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评《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功绩”：经济角度》 -- 包子1971

清末宪政的改革未成，其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此

关于清末宪政，我倒是赞成那些告别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即“如果假以时日，清朝的君主立宪和资本主义改革是走得通的”，当然老百姓还是会受苦。当然这是历史假设，玩玩可以，不必太执着。

1949年以后人均寿命延长是由于和平环境，

还有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青霉素的发明。

这里的问题是和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蒋公和李宗仁斗了20年，就是铲不掉广西的独立王国（不过独立的程度不断变化）。国民党在1927年后相对统一了中原和江南地区（非常相对，连广东都叛乱过），但当时已经被很多人吹捧成“中华民族坚忍复兴的伟大征兆”，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承认中国的相对统一，是国民党专制政府的一个成就，客观上会促进资本主义发展。那么，1949年后的和平局面和国家统一为什么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也是个伟大的奇迹？而奇迹是要人去制造的。

关于青霉素，它的发明无论如何不是在20世纪中期，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也早就有了进口青霉素。那么，为什么1949年以后它就突然大显神威？恐怕与国产化和医药生产的非商品化有关。

“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因此才会遭受那样的待遇，即使这样，他充当美国的盟友获得的经济好处是众所周知，要我告诉你日本现在汽车工业的现状和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么？”

当然不用。但日本重工业拆除的计划被终止是在1948年（1949年？），而汽车重新获得生产许可就是在1949年，这与当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威胁直接相关。

所谓日本成为战败国，这个战败不仅是军事的，更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美国在40年代进军亚洲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占领这里的市场、自然和人力资源，这没有什么好羞耻的，因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需要这样的占领，就像今天中国的石油资本在苏丹指使当地政府屠杀人民、焚毁村落一样。美国占领亚洲，一个最大的障碍（另一个是英国，幸运的是英国已经削弱了，可以和它直接谈亚洲的善后）就是已经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并有着惊人野心的日本，所以日本必须死。

当美国资本发现它需要一个强大而顺从的亚洲助手来反击共产主义浪潮时，对日本工业的阉割式“改革”就停止了。日本得到了有条件的复兴。尽管如此，日本像德国一样，很长时间里不能进行基础研究，不能造大飞机（想想战前的日本飞机）。当然日本人的生活大大改善了，日本经济的潜力极大（需要的是重新投入游戏的政治意志），但日本能被美国选中当助手，有具体的历史原因：亚洲共产主义的威胁和当时日本仍是亚洲唯一工业化国家的特殊地位。美国也仅需要这样一个助手，更何况这个助手自己已经有了好的基础，已经是发达工业资本主义了，已经有一个强大而成熟的资产阶级（虽然不久前被重创）。只要不去人为的束缚它的发展（比如拿什么见鬼的世贸组织规则要求它立即开放大米市场），它就会复兴起来。

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是有具体原因的，而不是“自动”发生的。

“遗憾的是，由于战争、政治不稳定和错误的发展策略，本来可以在40年左右实现的目标，我们却花费了整整百年时光，才能达成”。“从这个图也可以看出，在毛泽东时代，工业化确实取得了进展，但这些进展，似乎并未超出民国时代发展趋势自然延伸的范围。可以说，在上一个百年的增长记录中，毛时代的表现并不能说是特别突出。相反，这时期所发生的大跃进和文革，更是造成了只有日本入侵和惨烈内战才能比拟的大灾难、大衰退”

这类经济数字游戏（接下来我会说明为什么是游戏），在与它遵循一个理论假设：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如果1920年中国有100个纱厂，1930年就“应该”有300个，到1950年就“应该”有800个。到1960年中国“应该”有自己的飞机制造业、制药工业等等。

问题还是在于为什么就“应该”？打个比方：阿康应该交五千块钱学费。为什么应该？因为教育商品化。如果是1985年她不必交，因为当时是免费教育；如果是1905年她也不必交，而应该学会缠脚。希望1905年的阿康为经济学月刊写文章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她不认字，也不可能认字，到1915年也还是那个德行，不会因时间而改变。

人处在具体环境中、受它的约束，在一定的规律下活动，适应并影响、改变周围的环境。没有什么光秃秃的“应该”。1905年的阿康“应该”跟着秋瑾去闹革命？前提条件是什么？因为女人天生是共和主义者？不能令人信服。

经济活动也是如此，那个具体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处在具体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它不是不能发展，但它的发展受到自己所处地位和力量以及外部干扰的影响（当然如果它够强，也可以去干扰别人）。在军阀时期，它受到各国在华资本及其势力范围的影响和牵制，所以只能畸形发展，比如工厂在华商手里，电站在法国人手里，贷款要向英国人借，出口要经过比利时海关总监审查，在这样的环境里，全面的、持续的经济发展可能吗？那个马后炮教授（不仅是他）却假定可能。

因为中国工业水平非常落后，所以尽管受到许多阻碍，他还是在成长，这是所谓“落后的优势”。外国资本一面提防、压制中国资本，但同时也不能不在中国引进一些起码的工业文明，否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运做。这都刺激了中国的工业，但这还是不能作为经济会“自然而然”地几十年成长的根据。“落后的优势”有它的极限：用大机器生产袜子没问题，生产成衣也没大问题，要开始造船就有点难度，要造钢轨难度很大了，要造汽车发动机难度更大了，基本不可能；要造飞机发动机，做梦去吧！

1929年后，日本资本主义迫切希望占领中国的市场和资源，以摆脱国际经济危机的压力。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在30年代活动的一个基本背景。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薄弱，使得它们丢掉了东北，正是东北的丧失，反过来使得中国工业化大大放慢，这再次证明经济活动不是抽象存在的。你的政治代表太弱，别的资产阶级就要来抢走你的工厂，你的市场，你的资源。

77事变本身也许带有偶然性，但随后的侵华战争却带有必然性。近卫声明和英日协定说明了日本资本全面占领中国的意志。这个意志尽管在战争时机的判断上也许有错，但对当时的日本资产阶级来说，开战是“最不坏的选择”，从它的阶级利益角度来说，无可非议。中日之战无法避免。这是中日两个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日本向美英在华利益的历史性挑战，躲是躲不过去的。但马后炮教授以为可以躲过去（或推迟，同时稳拿所有已知的历史红利）。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背景，是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不把农民当人，农民就自然（这的确是自然而然的！）不把资本家和与之有无数联系的地主当人。内战和暴动又是不可避免的。马后炮教授认为一切是共产邪教的错，“中国人中邪了”，“毛共太会宣传”，自己打自己。浪费了经济建设时间。他们尤其对国共第二次内战痛心，并推算出如果国民党1945年以后“稳扎稳打”的建设，会如何如何。

马后炮教授不能理解的是农民和工人像教授一样要吃要喝，如果办不到，农民先是吃自己的孩子，然后是逃荒，如果到处没的吃，就要吃教授们了。但教授认为一切都在于“毛共太会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