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德意日三国同盟缔结前后日方经纬简介 -- 电子赵括

日本同英美关系恶化，不仅引起了德国方面的注意，同时也引发了日本内部轴心派的活跃。轴心派虽然因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一时被压制，已经有了相当势力，并没有简单地销声匿迹。同时，德国对日本也多有拉拢。1940年2月份，德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同各方面举行会谈，试探各方面的态度，并在给本国的报告中劝说德国以经济利益对日本进行拉拢。在日美交涉希望渺茫的情况下，轴心派的势力也开始回复。2月，一直辅佐日本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的唐川安夫大佐从罗马回国，担任第六课（欧美）课长，以及其他人事任命都表明，轴心派在人事安排上渐渐趋于有利。当然，轴心派最终卷土重来，还在于欧洲局势的急剧变化。

1940年4月9日，经过长期所谓“静坐战争”的对峙，德军突然行动入侵丹麦，挪威；5月10日，入侵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并绕过马奇诺防线入侵法国，6月14日巴黎陷落，22日，德法之间签订了停战协议，法国投降。德军的势如破竹，立刻引发日本政坛震荡。首先，德国在日本的威信迅速提高，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下跌的“德国股票”上涨；同时，效仿纳粹体制建立“强力一元政治”的呼声也高了起来，给政局带来不可忽略的影响；第三，法属印支，荷属印支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地，原本就在日本垂涎之列，更吸引了日本的目光。

4月15日，有田外相接受记者采访时即表示：“帝国政府对于欧洲战局而引起的荷属印尼的现状变更之有无，以及发生的任何事态都抱有关心。”5月17日，日本政府通过驻德大使来栖三郎询问德国方面关于荷属印尼的“兴趣”。法国战败，6月21日来栖大使拜访德国外务次官维茨则克，“对于法属印支，日本不可能保持长时间的不关心。”希望得到德国支持。作为有田外交重点之“建设东亚新秩序”，已经很清楚地将东南亚包括了进去。6月29日，在题为“国际情势和帝国立场”的广播中，表示东南亚各民族的“确保共存共荣和安定”是日本的责任，拒绝了“欧美诸国达成亚洲安定”，公开表明立场。米内内阁的外交方针，随着欧洲战局的发展大幅度向南进方向倾斜，同欧美各国的协调工作已经放在脑后。

但是米内内阁虽然有了强烈南进倾向，仍然是单纯地寻找外交途径实现，回避战争的意图非常明显。这种稳健的态度，再度招致激进的陆军之强烈不满。敦刻尔克“大捷”以来，朝野均存在要求政府重新考虑不介入战局政策之呼声。对于殖民地的“再分配”意图，“别误了这趟bus”的措辞被屡屡引用，急进论重新抬头。这种背景下，陆军方面旧事重提，向英法施加压力迫使其切断援华路线，早日结束侵华战争，如果有必要使用武力“确保”南方资源等见解占据支配地位。陆军省军务局在5月下旬6月上旬提出了警告式的意见，意图促进南进准备。6月24日的会议中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大佐突然提出了偷袭新加坡的作战构想，令参谋本部都大吃一惊。

6月25日，（火田）俊六陆军大臣召集陆军省官员讲话，声称要抓住千载一遇的好机会，对“第三国”采取断固态度。实际上此时的陆军省已经开始起草积极南进的基本方案。7月3日，陆军省参谋本部首脑会议后，最后决定了名为“伴随世界情势的推移的时局处理纲要”的基本国策陆军方案。其主要部分为，

帝国处理世界情势变化和迅速解决支那事变（侵华战争）的同时，改善对内外情势，继续寻找良机尽力解决南方问题。支那事变处理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对南方施策要考虑到内外各种情况。对于以上两种情况的战争准备应该于8月底为目标进行促进。

要领

一 关于支那事变的处理，尤其是杜绝第三国的援蒋行为，尽一切手段促使重庆政权屈服。对于外交，首先将重点置于对德关系，迅速强化对德意的政治关系，试图飞跃调整对苏国交。对于美国，随着世界局势的推移留意其动向，尽量避免摩擦，但是也不回避随着必要的帝国政策实行后自然的恶化。另有6点详细规定，大意为

1 切断包括广州湾在内的通过法属印支的援华线路，并迫使法国方面允许我方通过进行兵力调动后勤补给，视情况行使武力。

2 对于香港，彻底切断滇缅方面的援华路线相适应，迅速进行根除敌意的各项工作。考虑攻击作战，不惜对英一战。

3 对于荷属印尼，暂时以外交手段确保重点资源。

4 南太平洋上各重要岛屿，鉴于其重要国防地位，以外交手段（购买等）迅速占有。

5 对于租界的各项工作，根除敌意促使各国撤军同时，诱导中国从列强回收。对英爆发战争情况下，行使实力占领英租界，对其他国家租借暂时采取友好态度。

6 对于南方其它国家，努力采取友好措施促进我方工作。

二 关于对南方武力行使的内外各种情势，鉴于支那事变的处理情况，欧洲战局以及我方战争准备情况，决定实施的时期，范围，方法等。这种情况下战争仅限于对英战争，攻击香港和马来半岛。尽管尽量避免对美战争，预计随着战争发展将导致武力行使（对美战争）。对于荷属印尼，以政略获得资源，视情况有行使武力达到目标的可能。

三， 略

这里面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条的第5款。所谓的“中国从列强回收”并非简单的对华善意。第一，当时汪伪政府已经成立，对华意味着对汪伪；第二，从列强回收后当然无法抵挡日本武力，事实上将被日本占领。很明显，这样的“时局处理纲要”已经不惜对英一战，对可能的美国介入也采取了正面对抗的态度。同时对于欧洲战争的中立不介入政策也修改为了偏向德意，同时强化对苏关系（这个时候德国方面确有日苏和解的希望）。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方面南进政策也开始抬头。同时对于原来对欧洲战争的中立态度，改变为至少对于德意要进行“精神上的支持”的呼声越来越高，对德外交也开始进行各方面尝试。比如6月19日日本驻德国大使来栖三郎拜访德国外交部，提出日本内部对于日德合作的关系有高度认识，并希望能够促成经济合作，尤其是重工业方面的合作。同时，提出了世界为德意，苏联，中日，美国四大势力范围的构想，对于加强和已经“称霸欧洲”德国的合作，作了积极的表态。7月8日，里宾特洛甫接见访问德国的佐藤特使，佐藤特使也表示了要加强原有的德日关系，希望德国能够对于“东亚新秩序”的建设能有善意的考虑。

建设“东亚新秩序”和加强同德意关系，并非有田外交的本意。一直到佐藤特使的发言为止，外务省对于南进虽然有促进态度，并没有军事意图，可见对于同英美关系的恶化仍然有回避趋势，并在极力避免关系破裂。这种态度，同陆军的激进态度显然有差距。积极促进南进政策的其他势力，对于这种微温的态度也抱有不满，舆论上强烈批判也渐渐出现。米内内阁成立当初，陆军对其就抱有不满，这种情况下自然要采取敌对态度，引发政局动荡。7月5日，刺杀亲英美派的政府财界要人的计划被察觉，政局风雨飘摇已经无法掩饰。7月8日，陆军次官阿南惟畿拜访内务大臣，提出“米内内阁的本性对于同德意交涉相当不便”，陆军希望政府更迭，以近卫文磨出马担任首相。7月16日，（火田）俊六陆相辞职，陆军拒绝推选新任人选。这种不合作的拆台态度中，米内内阁被迫总辞职。

在7月12日，米内内阁辞职的前不久，以访问德国的佐藤特使团报告为契机，召开了关于强化同德意关系的协议会。对于德国方面提出的方案，日本抱有“德国对于日本在荷属印尼和法属印支的政治指导权，能否确实承认”之疑问。日本判断，德国将迅速促使英国屈服，掌握欧洲非洲霸权，因此日本要先下手为强，提出日本承认德国在欧洲非洲的政治经济指导权，而德国承认日本在南洋的政治经济指导地位。7月12日米内内阁已经摇摇欲坠，这个探讨已经是在为下一任内阁作准备。这个方案本身，德国在欧洲已经横扫列强，日本在南洋还没有一兵一卒，想让德国承认这个方案自然需要一定的代价。因此外务省提出了为了使得德国对英作战更容易，应该在远东牵制英国势力，比如压迫英国的远东权益，促进印度缅甸的独立运动等。但是对于参战本身，仍然采取极力的回避态度，所谓的“不参战的情况下竭尽全力援助”。7月16日的第二次协议会议上，陆军方面提出了种种意见，根本上陆海军一致同意了外务省的提案。7月16日是米内内阁倒台的日子，这个方案当然也就留给了下一任内阁。

7月19日，下一任首相近卫在7月22日正式组阁前召集了外相，陆相，海相的人选松冈洋佑，东条英机中将，吉田善吾中将讨论国策。近卫本人称这次会议为“四柱会议”。首相组阁前召集重要阁僚商讨问题，事属平常，这件事的看点在于这次会议谈论了些什么，四人的回忆有相当矛盾。近卫首相的笔记中记载，“第二次内阁成立的时候，根据陆海外务大臣的希望，决定强化同德意轴心的关系，但是并没有涉及到军事同盟。”东条英机在东京审判中则供称并没有决定什么“有权威的外交国策”，仅仅是专心于“基于内外情势的国内体制刷新，促进支那事变的解决，外交刷新，国防充实”等等。吉田海军中将的回忆则声称，“会谈的内容仅仅是自由谈论（Free talking）的程度......，并没有谈论东条供认的那些话题”。四柱会谈谈论了些什么，当然四人之间不会有什么差别，回忆差别如此巨大，多半的原因还在于首相陆海之间有重大分歧，因此事后对此的态度不一致。按照近卫文磨留下来的资料，四人“决定”加强同德意的关系。吉田海相对此的轻描淡写，倒是和海军以及吉田本人的对此的反对态度一致。这已经为后来的阁僚之间的纠纷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