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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这些中国经济数字可靠吗? -- 晨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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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这个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财税的问题事关“钱袋子”,一个国家的所有重大问题可能都会反应或纠结在这个问题上,说清楚不容易啊。俺试着说说吧。

94年分税制以前的背景是这样的: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0675

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

其他讨论也主要关注“两个比重”的下降问题,即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1979年第一个比重为28.4%,到1993年已经下降为 12.6%;第二个比重也由1979年的46.8%下降为1993年的31.6%,中央财政不但要靠地方财政的收入上解才能维持平衡,而且还在1980年代两次通过设立“基金”(分别是“能源交通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向地方政府“借钱”。这与80年代实行的财政体制改革有比较大的关系。俗称“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自1980年正式实施,其间经历了1985年和1988年两次变革,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分权。

“两个比重”下降的后果是严重的,尤其是在国家安全方面。比如90年代军队经商的弊病,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中央财政没有财力负担国防军,军费严重不足。这个问题严重到“921”载人航天这样的重大战略工程都几乎拿不出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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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的背后:40年的争论与决策

钱振业看了一下汇报提纲:“我国研制飞船的费用约30亿元。在保证投资及时到位的条件下,工程研制需要6-7年时间。”

李鹏总理笑笑说道:“钱是有困难。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还是可以解决的。”

如果深究下去,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局面呢,有代表性的看法,是王绍光先生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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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的底线》第八章 国家能力下降的体制根源

有缺陷的制度和囚徒困境

中国财政改革旨在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刺激他们加大征税力度,从而使中央和地方都能从税收增长中获益。然而其结果对双方都不太愉快。不仅中央在国家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而且政府总收入占GDP的比重都急骤下滑。可能更重要的是,财政紧张造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而所有这些麻烦都出现在中国创造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繁荣之时。我们如何解释这个悖论?我们认为问题出在有缺陷的制度设计上。健全的制度应能限制社会角色的选择组合,并进而减少人类相互交住中的不确定因素的。但是,中国的财政体制让中央和地方政府拥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权,这为机会主义行为盛行开了方便之门。中央和地方都指望从机会主义作法中得到好处,但结果双方都以财政收入不断下降而告终(相对于GDP),原因是他们陷于典型的囚徒困境之中。

关于财税问题,90年代中前期有过非常密集的讨论,当年的情况可以在这里窥见一斑外链出处

94年以后的分税制改革,正是为了解决以“两个比重”为症候的体制缺陷,十几年来其施行结果基本是成功的。当然,晨大提的问题由头是现实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主要应该分析当前的情况,而这不可避免会涉及到分税制施行十年后怎样评价、在哪些方面是否需要调整这类问题,事实上这方面这几年的讨论也很多。但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如果不先理清源流和脉络的话,讨论起来会非常困难,所以在这儿稍微回顾了一下,希望晨大不会感到奇怪。 另外一点,就是我上面提的其实都是“两个比重”并提,而晨大最开始的问题,主要关注的是一个比重,即税收跟GDP关系的问题,这个原因也比较简单,那就是这两件事情几乎没法分开来讲,而且相对来讲,中央和地方关系在里面占的比重会更大一些,因为毕竟钱都是从基层来的嘛,而这也是90年代的学者和政治家从这个方面入手破解困境的原因所在。如果只考虑总税收和总GDP,就有可能既号不准脉又下不准药了,呵呵,既要看总量,又要看结构。其实直到今天这个思路仍然是有启发性的,如果考虑到地方“以地生财”打造第二财政,房价积生民怨这样的现状的话。不过这个就先不谈了,呵呵。

关键词(Tags): #分税制背景#分权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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