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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漏了我的一句话：“以及1939年以前战争局势的演化”

对于抗战，国民党在最初两年并没有把目光锁定敌后战场，国民党对敌后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一直没有充分的重视；同样地，日本人也不重视。因此，战争的最初两年、是共产党武装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扩大武装的黄金时间；37年东渡黄河的八路军三个师六个旅四万多人，到40年就迅猛地发展到了40万人、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河北、甚至有几个共产党的武装干部就拉出一支武装、建立一块根据地的记录——但是必须说明的是，与此同时，共军的平均战斗力却比战争初期下降了很多，缺武器、缺干部、缺骨干、缺训练，这是必然结果；这也是“百团”大战中参战部队暴露出来的一切问题的根源。

到了39年，国民党方面意识到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抗战胜利后将会面对一个力量强大的中共，这是触及了国民党政治底线的、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于是成立了冀察、苏鲁两大敌后战区，向敌后派遣大量杂牌军、随意对其加委和分地盘（有意思的是，如今某些人为国民党辩解的时候，最喜欢指责共军“自行扩充力量”和“不经中央允许抢地盘”，这恰好是国民党方面强烈鼓励派遣到敌后战场的杂牌军去做的事情）；同时迟迟不解决已经客观存在的敌后共产党武装和地方政权的承认问题、不解决迫在眉睫的国共两军作战地域划分问题——国民党的意图何在，已经不难看出了。只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冀察战区，共军开辟该地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早、规模最大、力量最强，可是战区司令长官却是国民党的人，朱德不过是个名义上的副司令长官而已——这种安排，摆明了是要挑事而不是合作。纵观抗战史，1939年上述两战区的成立，恰好是国共摩擦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摩擦的规模不断扩大、烈度也不断增加。

没人说国民党不能参与敌后战场的作战，哪怕双方合作之初有协议和默契，随着战争的进程、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样安排也是可以的（朱德就曾多次谋求和庞炳勋协商、划定国共两军敌后部队的作战地域）；但是国民党却不应该出于那种险恶的目的，用那样明显不公正的、下三滥的手段来进入敌后战场。1939年的中共已经不是1927年前的那个不成熟的政党，前车之鉴犹在、你说中共该怎么办，重新像“中山舰事件”那样，自废武功、洗干净脖子、伸长了等老蒋来砍？

合作合作，既然是合作，大家就都得要拿出诚意来……在处理敌后战场相关问题的时候，没有诚意的恰恰是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