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纪念严演存先生（1）- 我与先生的交往 -- 润树

我与先生的交往

初识严演存先生，是在1991年五月，其时他已经79岁了。

那是在休斯敦一个华人团体的学术会议上。先生应邀远道从加州来作主题演讲，题目是关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化学工业的现状和展望。我对严先生的报告很感兴趣，会议休息时，向先生索要有关资料，他约了时间要我去他住的房间取。当我按约去时，见房间里还有一位老太太和中年妇女。先生介绍说是他夫人和住在休士顿的二女儿。他们母女正要出门，先生便要我再坐一会儿。他先向我询问了一些大陆学生来美留学的情况，然后问起我对文化大革命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看法。因为我正好有两年半插队的经历，大哥，二哥也都曾是知青，便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告诉了他。我说知青下乡，很多人是不愿意的，但如果本人以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可以得到很大的收获。他说他也想应该有些正面作用。同时他提到，中国的社会革命，很多人作出了牺牲，在短期内，问题不大，但要人们长期作这样的牺牲，就会难以为继。并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用来解释新中国成立后所遭受的一些挫折，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很新颖。这样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谈得比较投机。我告别时，严先生除了给了我他的演讲资料外，还赠我四本他退休后写的小册子，名之为《呓语集》，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回到家，我仔细地阅读了这四本集子。里面都是很短小的文章，是严先生集近八十年的人生经验所得之思想精华。我读了后，对先生大为敬佩，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一些感想。先生的文章大致有两类，一是知人论事，二是批评时政和展望未来。先生的笔力和识见都非寻常，我在信中把第一类文章比作南北朝的《世说新语》。这个见解大概很得他的认同，他在后来写文章时还提到这个评语，并且在编亲友的书信集时，把我的这封信也收在了里面，题之为《拾慧集》，令我受宠若惊。在时政方面，那时正是八九后不久，先生对中国政府的做法固不赞同，但对此前国内此后国外的民主运动，也持保守的意见。他认为中国必须先取得经济的发展，才能向民主自由推进。我那时与多数留美学生一样，思想比较激进，在信中就坦率地表示了与先生不同的意见。92年我还写过一篇论中国政体改革的文章，搁了两年后寄给先生征求意见。他没有直接说不好，但说了自己另外的意见。为慎重起见，我就没有拿出去发表。我后来思想的转变，某种程度上也是得之于先生之见，虽然我并非全部接受他的观点和思想。

此后，我和先生一直保持联系。先生退而不休，勤于笔耕，书一本一本不断地出。每出新书，先生必寄给我，且常常是双份。到他九十年代后期封笔止，竟有二十几本之多。后来这些书，有些是关于他早期在台湾的工作。由于先生曾对台湾的化工建设，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书对于研究台湾当时的情形，应该很有价值。另外很多是他根据在斯坦福研究所的工作以及去中国大陆所获得的工业资料，对中国工业及经济发展的研究所写的报告和文章。读了这些书，我对先生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先生是个很有天才和个性的人，一生很有成就。他1912年出生在江苏太仓一个家道中落的家庭，幼岁丧母，青年失父，可谓非常不幸。先生从小受孔孟之道的教育，五岁时就开始读论语，立志要做一个有作为的君子。那时中国内政腐败，外交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欺凌，先生也曾有过激进的思想。先生学业只重语文，数理，这些功课得分均在90以上，而轻艺术，音乐，和体育，此类课程得分均在50以下。高中毕业时，先生报考清华大学物理科，发榜获第一名录取，但因无经济支持，甚至连路费亦无法筹措而放弃。三十年代初，先生得以考取公费留学德国，获化工博士学位。先生1939年学成回国时，正值抗日战争，于是去了内迁四川的大学任教，后任设于重庆的中华化工研究所所长。日本投降时，先生受政府之召，在去东北和台湾之间，选择了去台湾协助接收日本人留下的工业，后来成为化工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为台湾的工业发展立下大功。1960年，先生有感于在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之间做人之难，而先迁居新家坡，四年后再移民美国，在富有盛名的斯坦福研究所（SRI）工作达22年之久，于1987年75岁时退休。

先生退休后，仍住在斯坦福大学所在之Palo Alto。1993年七月，我因父母回国，护送他们至旧金山，顺便去看了两位老人。如此我们的关系更进一些。91年后，严先生又曾两度受邀来休斯敦参加我们的学术会议。93年末的那一次，会议后我请他到寒舍吃晚饭，先生由三女斯复陪同光临。同时我也另请了一位大陆学人作陪，并向他转赠了一些严先生的书。其时已近圣诞节，到处张灯结彩，一片喜气。我们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可算是宾主尽欢。次年我返国后回美，途经旧金山，又去看望了先生夫妇，并受严夫人治饭菜款待。临别我们拍照留念。其中一张，是先生为我与严夫人合影所摄。严夫人说，润先生你面子大，严先生从来没有给人拍过照。我真是备感荣幸，而又“惶恐”不安。

严先生对祖国大陆，笃笃情深。他曾以年迈之身，五次往访，与政府相关部门和研究机构交流，提供技术咨询。90年代中，他还以自己的积蓄，兼之向亲友募捐，以四十五万人民币之资，分别在陕西铜川、华县，和四川叙永，帮助建立了三所希望小学。其间先生从筹款，到联络相关人员，监督实施，付出很大心力。其中一所学校，是纪念他早年的恩师周培和朋友钟林。北京大学毕业的周先生曾影响严先生从文学偏好转向数学和物理。钟先生是共产党员，解放后曾任重工业部副部长，是中国最先试造火箭者。我受先生的感召，作了微薄的捐献，先生数次来信说明情况和寄来相片。199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亚特兰大举行。NBC电视台的Bob Costa在中国队入场时的不当评论，激起了在美华人的公愤，纷纷向NBC提出抗议。我将此事以电子邮件告诉严先生，他也很愤怒，说中国应向NBC的母公司GE施压，迫其道歉，颇与时论相合。

先生自己说，由于青少年时代的畸型发展，平生没有培养起任何个人爱好，只知道工作。住在台湾时，连阿里山，日月潭这些地方都没有去过。退休前，他每周工作在80小时以上，退休后的前几年，每天工作也达十小时。先生晚年听力不好，还患有帕金森症，写字殊为困难。但他恪守旧时君子之道，每有来函，总要亲复之。为了不给先生添负担，我便尽量不再和他联系。几年前的一天，我接到先生家人的一封信，告之先生已逝。我虽以未能与先生作最后的告别为憾，但长期感受先生通达的人生观，心里想先生从此可以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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