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一 -- 电子赵括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的红军，34年底到35年初为极端困难的一段时间。根据地的缺乏，对于将来也没有确定方针，在国军的追击下不断缩减。毛泽东后来对这一段作了回顾：“结果除了陕甘宁以外的根据地全部丢失，红军从三十万减少到数万，共产党员从三十万减少到数万，国统区的党组织基本上全部被破坏。”作为中国共产党政策转换的第一步，就是所谓的“八一宣言”。

长征途中的红军实力，共产国际公布的数字是红军48万，赤卫队百万，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而红军的真实实力，日本资料估计的比国内通用的数字有所出入，例如中央红军出发时估计为六万，留守根据地的游击队估计为三万。到长征后期，估计为红一方面军2-3万，红四方面军三万，红二方面军2万，南方游击队五千到一万。和国内常用的数字对比，红四方面军的人数低得多。另外有王明康生等干部在莫斯科。1935年1月13日，中央红军攻克遵义，在此休整10天左右，召开了被称为“遵义会议”的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批判了福建事变中的消极态度，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术失误，长征途中未能活用各种战术等等错误，博古李德作为最高领导被追究责任。作为结果，毛泽东回到了军事和党务的最高领导职位上。然而遵义会议本身仅仅是跟随红一方面军行动的领导干部出席的政治局会议，莫斯科的王明，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等人对此的态度，当时还是悬念。从种种迹象看，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保持有微弱的联系，而同莫斯科基本上没有联系，莫斯科方面对遵义会议一无所知。而至少在共产国际内部的地位，王明占有最高地位。8月的共产国际大会选举了王明，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为十九名干部委员中的一人。王明张国焘等干部对于遵义会议的决定是否会简单赞同，留有悬念。

随着红军的长征，蒋介石亲自奔赴重庆贵州等地指挥剿共。由于兼有削藩意图，引起地方诸侯反感，不愿意同中央军协调步调。同时红军为了躲避国军的追击，专门挑选鞭长莫及的艰难地形行走，追击而来的国军也并不轻松。红军到达各地，实行土地改革，打倒为民众愤恨的保守地主，对少数民族采取平等的友好态度，竭力争取民众支持，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优势。结果，追击而来的国军并未能达到歼灭红军的目的。35年6月16日，红一方面军在四川省的懋功地区成功会师，此时日方资料称红一方面军一万人，红四方面军三万（如果包括赤卫队，五万）。

6月24日，红军主力到达两河口，此时毛泽东同张国焘的矛盾表面化。同毛泽东主张北上，同陕甘红军会师后奔赴抗日前线的主张相反，张国焘主张南下到四川西康边境建立根据地。7月中旬，红军到达毛儿盖后再度进行了激烈检讨，八一宣言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很显然采取了毛泽东的北上主张。红军主力于8月中旬继续北上。然而不久后红军发生分裂，西路军南下，仅有中央红军一万人继续北上，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干部。此后张国焘自称中央，细节虽然不明，此时的共产党也没有积极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

此时在政治上最为活跃的，是在莫斯科的王明等中共代表。得益于苏联方面的情报，他们在莫斯科比较了解世界形势，分析从中国送来的各方面消息，此时也恢复了同毛泽东的联系，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部分，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方案。“八一宣言”更应该视为毛泽东等党中央同莫斯科的王明合作的成果。“八一宣言”中首先表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经发展到要求国民党解散蓝衣社（军统前身）等机关的地步，对此“南京卖国政府”步步屈服，因此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危机关头。因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停止内战，团结一切政党，即使过去现在政见不一致，各界同胞，即使意见利害不同，各方军队，即使过去现在有敌对行为，进行神圣的抗战。作为具体方案，各种抗日义勇军联合成为统一的抗日联军，一切的政党，派别，团第，地方军政机关都应该团结，树立国防政府。很显然，这个方案具有欧洲的人民阵线意味，而且将蒋介石以及国民党上层人士作为地主大资产阶级排除在外，各种方针亦不具体，但是共产党第一次明确号召全面停止内战，呼吁建立包括“国民党以及蓝衣社内部具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仍然是政策上的一大变革，具有重大意义。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7月25日 - 8月20日）上，王明于8月7日发表了演说：

“一，现在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问题，不是第一位的问题，而是决定性的重要问题；二，因此共产党在动员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的问题上，必须采取反帝国主义的人民阵线战术；三，当然过去中共也采取过反帝国主义的人民阵线战术，福建事变等先例看不能贯彻，并不成功；四，今后要理解新的方法，必须要达成八一宣言中明确的目标；五，因此应该改变对于小地主和富农的政策，以实际行动重新评价革命家孙中山；六，这样的战术在中国苏维埃势力扩大的今天，已经成为可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指导能力，也已经可以确保。”

上述主张被共产国际全面接受，成为此后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

八一宣言以及共产国际的相关决议，通过各种方式传达给了各地的共产党员，引起巨大反响。10月12日，东北抗联发出联名抗日通电，以过去互相敌视的共产党武装和其他派系义勇军在抗联的联合指挥下发挥巨大战斗力的事例，号召力可组织抗日联合军和国防政府。这份通电同时发给了南京的政府主席林森，总司令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同八一宣言中对蒋介石等国民党上层人士仍有排斥倾向相比，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11月28日，红军干部联名发表《抗日救国宣言》，表示赞同抗联通电内容，重复八一宣言中的主张，号召力可召集各方代表进行协商，最短期间内召开抗日军人大会，组织抗日联合军。通电的对象除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以外，包括了蒋介石，陈济棠，白崇禧，张学良，何健等国民党的最高将领。此时的共产党政治纲领中仍然有不少对蒋介石的职责，各部分之间也有互相矛盾不一致的地方，整体上已经以八一宣言为基调，开始了向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向转变。对于中国政局，造成了巨大影响。

1935年，中日关系已经极端紧张。6月10日的何梅协定，6月27日的土肥原秦德纯协定的签署，不但迫使国民党和中央军退出了华北，平津人事安排被日本插手，对中国的抗日舆论造成巨大影响。其间中国曾经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被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以“这是当地驻军应该处理的问题”为由拒绝，对于日本方面的“友好”人士几乎彻底失望。何梅协定对于国民党，也是无法忍受的屈辱协定，对日政策再度强硬。期间伴随着国民政府的币值改革以及日本的所谓“冀东特殊贸易”的走私活动，双方敌对无法缓解。蒋介石将对日外交委托给汪精卫，自己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加紧对红军围剿，引起国民政府内部相当不满。此时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已经完全掌握党务。按照当时日本方面的观察，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及候补委员共170名中，蒋系将近110名，占绝对多数，因此矛头并未指向蒋介石本人，而是指向了对汪精卫何应钦等人的软弱外交。8月7日，提出了对外交部的不信任案，汪精卫一度提出辞职。而蒋介石此时仍在寄希望于汪精卫能够在同日本的外交中获取成果，对其进行了慰留，中央政治会议也否决了不信任案。10月2日，蒋介石张学良分别就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副司令，对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采取围剿态势。11月1日，汪精卫在参加第四届六中全会时遇刺。蒋介石在11月19日仍然发表演说，强调不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和平等构想。东三省沦丧，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的签署，已经超越国家主权忍耐的限度，对此蒋介石当然一清二楚。此时蒋介石仍然在考虑首先在列强的协调下完成国家建设，通过和平的外交手段恢复国家主权，要求中国民众忍耐，抗日态度对日本军方是一种刺激，严厉禁止。然而一方面不刺激日本，一方面又要完成国家建设，实际上不可能。尤其在经济上，财政金融作为一个重大问题始终困扰着国民政府。各方面的情况越来越紧迫，终于迫使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3日下定决心，断然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法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