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辛亥专题］二十世纪之乱臣贼子（修订版）ZT -- 柴禾儿妞

　三、“五大错误”不能成立

　　　　　　中共学者袁伟时完全回避了军阀践踏约法和进行割据的时代背景，以不存在的“法”或者是军阀的“法”为准绳，以“孙中山的错误举措”为题，指出了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的“五大错误”，袁实际是为有罪于中华民族的南北军阀翻案。

　　　　　　标题：“（一）肆意建立非法政府”。袁伟时的论点是：“从全国形势看，当时与张勋的军事斗争已告一段落，中心已转向维护民主和法制的斗争。……孙中山此时的身份是普通公民，是在野党领袖，张勋复辟是违反宪法的叛国行为，任何公民都有权用包括使用武力的方式与之斗争。可是，孙中山到达广东时，叛乱已经失败，此时一个普通公民宣布要把国土的一部份变成为‘军事基地’，进而‘建立政府’，显然是不合法的举措。”他的论据是：张勋复辟被打败以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符合《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国务院总理及其他各部总长的任命，在张勋复辟的紧急状态下可以理解，但依法仍需得参议院之同意。”

　　　　　　袁的错误在于，段祺瑞废除了约法，已无法可依仗；解散了国会，已没有合法斗争的场合；并且段极力武力统一全国，用帝国主义给的金钱，用武力镇压一切反对者，哪怕议员。这样，维护“民主与法制”就自然转向了军事手段。以下进一步以两点来证明之：

　　　　　　其一、袁世凯、张勋都解散国会践踏民主制度，段的作为更甚：他对于这个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不听令的国会，不仅仅解散，竟然加以废除，还迅速制造了几乎由北洋的人马组成的段系议会，即在1917年11月10日段召集所谓临时参议院，修改了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在1918年8月解散临时参议院，建立了为段氏服务的清一色按照北洋军阀旨意行事的所谓安福国会。他超过了袁世凯。袁专权就干脆当皇帝，段祺瑞同样专权，却制造民主法制外衣。实际上哪里有民主法制？

　　　　　　其二、段一直是北洋军阀中主张武力统一全国者，直系的总统冯国璋因为和南方军阀陆荣廷有勾结所以主张和平。袁伟时谴责孙中山7月17日到达广州以后准备建立“军事基地”护法，可是段祺瑞在做什么呢？“他对解决大西南的方针，系以湖南制两广，四川制黔滇，再利用参战名义与日本军阀勾结，不惜出卖国家权益，取得日本的巨额贷款和大批军械，进行武力征服西南的内战。在六年（按，即1917年）8月6日那一天，段祺瑞派出了他的两员心腹大将，命傅良佐（按：这个傅良佐就是公民团暴徒包围国会，殴辱议员的总指挥）为湖南督军，而以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由湖南岳州率领两个混成旅入川，他的计划是以川军打先锋驱逐滇黔军，而由吴光新督镇直下滇黔。另一方面，在湖南他配置了范国璋的二十师，和王汝贤的第八师，作为傅良佐统率征南的主力。”（注7）段祺瑞的第一次征南以失败告终。为什么袁伟时只字不提段祺瑞一上台就毁法另造国会？为什么不提段立即武力南征？为什么不提段为了武力统一全国而向西方帝国主义大借款？那时候在北洋方面，以湖南、湖北的利益争夺为起点，终于在1920年7曰4日爆发了直系、皖系大战，奉系张作霖宣布帮助直系而渔翁得利，统治北方四年的皖系被赶走。照例，新的军阀统治者又玩弄起新的议会；不到两年，在1922年4月，直系、奉系爆发了第一次战争，不久以后又有第二次战争……。在西南，富裕的四川的众多军阀之间，以及云南、贵州等省，也是狼烟遍地，炮声隆隆。在军阀专权时代，真正决定一切的，是武力，是战争。袁伟时声称张勋复辟结束以后，“军事斗争已告一段落，中心已转向维护民主法制的政治斗争”，“民主制度恢复在望之际”等等，显然完全缺乏近代史的基本常识，要不就是任意编造历史。当然，这正是中共一朝的“治史”方法。

　　　　　　武装护法，是时代的需要。孙中山在7月21日在汕头欢迎会上发表演讲道：“中国六年来变乱之原因，正新旧潮流冲突之现象……复辟发生，是旧潮流造成的，共和政体，向为旧派人物所反对，若倪嗣冲、段芝贵等为反对共和之人，亦为反对复辟之人。今天北方起兵讨贼之人，又都是昔日赞成复辟之人，是非混乱，目耳浑惑，是为目今最困难最危险时代。官僚知国民爱共和，又不能不口说共和。今日反对复辟是假的，争后来之势力是真的。势力在手，又要主张帝制，主张复辟的。”（注8）孙中山指出像倪嗣冲、段芝贵这些袁世凯的皖系大将，本来就反对共和，但是他们反对张勋复辟；皖系起兵讨伐张勋复辟的人，其中又是拥护袁世凯复辟的人。所以孙中山进一步指出“今天”和“昔日”的军阀都是一样的，袁不指明出处，一再断章取义批判道：“一个政治家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危险的。从政治上说，这等于向前清的官僚以及立宪派、保皇党等等宣战，因为他们都是从前反对共和之人；从逻辑上说，这是荒唐的，因为过去并不等于现在。”孙中山是在汕头的护法欢迎会上讲的话，当然是针对毁法毁国会的皖系军阀，并且已经指名道姓，没有泛指，就是指出了，也没有什么“危险”可言；所批判的军阀就是这样的假共和，哪里有抽象的逻辑可言。下面还有这类近似谩骂而歪曲或者隐瞒史实的语言，不过是肯定段祺瑞是而孙中山非，即用编造历史的办法来制造新的是非，不值得继续答覆。岂知北洋军阀的这一段历史没有什么盲点，只要指出军阀统治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的事实，就一目了然。

　　　　　　标题：“（二）明显的违法行径”。袁一开始就说：“既然打出‘护法’旗号，最低限度的要求是重大行动必须于法有据，现在看来，整个护法运动的重大行动都很难找到法理的依据。”这是用“法”来全盘否定所有反对军阀统治的护法运动。这部份包括“非法当选大元帅”和“非法进行军事行动”两部份。

　　　　　　法在哪里？唯一的“法”是民国元年的约法，这已经被袁世凯、张勋推翻；段祺瑞掌权，凭藉北洋的军队，无法无天，他并不恢复中国这唯一的临时宪法，而是自己制造了新的议会。孙中山那时悲壮地说：“约法为民国命脉，国会为法律本源，国会存，则民国存；国会亡，则民国亡。”而且，段祺瑞所作所为完全没有“法”为依据，段的安福系国会所制订的宪法草案是在1919年8月12日；之前孙中山是在1917年9月1日就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相差两年，袁伟时所津津乐道的“法”在何处？如果他立足于民国初年的约法，孙中山的护法就合法；相反，袁显然立足于段祺瑞制造的安福国会所通过的“法”，但那时还没有产生？！而且，在1920年7月皖系被直系打败，安福国会也就被废除，直系另外起炉灶，段氏所制订的法也不复存在，究竟如何紧跟军阀们的“法”呢？

　　　　　　由于段毁法和另外制造国会，许多议员被迫南下，孙中山在1917年7月17日到达广州以后发表演说，号召延续法统，再造共和。海军司令程璧光7月在21日誓言护法。到了8月中旬，以原来北京参议院、众议院的议长为首，到达广州的护法议员有一百五十多人。作为约法已经被北洋军阀毁坏的非常时期，只有召集这样人数不足的非常国会，所以在国会前面加“非常”；在8月30日，非常国会通过了《军政府组织大纲》。孙中山宣布，只要约法得以恢复，立即取消非常国会和军政府的一切活动；而且为约法选出的总统黎元洪保留总统位置，只称为“大元帅”，这是光明磊落的公心的表现。只要稍稍注意，就知道这是万不得已的作法。根据从袁世凯以来的历史经验，只有走上武装护法一途，推翻这些军阀，才有可能创造中华民国的未来。孙中山在南下护法前说：“伏念共和帝制，迭相乘除，已经历三次，所以起灭无常者，实由是非不定，刑赏无耳。”（以下凡是孙中山的言论讲话都出自党史会编的《国父全集》，不再另加注释）又说：“五年来，建国之事，付托不得其人，几将民国根本推翻。”袁伟时批评孙中山没有“民主法制观念”、“是专制主义心态”，令人费解的是，作为中共“全国人民代表”的袁伟时，为什么会在此时出来为北洋军阀翻案？袁伟时指责孙中山的援闽是“非法”军事行动时，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段祺瑞正在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企图依仗其强大军队以武力统一全国，从湖南和福建两路进攻广东？

　　　　　　在孙中山刚刚南下的时候，段祺瑞在1917年9月就派部侵入湖南，由于皖系与直系在争夺湖南控制方面的争斗，加以派兵南下促成了广西军阀与孙中山联合援湘，使段失败下台，而有直系王士珍组阁。到了12月，段的皖系将领与部份直系将领在天津开督军团会议，迫使直系的总统冯国璋下令讨伐西南，而有第二次湘战；1918年3月直系骁将吴佩孚连续攻陷岳州、长沙、衡山，广东为之震动。

　　　　　　同样在福建方面，北洋军阀李厚基的将近四万军队于1918年5月，分南北两路攻打广东。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由陈炯明、许崇智、邓铿统领指挥，经过半年的战斗，互有损伤，最后相持不下，在11月议和。闽南遂有陈炯明治理两年多的机会。谴责南方的自卫行动而肯定北方南征是合法，袁的北洋立场鲜明不过。

　　　　　　袁还责难孙中山的第三大错误标题是《玩弄徒劳无意的政治游戏》。这个要给北洋军阀翻案而否定孙中山的作者应当知道，这是一件何等巨大的论题！一定要有周密的论据和充足的材料，真正地有了这些，又何尝不可。可这一节照旧只是大骂孙中山“践踏法律的行为视若无睹”、“孙中山的所谓护法也乏善可陈”。他否定的依据有两点，第一是用章炳麟的话，说孙中山号令不出军政府所在地，第二是说广州的桂军、滇军纪律败坏，要护法运动负责。

　　　　　　章炳麟的话没有错，道出了在两广军阀挟持下的军政府的困境，可这是谁之过？同情孙中山的原广东省长朱庆澜把二十营军队交给孙中山以前（由陈炯明统领），孙中山从来没有一兵一足，袁却把两广军阀的军队纪律败坏的责任要孙中山负责。邵元冲《护法历程》记载了桂系军阀从事烟赌敛财的来龙去脉：“22日，陈炳?j、谭浩明联名电北京，谓总统被武力威胁，解散国会；在国会未恢复以前，两粤军民悉行自主，其重大事件，迳秉承总统办理，不受内阁干涉云云。自此而烟赌各禁，次第解除，桂系聚敛之行日着矣。”二十年前一篇研究军政府的论文写道：“芩春萱名义上是军政府首脑，对粤省政务有指挥制裁之权，实际上他对莫荣新所作所为一概默认，因此当时粤省政治之黑暗令人难以置信，在省政中桂系居然明目张胆卖官鬻爵，各县县长补缺分上、中、下三等，凡有钱者，无论学识、人品，上县肥差取价巨万，其次七、八千，最下之县亦五、六千，因此市侩无赖，土豪劣绅，充斥于政界之中。军政府对粤省人事迁调任免原有同意权，但莫荣新在政务会议上所提人事任免案无不如数通过，芩氏对桂系非法行为张眼闭耳，若视未睹，并不阻止，伍廷芳虽有心反对，但不为桂系所采纳。民党份子则义愤填膺，不愿见护法圣地蒙尘羞辱，使军政府前途断送在芩、陆之手，乃一致要求孙中山先生以革命领袖的身份，出面排除异于，选派代表南下出席政务会议，以阻止桂系及政学系之横暴……”（注8）（以下致电孙中山的电文略）明明是执掌大权的桂系和政学系纵容腐败，却要算在孙中山的头上。

　　　　　　袁进一步说：“这样的‘护法’只有一个后果：加剧了军阀混战的局面。”把军阀混战加剧的责任加在护法运动的头上，中共“全国人民代表”的这项说辞，就是当时军阀的笔杆子都不敢如此吐露。北洋军阀内部有几次大的混战，西南军阀更有数百次混战（近年研究军阀史者指出，光是四川的军阀混战就达到四百多次）哪一次是护法运动加剧的？

　　　　　　中共“全国人民代表”袁伟时公布孙中山的第四大罪状标题是《助长政治瘟疫蔓延》。一开头就亮出论点：“近代中国的一大问题是政治专制和腐败。进入民国时期，随着政治制度的改变，出现了新的腐败和侵犯自由的形式。例如，官员、议员要选举了，贿选、迫选随之蔓延。更恶劣的是运用残暴手段消灭政敌，乃至不惜出动军队剿灭政敌。这些都是袁世凯开其端的，高举护法和革命大旗的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理应对这些政治瘟疫坚决扑灭，最低限度是本身有较强的免疫力，不要同流合污。不幸，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没有抵挡住这场瘟疫。”以下是“论据”：

　　　　　　“（1）动用武力对待盟友”。袁举出的是孙中山炮轰莫荣新督军府事件。莫荣新何许人也？回答这样的问题简直兴趣索然，因为这都是起码的常识，是历史系的本科学生都应当知道的史实。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起自绿林，后来是北洋政府的两广巡阅使，两广从来没有宣布“独立”于北洋，只是“自主”，随时留有进退余地，1917年冬就打算取消“自主”服从北洋。广东督军陈炳?j、广西督军谭浩明都是他的心腹。“统带军队者个人上无民主政治之督率，下无民主势力之牵制，无拘无束，思想言动，绝对自由；生杀予夺之权，一凭个人之喜怒好恶，这便是军阀。但是军阀想要持久还须帝国主义经济的奥援，借钱给他们作战，才能维持住势力。”（注9）因为广东省长朱庆澜打算把二十营军队交给军政府时，陈炳?j极力反对，和军政府的关系因此更加恶化，以至于陆荣廷不得不把陈炳?j调回广西，另派莫荣新为代理广东督军。莫荣新却想方设法要把军政府赶走：莫绑架杀害了孙中山任命的潮海前敌司令金国治，又逮捕枪杀了孙中山身边的数名卫士和新招的兵士六十多人，孙中山要求莫向军政府道歉谢罪，莫仍然置之不理，军阀欺侮困境中的孙中山到了极点，孙中山忍无可忍才炮击莫荣新的督军府，莫因此谢罪。孙中山不是神，但是军阀莫荣新自己都上门认错，中共“学者”袁伟时却在为西南军阀开脱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