象要由当地干部决定）。经当地政府批准之后，武工队就着手准备行动。

米家兄弟天黑以后都住在炮楼里，武工队还真不好下手。刘春雷不管不顾了，决心在白天开干。一天上午，他带着游击小组的两个民兵到米先恩、米先盛经常出现的地方去找人。大刘心想：反正我的伤是在这里养好的，上次大难不死，这回为了群众，把命丢在这里就是了。

中午，在一处干涸的河床边遇上了米先恩和一帮人，民兵指认清楚，刘春雷走过去就开枪。第一枪打在腰上，汉奸歪倒在地，接着再补一枪，那家伙就完蛋了。米先恩有一个带枪的跟班，可自始至终，跟班都吓傻了没敢动。大刘缴了他的枪，宣布：“八路军武工队奉命除掉米先恩，谁再敢当汉奸，和他一样的下场！”然后扬长而去。

米先恩死了以后，米先盛小心多了，轻易不出门，即使出来了也带上一大帮伪军护驾，很难下手。有一天赶集，群众报告说米先盛在集上喝酒，估计到伪军纪律差，散集时各走各的，米先盛有可能落单，武工队就决定动手。

观察地形以后，张队长安排刘春雷带四把短枪躲在路边的断墙后面，另外四杆长枪埋伏在百米外的院子里，预防敌人冲过去了再阻击。他带着几个人到集市上转悠，跟在敌人后面出来。

散集的时候，米先盛来了，慢腾腾地赶着一驾马车，他坐在车辕上，车上堆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坐着四个伪军。恼火的是，马车前后还有十几个老百姓一起跟着走，有的还把手里的东西搭在车帮子上，图省劲。这要是打起来，群众难免会受连累。

远远跟着的“二机关枪”很聪明，看见情况不对，她就在后面喊：“喂！今天你们村里的几个半大孩子被疯狗咬了，有这事么？”。你说，哪家屋里没有个“半大孩子”呀，一听这话，老百姓全都不走了，呼啦围起来问个东长西短，张文亭他们借机把散集的群众和预设战场隔开了。

马车到了跟前，刘春雷扬手扔了颗手榴弹。巧的是，这手榴弹正好就落在米先盛怀里，可又不巧的是，这手榴弹没有响。米先盛反应快腿脚也快，跳下马车就往路边的地里跑，大刘不管别人，闷头就追，边追边开枪。打了两枪没打上，米先盛吓慌了，在庄稼地里摔了一跟头，爬起来再接着跑，大刘就离他近了。追到跟前，正想打枪，米先盛突然止步朝旁边侧身一滚，俩人一错身，米先盛躺在地上，枪口就指着刘春雷，大刘心想：“完了……”。

但是，枪没响。刚才米先盛摔跤的时候，手枪枪管插到土里，堵上了。事到如今，他也只有哀嚎一声，被刘春雷一枪给毙了。可这时候，大刘也是一身冷汗，说不清楚是因为跑步累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腿肚子有点哆嗦……

马车上的伪军也知道武工队是冲着米先盛来的，他们用不着陪着玩命。所以除了一开始就被打死的一个，其余三人都抱着脑袋蹲在路边，缴枪投降了。

武工队连续的在大白天活动，震动了日伪军。他们认为这次八路军的游击力量一定比较强，于是出动了搜索队，在一无所获之后，敌人要求每个村子晚上都要派“值更组”守夜，发现八路军就点篝火报信，哪里放走了武工队就处罚哪个村。

本来，武工队八九个人，队伍精干，要撤走很容易。但如果这么一走了之，有几个“重点治安村”的群众就难免会受牵连，必须要想个办法。

于是，那天半夜里，周边的村口都有了动静。先是噼噼啪啪地敲东西，再就是“值更组”的大呼小叫，接着，报信的篝火都点燃了……夜里，炮楼里的敌人看见周围十几个村都点了火，吓懵了，哪里还敢出来。只好朝着大马路上乱放枪了事。

第二天，各村都来诉委屈，“昨天八路从我们村口过，老总们怎么不出来支援啊……”。

这次除奸活动，武工队里跟着个宣传干部，他以前没参加过战斗，初上战场很兴奋。回去后就写了篇文章发表在军区报纸上，题目叫做《战斗的喜悦》，很是把刘春雷吹捧了一番。

大刘当时并不知道这事，回到部队才看了文章。心里虽然得意，却也难免有点犯嘀咕：战斗就是战斗，还喜悦？要不是运气好，当场就报销了，喜悦个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