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贴】从特工到军旅1 -- lovepest

“斯巴达，一九某某年六月，你在哪里？”

“N大学，大二快完了。那几天学生把N市鼓楼的五条路口都堵起来了，我也去的……后来就听说出事了，学校提前放假。我没回B市，回到山区。”

老女人点起一支“健”牌，我也拿出“白沙”，真是难得的悠闲啊。

“你知道第二十七集团军的某某现在在哪里？”

“不到长城也好汉的某某？”我再想了一遍军以上干部序列表，“A省军区副司令员。”

“是啊，以前赫赫有名的蓝军司令……”老女人摇摇头，把香烟掐灭，“时间到了，跟我走。――问你，那时侯那么多人怎么走的？偷渡？H市接应？”

“不。十五个港口，外轮。”

“嗯。”

……突然问我这些，为什么？

连我们在内，九大机构的负责人都到了，会场里大家都屏声静息，我坐在老女人身后，注意到乔老爷时时把目光投向我们这边，而老女人漫不经心地翻弄着文件夹，抽着她的“健”牌香烟。一个金鱼眼男人（后来我知道他就是安全局的头儿）含混不清地说着些什么，大家都作倾听状，但我知道谁都听不清。

“砰”的一声，金鱼眼哆嗦了一下，因为乔老爷在拍桌子：“连副部长都跑了！说个理由！为什么！先是处长，副司长、司长，现在是副部级的！――你什么时候跑？”

“……底下的跑，是因为待遇太差，经不起引诱，上面的，主要是有问题被发现，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而且……而且，处理得过严……”

会场里起了一阵骚动。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级别的会议，甚至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叫区区一个中校来开这样的会――也许有别的事吧？

果然，老女人接到一张纸条后默默地对乔老爷点点头，就对我低声地说：

“你出去，有人找你。”

我走了出去，离开了会议室里为了争经费而发出的吵闹声――那是领导们考虑的勾当，不是我这样的小拨拉子该听的。

我站在空无一人的走廊里吸烟，吸四块钱一包的“白沙”，暗自后悔没有叫老女人把桌上的“中华”拿给我。

会议室里走出一个人，刚才坐在乔老爷左手的外交部情报司长后面，他对我笑了一下：

“斯巴达，我带你去见某副部长。”

但是他并没有带我见某副部长，只是把我交给某副部长办公室门外一个样子很酷的中年人就匆匆逃开了。我知道外交部和AQ部经常吵架，所以淡淡地对他笑笑，当作告别。

然而我被拦住了。

“你为什么迟到了十二分钟？――还有，请出示你的证件。假如有武器也请你交出来。”

我默默地看他一眼，转身走了。

一分钟后一位中年妇女追上了我，给我看了她的证件，也没有问我什么就带我去见某副部长了。

“斯巴达，你下象棋吗？”副部长让我和他坐成丁字型，，然后用手在键盘上敲动箭头，一、二、三，炮八平五。

“是。”我在烟缸里掐灭烟头。

副部长朝我笑笑，拿出一盒“熊猫”放在我面前：“你对顺手炮布局怎么看？”

我不解地点起一支“熊猫”。明代中叶的《橘中秘》展现了五彩缤纷的斗炮局，清代的《自出洞来无敌手》并没有超过它，五十年代“东北虎”王嘉良在首届全国大赛中凭顺手炮夺得亚军，他所著的《象棋前锋》似乎是顺炮布局最后的辉煌……我知道副部长同志象棋造诣颇高，可是，他难道打算和我“杀一盘？”

“是呀是呀，后来的象棋就不象从前那样好看了，锱铢必较，半子必争，不再有开阔的搏杀，毫不在意的弃子……”副部长喟叹。

“高低手间才有。”我提醒副部长。

“你对发懒功怎么看？”副部长的思路确实如人们所传，属于跳跃型的。

“卖狗皮膏药。被人利用。”

我知道最近多次讨论过防政变的问题。古往今来的所谓政变，不外乎是皇上驾崩宫廷喋血、饥寒遍地盗贼蜂起、诸侯谋逆血流京畿，除了宫廷政变几乎无法阻止外，诸侯夺权的前提是盗贼蜂起，但盗贼没有组织、缺乏向心力，所以又必须设神道教，否则会被轻易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发懒功就是被某些人利用的江湖骗子，而人们相信它的原因在于贫穷和疾病――在相对富饶的地区就几乎没有人相信。

副部长诧异地看着我。

唤进来一个女秘书，又唤进来一个女秘书，最后是那个中年妇人，我有一种受侮辱的感觉。副部长笑笑对我解释：“我挑选了半天，本来你是执行这个任务最理想的人选，但是你的思想……太多，先前还有些桀骜不驯，至少有些沉不住气吧？呵呵。所以我请女秘书来看看你，实际上是‘加试’一道试题：在女人面前的魅力。你，合格了。”

我又好气又好笑地问：“什么任务？”

“去考博士！”

几年前他们逼我参军，现在又命令我考博士！我点上一支烟，等待副部长进一步的说明，我知道他会说的。

“一九九一年，你获得N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副部长拿出一叠纸，然而并没有看，“一九九二年，你申请参加N大学文学学士考试，又获得N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同年，你在某某学校毕业，获得硕士学位；最近，你申请直接进入国防大学深造，嗯？考个博士研究生应该没问题吧？”

“……什么博士？”

“美国。剑桥大学。应用心理学。导师姓司徒尔特。”

“美国？也有剑桥？”

副部长不理会我的问题：“你的优势，在于任何国家的任何反间谍机关都不会相信你是间谍，更不会相信你是高级间谍……把你放到锅里面煮三天也煮不出间谍味来，呵呵。――所以，你直接归我领导。”

“……”

“你们部已经同意了。而且，这是乔老爷亲自决定的！”他打出最后的王牌。

我被“紧逼”了。

我又一次选择了屈服。

我决定去一趟王府井，因为AQ部似乎没有禁止我上街。我命令那个很酷的中年人给我一辆普通牌照的车――我现在是借调到AQ部的人员，干嘛不“特权”一下？

我记不得开到哪里就被拦回去了，而且立即被送到一幢别墅里，没有人告诉我究竟是否可以上街，我也没有问，时间紧，想不起来问。

无休无止的美式英语对话，和大学里教的截然不同，和“学校”里练的也不同，和H市人说的不同，甚至和录象带里放的也不同。我没有觉得奇怪，B市和N市不同，N市和大山里不同，自然得很。

还有履历，和我自己真正的履历有些相似，农村孩子，考上大学，成绩优良，等等，甚至照片也有些象，长不大的娃娃脸（！），比我瘦一些。

使我难堪的是应用心理学。

很多人认为心理学家就是能够猜测别人思想的人，甚至以为心理学家就是测谎仪。但我在“学校”选修普通心理学中的军事心理学时就明白了：心理学探索的其实只是群体心理对外界变化的适应习惯方式，而在这幢别墅里我才知道，应用心理学其实是物理心理学和化学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探索和引导群体心理的理化方式。

“例如，生物弱电流和肾上腺素对思维的影响。”专家说。

“医生怎么诊断疾病？比较。头疼、体温升高、咳嗽，好，比较一下和哪个相似？象感冒？好，那就是感冒。心理诊断也是如此。”专家说。

“医生怎么治疗疾病？试验。感冒？APC、抗生素、板蓝根……没有好？再换一些药。试到病人自己的免疫功能起作用，或者病人死去。”专家说。

“心理学？现在人连自己的记忆究竟在储存在哪个脚指头里都不清楚。举个例子吧，就好象过去的中医，凭的是验方在摸索，你说谁真懂？反正我不懂。”专家说。

“我懂了。”我说。

有一天那个很酷的中年男子来找我，出示了某副部长给我的手令――他自称是纸条，然后开车把我带走了。

“我们有伴？”我问他。

他看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下还是告诉我了：“警卫车。”

“警卫车？”我摇摇头。在自己国家的首都，一个安全官员和一名突击部队军官，身强力壮并且携有武器，需要警卫车吗？

“这是规定嘛，”他解释道，“他们负责你的安全，那就要跟着你。不警卫你，是他们的错误；警卫你了，即使你被打死了，只要他们没有违反规定，他们就没有责任。

他母亲的我又成了包裹！我承认我没有那种看淡一切的胸怀，为了表示一点反抗，我问他可不可以在路上兜兜圈，我想看看B市，毕竟我生在这里，家在这里。

他答应了。

那天他带我去了某某饭店，看了AQ部的猫咪们如何观察耗子，这意味着对我的训练很快就要结束了，我将去面对拥有世界最先进技术的FBI和CIA，后者实际上也经常在国内行动。至于我那天看了什么听了什么……

“B市人什么都敢说，”但我除了是B市人还是军人。

“到了B市才知道自己官小，”一个正团职干部，在B市有可能在某个街道办事处的下属企业里谋个副职吧？――前提是别说出我今天在某某饭店看见的这个人。

他不存在官小的问题。即使在深圳他也不会觉得钱少，但是，不去海南也足以知道他身体不好。

“某某上场不到十秒钟，就在对方门外一个怒射，球，软了！”――一位监测员一边看着屏幕一边严肃地学着韩乔生的口吻。

“斯巴达，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需要了解你对某月某日事件和发懒功的态度吗？”某副部长毫不理会河口的黑车准备平6兑车，“炮七进五”蹩住了对方的边马马腿。

我知道下面几步将是车8平6，马六进七弃车卧槽，车6退3去车，车六平五杀士双将再弃车，将5进1吃车，炮七进一杀，顺炮双横车对直车弃双车局，但我不知道副部长为什么要演示这一局。

“总有原因。”我说。

副部长看我一眼；“当然……总有原因。你知道某月某日事件死了多少人？”

“知道。”政府公布的数字是真实的，少数绝食的学生在清理广场时因为绝食陷于昏迷而遭到了不幸，这并不是政府的本意，决策者更没有这个想法，老实说既然动用了部队，舆论会有什么反响自然可想而知，老爷子的脾气甚至比毛爷爷更烈，说揍越南也就揍了，还在乎什么？后来也确实当场枪毙了一些趁火打劫的，两回事，外国舆论确实故意夸大了。

“你说过，大量的外逃者是从海轮走的，你是猜测呢还是有根据？”

“推理。”

“很多人，包括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专业机关都认为是H市青年有组织地利用回乡证组织了偷渡，你为什么不这样认为？”

我笑笑。实际上，当时通过这条渠道过去的极少，原因也极其明显：这些人不会说粤语，衣着、长像、神态甚至肤色和走路姿势都和当地人不同，极易引起怀疑。中英两道关口也不会如此儿戏，这样走甚至走不到罗湖。

“唔……，推理。”副部长不再侮辱我的智力，很罕见地点了一支烟在考虑，我也不失时机地又拿了一支熊猫――烟不错，可惜嘴太长而味道太淡。

“好吧，都告诉你吧。”副部长毅然决然地说，“走了不少人，而这里面有一些我们的同志。我们在M国的工作人员，除了以前的统战人员、爱国华侨、留学生之外，就是你们Z部Q局，重点在国防科技和军事目标，接近各决策层的很少，这次机会难得，过去了不少，搏杀嘛。可惜的是某月某日事件是个突发事件，我们没有准备，人力严重不足，过去的人只是经过了基本的考察培训，现在他们有相当一部分和我们……这个，失去了联系，有联系的少数人……是不是可靠也需要考察，所以……”副部长很吃力地说出了这段话。

“为什么是我？”

“第一你不是间谍更不象间谍，你的年龄和样子……没有人会把你和间谍联系起来；第二我们，这个一些资深的工作人员……他母亲的！因为某某某叛逃全部暴露了！全部！第三你不属于我们内部，和我们内部的山头派系毫无关系，不会受不利影响；第四不管你怎么装傻你都不傻，你小子天生就是一个聪明的傻瓜――这是我们，连同乔老爷本人亲自对你进行了研究后的结论。”

“不去呢？”我想开个玩笑，因为我不相信副部长没有脾气。

他狞笑道：“不服从命令的军人……会安排你到内蒙、西藏或者新疆哪个军分区当个作训科副科长，那些地方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明白吗，乳臭未干的中校同志？”

我明白。

老女人在我来之前问过我二十七集团军张某人的事，和他相比斯巴达算什么？还有疤脸伯伯，和疤脸伯伯相比张某人又算什么？――现在我只能祈祷我考不上斯图尔特的研究生。

不幸的是，三天后美国剑桥通过了我……

我必须回Q部一趟，去转我的临时关系，工资关系啊组织关系什么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不惮其烦，因为我们的工资存在Q部，假如需要寄给家里自然有人代劳，只要我们填好汇款单――那时侯还兴这个。当然家里不需要我寄钱，但上头还是叫我写了一封信：“亲爱的爸爸妈妈：当你们看见这封信（以及这一大把人民银票）的时候，你们的儿子已经为党、为祖国、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请你们为我骄傲吧，因为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写的时候有点心酸，写完了也就没感觉了。

我不知道我究竟是个勇敢的人还是个胆小鬼，那时我已经有点够英雄条件了――假如我英勇翘翘了的话，因为倒在我身边的战友都是英雄，只是我没有倒下去而已。事到临头，我的反应接近于作战机器，但往往在事后很害怕，一夜夜的冷汗湿透了内衣。我曾经问过爆破教员他究竟怕不怕，他也是说“该死鸟朝上，不死翻过来！那时侯害怕有鸟用！就是找死！”可是他事后怕不怕呢就是没有告诉我。管他呢！反正我事前不怕，因为我不相信我会死――谁会相信呢？

酷秘书送我回去。

摸到了脾气大家就成了好朋友，而且是我先道歉的：那次为了给我车他挨了一顿。他面无表情地说那不怪我，他接到的指示就是满足我的一切需要。而且作为报复，这两个月他已经吸掉了我不少的香烟配额。

如果不是在车上我就要跳起来了，香烟！

他解释说我们派遣人员的香烟配额是不受限制的，他只是利用了我的名义而已，对我没有什么损害，何况“上头都知道。”

甚至连我的香烟都吸了，那上头还要他满足我其他什么愿望呢？他母亲的！地方上就是会贪污！我忿忿不平地说。

你们部队呢？等级森严，官大一级压死人！他反唇相讥，并且说了一个故事：

“有个小团长（他斜着眼睛看我一眼，顺便闯了个红灯。哼！）老婆来探亲，小勤务兵，好好好，通讯员通讯员，把什么都准备好了，就是忘了买套子――这个你不懂，听着就行了。团长说：到卫生队领一盒去！军医就问了，是大号的是小号的啊？通讯员傻了，不知道哇。想打电话问，电话上不好说，不敢打电话；回去问吧又怕团长等不及，也不敢回去。小勤……通讯员都比较机灵，团长么，一号，应该是大号的！

回去交给团长，团长想坏了！用不得！可是又不好意思讲。团长老婆说，没事没事，当中用缝纫机扎一下，一个套子可以用两次！”

说完他斜着眼睛又看我一眼，独自哈哈大笑起来。

几年后我才有机会报复他。

那时我到国防大学读一个半年制的“快餐班”――熟悉部队生活的朋友又该恭喜我了吧？反正酷秘书知道后坚持要“庆贺一下”。此时某副部长因为什么问题，也许因为经济问题也许因为女人问题、也许既因为经济问题又因为女人问题，总之是下台了。已经当了处长的酷秘书和新头头不知为什么“搞毛了”，也许因为新头头是另一派的。酷秘书在故友重逢的欣喜之余不免带几分憔悴，几杯白的下去后长叹短吁地告诉我打算“动一动。”

“一动不如一静，”我劝他别相信树挪死人挪活那套。但是不能去找新头头吵，即使吵赢了以后也没有顺心日子过；更不能去谈去输诚，即使对方接受了以后也会看不起你，你当没这回事好了，让他自己算算帐，算算搞掉你的得与失――这样他摸不清你的深浅反而不敢动。

我的本意是想让他在新头头手下不死不活地受罪，同时失去调动工作的机会，不料他深深看我一眼：“今天我算是真服了……不愧是美国的心理学博士。”

天哪！鬼才知道我在美国学了什么！

我除了英语是自己考过去的之外，就是背了一大堆心理学的书――反正世界上没人懂得什么是心理学。我的论文包括毕业论文都有“组织上”代劳，我只是记住了教授委员会和什么评议委员会可能提出的问题以及答案而已。当然，平时我也装摸作样地看一些书，靠自己一点小聪明弄明白司徒老头儿的学术观点，不然岂不真的成了笑话？

老司徒做一些实验，动物的和人的，当然不是把动物或人关到笼子里记录他们如何形成条件反射，动物偶尔关一点，兔子呀老鼠什么的，隔段时间给它们做一次“心电图”“脑电图”――事先还要打报告到什么单位批准，说是怕动物们有意见；人呢是一些志愿者，定期填一些表格，或者他们寄来或者我们这些学生去取，然后整理、归纳、统计，最后输入计算机。总而言之，这样的学习方式极其有利于我的革命工作。

很多人都告诉我：美国是天堂――也许，他们说的是生活水平吧？

但我知道，美国的确是间谍的天堂。

一位前辈告诉我他的亲身经历：

他走在纽约街头，突然看见了一个绝不愿意看见的人，一个叛变了的前同事。那个人也看见了他，于是拉住他对路过的警察大喊：“他是间谍！他是中共特工！”

前辈站在那里呆住了。

警察把那个人叫到一边问话，然后走过来……对他说：“先生，你要控告他妨碍你的自由吗？”

美国是间谍的天堂。

美国的生活倒不是我喜欢的。

我和大学的四个同学合租了很大的房子，大家都用叉子吃饭，甚至吃饺子，难道没有筷子？是的，本来有筷子，可是每次把它放进洗碗机，筷子都会被当作鸡骨头之类磨掉、冲走。

“用手洗”我说。

“当然。”大家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用手洗了，可是，我们也已经没有筷子了。”

“chopstick？chopsticks？”经过我连说带比画，实验室的同事终于明白了，于是帮我们打了电话。晚上，某个商店的人把筷子送来了――月底寄来了帐单：筷子的价格，应该交的税。没有什么运输费劳务费的。

我有全额奖学金，在实验室里也有一些补助――都属于免税的合法收入，所以我不必住到学院的宿舍去，那里也不够方便。我的生活包括伙食都比在国内的“师团干部会议标准”要好得多，美国人又都傻乎乎的乐于助人……

AQ部派来的那些同事就他母亲的为此背叛了祖国？

我不反对留学生什么的留在外国，就象农村的打工者背弃了家乡，都算情有可愿。

但是，一名间谍、一名军人，决不能为敌人效劳。毕竟美国和我们都把对方看作潜在的敌对国，毕竟我们都宣过誓！――我承认让我参军、让我当军事情报人员乃至于间谍，这其中确实有威逼利诱的成分，（其实哪个哪个国家哪个人愿意过这种刀口舔血的日子呢？都是威逼利诱）但我心里何尝真的不愿意？至少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生死关头的屈膝我也勉强能接受，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一发炮弹过来你就变成几片血迹，这个也算求仁得仁；天天想着会不会被枪决而且在“押赴刑场”时只能看见鄙夷的目光（后来我经历过半个月这样的煎熬）确实使人不寒而栗――但是他母亲的只是为了多喝几口牛奶就叛口叛国，狗狗叉的你们也太不值钱了吧！

狗叉的叛徒们，等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