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世说新语（1）－－王文忠公（王震）轶闻 -- 温相

artid119按: 原作协秘书长对王震和丁玲的关系有不同於我坛文化百家相关各贴的看法

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

作者：张僖

自序

　　我从１９３７年参加革命，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今天已经六

十余年了；从１９５３年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到今天也已经近五十年了。说

来惭愧，这么多年中，潮起潮落，风云变幻，在这个作家云集，群英荟萃的

文学大本营里，我却没有什么文章见诸报端和书刊。只是在“文革”之后，

应赵树理同志家属的要求，为重新出版他的小说《三里湾》，写了一篇实际

上是悼念文章的序言。

　　周扬同志有一次对我说：其实写评论文章并不难，你只要经常关心杂志

和报刊上的文章，然后用党的文艺思想、政策方针去评价它，久而久之，熟

能生巧，就可以写好评论文章。你写好之后，我帮你看看……

　　然而这么多年来，我始终没有接受周扬同志的好意，也辜负了他这个很

诚恳的希望。

　　我来到中国作协是非常偶然的，文学并非我之所长。我本以为服从党的

需要，干一段时间就离开，没有想，各种复杂的原因使我在中国作协度过

了几十年……现在回头看看，我之所以没有写文章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多

少年来，亲眼看到有多少人都是因为写文章出了问题，“白纸黑字，铁证如

山”，这似乎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另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当行政领导和当

作家是两件事，如想兼得，恐怕不但当不好干部，也当不好作家，我就塌塌

实实、兢兢业业地为大家服务吧！许多人很信任我，我活得就很充实，也很

塌实，这是我最大的欣慰。

　　最近，许多回忆文章见诸报纸和书刊，尤其是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回忆，

这对澄清历史事实，对许多人的昭雪平反，使后人对那杂乱如麻的历史片断

有更全面、更本质的认识，无疑是起了很好的作用。

　　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那是很容易理解的。沧桑岁月，时光流逝，

由于各人的立场不同，回忆也能走样。但是，对同一件事若讲出不同的内容

，甚至人和地点说的都欠真实，那就有害无益了。

　　最近，也有许多老同志和年轻同志来找我问讯、核实一些事情的缘由和

历史事实，于是我想提起笔来，把我亲见亲历的事件说一下，给后人留下一

些从我的角度所看到的事实，也是留下一段史料，给党和后人一个交代。这

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我在没有提笔之前就深深地感到，我的回忆可能是粗糙的、零星的、片

面的，是一孔之见，就算是“只言片语”吧……

　　２００２年７月

　　一、参加革命

二、在东北

三、筹建中国作家协会

四、对《文艺报》的批判

五、肃反和“胡风反革命集团”

六、关于“丁陈反党集团”

七、反右斗争

。。。。。。

反右斗争以后，中央的精神是：右派应该下去劳动改造，接近工农兵。

　　王蒙在去新疆前，邵荃麟请王蒙到家里吃了一顿饭。“文化大革命”中

，这成了邵荃麟的罪状之一。

　　在中国作协的一次党组会上，大家讨论作协被划成右派的这些人到哪里

去。开始有人提议到农村。但有人提出来，毛主席说过，右派属于人民内部

矛盾。可他们的名字都是登了报纸的，如果放到基层群众中间去，会不会受

到歧视？似乎到农场去更好一些。记得周扬同志说：是不是去请示王震同志

（当时王震同志是农垦部的部长），到他那里去？郭小川同志当即说：“好

！我和张僖同志今天晚上就去！”

　　当天晚上，我和郭小川来到王震同志的家。我们说明来意，请示是否可

以将作家协会这些同志分配到农场去。我记得王震同志很爽快地说：“好！

这些人我都要。解放军文工团的人我也要（他指的是当时解放军艺术学院和

总政文工团被划成右派的同志）。这些人到那里去锻炼回来之后可能更有成

绩！”

　　当我们谈到人员安排的时候，王震说：“让艾青去北大荒，到８５２林

场去当副场长。陈企霞去白各庄。”

　　白各庄是唐山附近的一个归农垦部领导的农场，靠近海边，来是一个

劳改农场，后来农垦部派人接收下来。

　　谈到罗烽和白朗，王震说：“他们年纪都大了，就不要去农场了，还是

让地方安排吧！”后来，经作协和辽宁省联系，罗烽和白朗被安排到阜兴煤

矿劳动。

　　又说到戈扬，王震也说：“戈扬你们也去和地方商量。”后来，郭小川

给辽宁的马加打电话，戈扬便被安排到辽宁的农村。

　　谈到具体问题，王震说：“具体问题你们去找王桂林商量。”王桂林同

志当时是农垦部的办公厅主任。

　　从王震同志那里回来，第二天，我找到王桂林同志。我记得那次安排了

艾青去８５２林场担任副场长，陈企霞、唐达成、唐因等十几个同志被安排

到白各庄农场。

　　１９５９年，陈企霞要求回来，刘白羽让我同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说

说。我给林淡秋打了电话，后来陈企霞就去了杭州大学。我知道，这是周扬

同志的意思。这是后话。

　　那时候，丁玲虽然也被划成右派，但她不在“下放”的名单里，可以留

在北京。周扬对丁玲说：“你可以不走，你可以构思你的作品。”

　　而当时有这样一个情况：丁玲的丈夫陈明也被划成了右派，因为他属于

北京电影的制片的人（编剧），已被文化部系统下放到北大荒的农村，这个

时候，他已经被安排住在那里了。在这种情况下，丁玲也提出要求到北大荒

去与陈明在一起。于是我为此事又单独去找了王震同志一次。王震同志说：

“好吧，就照顾她一下，让他们到汤原农场去，那里离佳木斯不远。”就这

样，丁玲来到北大荒的汤原农场，陈明也被调到汤原农场与丁玲在一起。

　　当时，舒群同志虽然没有被划成右派，但被开除了党籍。经他自己要求

，被下放到本溪钢铁公司一个分厂当了副厂长。

　　这次，在下放右派的过程中，我看出王震对艾青格外体恤和关照。谈到

王震和艾青的关系，这还要说到延安时期。

　　艾青是浙江金华人，三十年代就以《大堰河――我的保姆》出名。他做

过中学教员，后到法国留学，智利诗人聂鲁达、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等都是

他的好朋友。他在法国还参加过“反帝大同盟”。１９４１年，他在重庆和

他的前妻韦莹结婚。

　　艾青从重庆来到延安，在“文抗”（全称中华全国延安文学艺术界抗敌

后援会）当作家。当时，在“文抗”的作家还有丁玲、罗烽、白朗、萧军、

舒群、杨朔等许多人。

　　当时的延安被国民党部队围困，党中央号召军民生产自救，开展了大生

产运动。３５９旅被调回延安，作为留守兵团。南泥湾地处陕甘宁边区的东

北角，陕西靠近甘肃的地方，是一片比较肥沃的没有被开发的土地。３５９

旅奉命在那里搞生产，不光种粮食，还种棉花，纺线织布并搞其他经营。

　　当时，王震希望作家们到南泥湾来写反映生产自救的文学作品，同时，

也有照顾的性质，因为相比较而言，南泥湾的物质生活还要富足一些。延安

“文抗”的作家来自全国各地，“文抗”的主任是柯仲平同志，他是陕西人

。

　　作家们来到南泥湾，和王震渐渐熟悉起来。王震同志虽然是铁路工人出

身，但是他很爱人才。同时，王震也很激烈，《野百合花》出来以后，听说

王震气愤得把桌子都给掀了。

　　在“文抗”许多作家当中，王震最看重艾青、周立波和郭小川。周和郭

都曾经给他当过秘书，而艾青和他就是很好的朋友，解放以后，他们也经常

来往，聊天。我就是因为他们经常约我同去，才认识王震同志的。那时候，

王震家住西单，经常去他家的有艾青、周立波和我。大约是一个月去一次。

一般是晚上，谈上个把钟头。

　　王震对同样很有成就的丁玲，却不是太感兴趣。

　　在安排右派下放的同时，按照当时中央的指示，没有被划成右派但受到

批判和处分的那部分人，也要到农村去“向工农兵学习”；还有当时为了精

简机构，有些同志也要下放劳动，他们都被安排到了农村的生产队。过了不

久，恰逢三年困难时期，文联和作协便一起在河北省的怀来和涿鹿办起了农

场，把这些分散在各个农村生产队的同志都集中到了自己的农场。

　　作协系统和全国一样，一部分同志是在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的，还有

一部分同志是在１９５８年被补划成右派的。

　　１９５８年，我陪郭沫若等人去怀来、坝上等地，看望在那里下放的干

部，同去的还有萧三和田间等人，我是代表团的支部书记。我们从怀来刚到

张家口，地委书记刘玉民就交给我一封电报，叫我马上回北京参加会议。我

请示郭沫若同志，他犹豫一下对我说：“你回去，支部书记怎么办””我说

请张雷同志当吧。郭沫若同意了，我急忙赶回北京。

　　回家以后，我急忙给郭小川打电话问是什么事情。郭在电话里说，现在

要批判李之琏和黎辛，黎辛今天就到。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惊讶。以前我也知道李之琏和黎辛与中宣部和作协党

组的一些领导有些矛盾，但谈到批判，我是想不到的，况且黎辛已经调到了

湖北。黎辛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不太左也不太右，在前一段反右斗争中不管是

什么样的心态，但他基本上是执行上级的各项指示的，为什么要批判他呢？

　　我在一家旅馆里到黎辛。黎辛问我叫他来北京为什么事情，我只好说，

我刚从张家口赶回来，很多情况也不清楚。

　　就这样，李之琏和黎辛在反右“补课”中被划成右派，并被打成反党集

团。因为我不是斗争旋涡中的当事人，有些情况也没有亲历亲见，仅从一个

距离很近的旁观的位置来看，除了他们五六年为“丁陈反党集团”甄别等思

想政治原因之外，恐怕与有人认为黎辛没有把作协党组当成回事有关。黎辛

认为作协党总支应该受中宣部机关党委领导，作协党组和作协党总支的关系

应该仅仅是指导而不应该是领导。这些态度都让周扬和刘白羽很反感。

　　八、两上北大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