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如果取消高考…… -- 晨枫

高考制度的前身科举是一个社会阶层流动的制度化渠道。但自从1905年科举废止后，一度阶层上升之途出现非制度趋势。民国时期，各高校的招生情况相当自由，允许学生自由投考。直至1952，新中国举行了第一次统一的全国高校入学考试3。虽然其后在70年代情况又有所反复，但1978年重新恢复的高考，重新确定了考试的制度化。高考的制度化不是毫无原由的。高考作为经常性的监视和评判，规训着受教育者。同时的，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间建构出了一种权力关系，并通过教育者——教师——的身份，将这种权力关系转化为制度与受教育者间的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可能引申出了一种技术手段：分数评价。分数评价作为典型的“零/和”指标，在此指标体系内通常只有一个人是成功的，其他人都是失败者。分数评价精确测量每一个人，为他们贴上“成功”或“失败”的标签，在他们之中造成恐慌。这种技术手段是成功的，它使规训不但成为制度施加的，而且成为受教育者自行追求的，使他们自发的向着制度的要求去靠拢。

不仅如此，而且高考的制度化同时是一个特定的仪式，持续的对社区造成心理和文化压力。学校深入了每一个社区，改变并重构了这个社区的生活节奏。以学校为中心，娱乐区被重新安置了，因为各地都有在学校周围200米内不允许出现娱乐场所的规定。而且这个社区每一个家长的生活也必须围绕着这所学校，奔波于校门与家门之间。通过学校，社区成员的生活被小心翼翼的串联起来了。国家通过学校，也小心翼翼深入进每个社区成员的生活之中，完成了对地方的控制。每年的高考都是一场国家权力的狂欢，在此中社区居民重新确立了自身等级地位：谁家的孩子上了北大，家长一跃成为四邻的艳羡中心，此后常常有“取经者”来学习经验，以至于有因此荣升为小区委员会者；而那些孩子落榜的高社会地位家庭的辛酸，也可想而知。高考这个仪式，标志着每年都有一些幸运儿，迈入“指导者”的行列，如本文第二节的分析，也是标志着迈入权力关系中支配者的一方。换言之，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地位通过仪式再次得以重置和确认。

对高考的制度化仅仅是表象，国家介入高考的目的仍然是将高考神圣化。

这一点可以从国家对高考的一系列政策倾斜、舆论宣传中观察出来。2001年北京市政府关于高考期间限制施工的文件仅仅是一系列介入活动之一，长期以来对高考的集中宣传才是重头戏。这些宣传造就了一个神话，即平等竞争的神话。这个神话的直接后果是合法化了教育再生产出的普遍等级差异，掩盖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间的转化，使教育成为权力存在合法化的技术手段。

高考的神圣地位是被已然存在的权力关系精心再生产出来的。而且，神圣化的高考制度很可能还会再生产出新一轮的权力关系。两者间循环往复的互置，暗示着高考/教育乃是社会机制中功能性的且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权力关系笼罩下的考试制度不可能是平等的竞争，景军引自布迪厄（Bourdieu）对法国教育制度的分析时称，法国的学校对上层社会报以增加的象征资本，对较下层的社会则贬损其象征资本（景军，1998）。如布迪厄所言，教育中涉及了何种知识是为“有用”、能为教育制度所认可？上层社会子女继承了特定的、早为教育所认可的特定知识、文化、社会背景，在制度里的竞争中早就先行一步。此外，不仅知识背景造就了一部分受教育者了劣势地位，甚至经济因素还将更多人排除在考试制度之外。正常情况下学生7岁入学至22岁受完基本高等教育，漫长的16年间时间和财富的投入都是巨大的。如果不幸还有更高的追求，也许还要离家千里去上精英学校，又得付出一笔不菲的生活费用。事实上当受教育者站在高考的大门前时——或许高考本身的确形式平等——已经被一只无形的手精心筛选过了一次。有很多人根本无缘这次竞争，他们早服从于冥冥中的那个声音，告诉他们谁应去做工，谁应去务农。在他们看来，高考自然是神圣的公平的无错的，有错的只是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