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一 -- 电子赵括

中日关系紧张，并没有影响到蒋介石的剿共决心。1933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讲话，再度强调“安内，攘外”；5月8日，蒋介石再度发表演说，以共产党为心腹之患，日本为肌肤之疾：

“日本的总人口不过六千万。即使发动战争，最多能动员六百万人。我们有四亿人的雄厚实力。全国的资源，领土的广大，历史的悠久，文化的创造力，我们都远胜于日本。”

“有些人会问，这种剿共都无法获胜，怎们能抗日，怎么能完成革命任务。我们剿匪军，决不能被这些人嘲笑侮辱轻蔑。再不能让这种轻蔑的言语出现。”

同年7月18日，蒋介石在庐山设立“庐山军官训练团”，强调剿共为“涉及到我党，我国，我们民族生死的问题”。10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剿共大本营强调如今的国内国际局势都不能容忍三年五载地进行剿共，第五次围剿必须要在三年内完成，头半年要夺取军事胜利，击破红军主力，占领江西根据地。1933年10月以后，对于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正式拉开战幕。

对于国民党的动向，共产党方面当然有所防范。32年底到33年初，上海地下党无法维持，王明前往莫斯科，博古等通过各种途径迁入苏区。党务地位上，博古占有最高地位，而在苏区毛泽东的威望远在他人之上。两人的地位微妙，合作并不愉快。对于即将到来的第五次反围剿，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寻机先歼灭弱敌，而博古则坚持出击外线。最后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李德的支持下，博古的主张占了上风。33年，也发生了余飞，孙际名，黄平等中级干部相继被捕叛变事件，蒋介石通过庐山军官训练团训练出来的特工人员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共产党进行了渗透，这都影响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其间在1933年11月20日，一二八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军的十九路军因为对剿共兴趣不高等原因，在福州发动反蒋事变，宣布抗日反蒋，11月22日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以李济深为主席。福建政府发表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实施彻底的民主主义，对重要企业进行国家管制，组织人民武装等等方针。这和共产党宣布的抗日三原则相当符合，很明显表示了同共产党合作的意向。

然而在左倾的错误路线下，共产党并没有对福建事变进行积极的评价（有小范围的接触）。12月13日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中反而指责福建政府不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是革命与反革命的中间派，必然会失败成为反革命等等。在国军的大力进攻下，34年1月底福建事变完全失败，原来对剿共不太热心的福建方面反而成为了中央军的势力范围。福建事变是当时左倾路线下的共产党政策的典型体现，从正面说有一定的联合抗日倾向，反面则是根本上尚缺乏信任。

和进剿的国军相比，红军无论在数量还是装备上都处于绝对劣势，其战斗力根本上在于根据地人民的支持。红军向外的出击行为，实际上抛弃了自己最大的长处，而同强敌硬拼。在解决了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对于苏区的围剿动作加大。34年1月，张学良复归，就任江北三省剿匪副司令；34年1月底，仅江西就修筑了碉堡三千多，动员部队达到百万，其中中央军达到七十万。红军在单纯的消耗战方针下被国军的物质优势压倒，尤其在初期的硝石等战斗中消耗巨大。4月22日筠门岭失陷，29日广昌失陷，败局已定。在此期间的4月17日，日本发表被称为东亚门罗主义的“天羽声明”，再度引起国共双方的巨大反响。国民政府立刻发表反驳，表示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但是仍然极力避免同日本的关系恶化。蒋介石，汪精卫，黄郭在南昌商议后，决定保留满洲国承认问题，促进中日友好，决定了满洲同本土的邮政铁路国境通行管理等方针，具体措施委托给黄郭同日方商榷。宋庆龄等组织的“中华民族自卫委员会”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提倡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对日作战宣言中提出，第一批判张学良汤玉麟等人的不抵抗主义；第二排除对国际联盟的幻想；第三排除现在实行亲日政策的卖国贼；第四排除没有真正抗日意图的“建设救国”主义；第五排除对于日本近代军事技术的畏惧，号召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力的出力，一切为抗战。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中则提出，1，全陆海军三百万总动员；2，组织千百万的抗日民众义勇军；3，武装全体人民；4，没收总额为二十亿日元的日本在华财产；5，没收卖国贼财产；6，联合朝鲜蒙古等被日本压迫民族等等。包括宋庆龄，何香凝，章乃器等一千八百人在上面签名。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北上抗日宣言，并于7月15日派遣方志敏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强调直接同日军作战。8月14日，中共中央对北方各支部发出指示，对日基本纲领中已经缓和了共产主义的种种主张。

毫无疑问，北上抗日先遣队也是为了长征的准备工作，确实起到了分散国民党注意力的效果。10月15日晚，红军开始长征，10月21日突破第一道封锁线，11月初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国军终于察觉了红军的真实动向。11月10日，瑞金被国军攻陷，11月中下旬，红军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长征初期，红军并没有明确目标，在且战且走中屡遭国军打击，苦战中兵力损失大半。

对于蒋介石而言，第五次围剿取得了相当成功。国内的舆论都期待能够对日采取积极政策。但是蒋介石仍然以复兴建设为第一要务，认为抗日为时尚早。蒋介石的建设，一方面为抗战作准备，一方面为了巩固国民党的基础。1934年2月19日，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已经有获胜把握的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开展“新生活运动”的演说，强调国家的发展基础在于知识和道德，德国日本等的斯巴达式训练有借鉴之处，古圣人的“礼仪廉耻”也适用于现在等等。汪精卫也在3月17日在南京主持了新生活运动的开幕典礼，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随即决定8月27日为孔子诞辰。新生活运动在禁烟和民族主义方面对社会各阶层引起共鸣，在全国都市内开展，但是在复古的儒家学说上遭到新知识阶层的批判，35年初就无法持续下去。

“新生活运动”的同时，蒋介石开始调整对日本邦交。34年夏天，满洲同华北的交通再次开通；7月3日开始实施所谓“亲日关税”。7月，蒋介石在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讲话中首先表示日本军事力量强大，三天之内就可以占领广东，重庆，成都等沿岸都市，不具备同现代国家作战条件的中国现在奋起抵抗为自杀行为。然而蒋介石的眼光在于日本的对手不仅仅是中国，陆军包括苏联，海军对付英美，大战中日本确定会失败。那时候是“最好的机会”，“民族复兴的最好的机会”。因此现在事实上被日本军事力量压迫的中国，不刺激日本的前提下发展军备十分困难，最好的国防方针在于首先培养不屈的精神，然后构筑堡垒准备长期作战：

“三年守不了就守一个月，一个月守不了也要死守一星期。我们现在并没有十分的胜利希望，然而可以进行最顽强的抵抗。我们即使不能战胜敌人，也要让敌人为胜利付出最大代价。......如果这样，我们确信从开战到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如果采取这样的战术，他们占领我们一个省花费一个月，18个省至少需要18个月。这十八个月间国际局势不会没有变化。”

这就是万一中国同日本单独开战后蒋介石的战略，确信日本在国际大战中不会是最后的赢家。（7月24日演说）

1934年12月，在这种“长期抗战”的方针下，满华通邮协定，满华通商协定成立。12月，国民政府外交部事实上的机关杂志《外交评论》上发表了《是敌是友？- 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作者徐道邻，有说法说是蒋介石口述，陈布雷整理，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论文的第一页开门见山，认为日本人根本不是我们的敌人，最终中日有必要携手。这至少表明此时的国民政府，外交方面对于日本尚抱有一定幻想。某种意义上，1933年6月份中美之间成立金额为五千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因为种种原因实际上提供了不到两千万，以及九一八以后对于国际联盟进行的申诉成果极为有限，对国民政府都有所触动，对英美的某种不信任也是对日幻想的原因之一。《外交评论》上另有许哲欣发表的论文，认为英国经济困难，而且有印度的问题；美国处在经济危机中，对华援助和对日政策都不会非常积极。同一篇论文中还提到将来的远东大战，要么是日苏冲突，然后英美加入；要么是日美冲突，英苏加入。中国应该采取不同任何国家结盟的态度，视列强的关系灵活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晚到来的判断下，国民政府应该极力避免卷入战争，因此不应同特定的国家结盟，首先为国内建设争取经济援助。应该维持同大战到来后侵略中国可能性最大的日本之友好关系，极力避免中日战争的到来，拖延其发生。这虽然不能认为是对日本的彻底妥协，很显然也没有坚决抗战的意味。1935年2月27日，停止排日，排日货的提案在中央政治会议上通过，排日教科书也被改订。

这里加一句赵括的看法。看到日本方面对此的评价，赵括实在感到丧气。赵括虽然没有理由对六十年前中国遭受日本侵略幸灾乐祸，即使是国民党执政，也不得不承认，在大家大打出手乱打一气的时代，抱有这种总是指望他人先打起来，自己不劳而获的想法的国家，也确实难逃第一个挨揍的下场。对于这种“友好”表示，日本方面即使是对华“妥协”的广田弘毅外相，也是不屑一顾。华北的一系列冲突中国民政府诉诸于外交手段，广田外相对此的反应是“这是地方事务，应该由华北方面和关东军协商解决”。蒋介石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判断基本上还是准确的，就是有一点他没有看透，自从19世纪70年代日本强行侵占琉球王国后，到后来的甲午战争二十一条乃至九一八事变，日本的近代化就是以中国为代价的，每到危机关头都会拿中国开刀，意志之坚定并非中国单方面躲避就可以躲得过去。而最后关头缺乏以武力保卫国家的气魄，其他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抵抗终究将化为泡影。奉系就是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