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青岩教案中的“圣徒”和“英雄” -- 王外马甲
前些日子，塔利班终于释放了韩国人质，全世界的媒体总算是松了口气。
二十三位到阿富汗“传教”的基督徒，死掉的两个很不幸、没死的二十一个也够遭罪。经此一劫，不知道他们以后还敢不敢四处乱跑了。
韩国人被绑架，大家很同情，一边祝福那些“好心的”的男女基督徒、一边谴责那些“不识抬举”的恐怖分子。可是，马甲却有些不以为然。
当然，我没敢说什么。我明白，在发生绑架事件的时候对倒霉的人质说“活该”，不仅不厚道、而且不合潮流，缺乏“人道主义精神”、显不出当代人的“高尚情怀”——纯属自认野蛮、没事找骂。想一想，实在不划算。
正觉得无聊，忽然看见地主兄写了一篇《“塔利班释放韩国人质”短评之短评》，不禁哑然失笑：到底是身在美国的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胆子比我壮得多，佩服佩服。
能说的话，地主已经说了（他不怕别人骂，不服气的朋友可以去找他算帐）。马甲我本着“为地主扛活”的朴素思想，也来讲个故事，不能算是“短评之短评之短评”，只是希望大家能做个比较，或许对了解这类事件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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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岩教案中的“圣徒”和“英雄”
青岩，距离贵阳市三十公里，是个旅游景点。那里至今仍保留着一些古建筑，比如古城墙、老牌坊什么的，并且特产一种现烤现吃的零食，俗称“青岩豆腐”，味道还不错。
一百多年前，在这个小镇发生了一场“青岩教案”，轰动了当时的朝野。
1861年（咸丰11年），大清王朝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外战打不赢，英法联军一把火烧了圆明园，还逼迫着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内战赢不了，陈玉成、李秀成领着“长毛”军，从安庆、九江、南京到苏州、杭州、嘉兴，冲来杀去，打得清军“大营”连连告急——当时的中国，就和现在的阿富汗差不多。
贵州的局面也是一塌糊涂。“翼王”石达开率部进入川、黔两省，苗民纷纷起而响应。一时间，贵州境内被苗族义军和太平军所控制，清军只能困守贵阳，提督和巡抚的号令居然出不了五十里——那份狼狈，比如今的塔利班也强不了多少。
危急之下，“孤城”贵阳的一切力量都被调动起来，地方乡绅纷纷组织乡勇、举办团练，协助官府抵御“长毛”。 商宦士绅们知道，一旦被“乱民”突破了城池，等待他们的只有家破人亡的命运。
可就在这时候，却有人鼓动百姓脱离民团，并且趾高气扬地蔑视地方政府的权威。这些人，就来自于法国传教士主持的“贵阳天主教会”。
贵阳天主教会掌管着“贵州牧区”的事务，负责人名叫胡缚理(Louis Faurie)。
这个职务原本应该是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的，可惜马赖神甫在广西、贵州边境传教时，被“不识好歹”的知县大人处死了（“马赖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于是，教皇就改派“阿波罗尼亚主教”胡缚理担任了“贵州宗座代牧主教”。
胡缚理上任的时候，英法联军已经大获全胜，所以他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贵州的。一到贵阳，胡主教就宣布“为我主拓荒苗疆”，大建教堂、广招教徒。无论什么人，只要入了天主教就可以得到粮食补贴，更重要的是，遇到家庭纠纷、邻里矛盾，可以由教会出面帮助打官司——这个做法在今天看来好象没什么不好，可在当时，却是和中国的政治习惯相冲突的。
按中国的传统，主张“以和为贵”、主张“息讼”，遇到问题总是由宗族出面调解，很少闹到“见官”的地步。而现在，有了“洋青天”撑腰，族长说话就不管用了，诉讼案件越来越多，而且基本上都是教民获胜。这样一来，不仅教徒和非教徒之间的矛盾急剧恶化，就连地方士绅也觉得没有脸面。
官府很害怕教会。吃过几次败仗之后，当官的都知道“和洋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所以纷纷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尽量不和传教士打交道。可是，官员消极避让，洋大人却蹬鼻子上脸，有事没事都找上门来，搞得当官的十分郁闷。
1861年3月底，根据《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胡缚理主教收到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颁发的“传教士护照”，于是他忽发奇想，要见一见贵州省的军、政负责人。胡缚理觉得：自己是统领贵州全省的主教，应该与提督（从一品）、巡抚（从二品）平起平坐，彼此聊一聊公务也是正常的。
4月4日那天，胡主教前往巡抚衙门。他的“卤簿仪仗”参照的是一品官的标准，伞盖、金锣、旗幡、回避牌一应俱全，顶马和护勇足有上百人，只是八抬大轿换成了紫色的呢子（清朝没有“紫呢官轿”，这是胡缚理的发明），主教穿着紫色“官服”、挂着紫色绶带、戴着紫色方尖帽，不中不洋、不僧不俗，搞得全城百姓都出来看稀奇古怪。
主教见巡抚，不磕头也不鞠躬，只是拱拱手，一副同级官员的派头。
贵州巡抚何冠英是个老学究（福建人，道光年间的榜眼，当时已经七十岁了），对这种“不合礼制”的做法十分反感，态度也就很冷淡。
胡主教说要扩建教堂，何巡抚就说“黔省教门已多，无增设之必要”；胡主教说要外出传教，何巡抚就答“省内情形混乱，外出传教实有不便”。然后端茶送客，两人不欢而散。
从巡抚衙门出来，主教又去拜访提督。
贵州提督田兴恕是个武官，没有和洋人打过交道。听说胡缚理来了，赶紧问师爷“应该怎样接待？”，师爷也傻眼，出主意说“巡抚大人刚刚见过洋人，可以向他讨教”，田兴恕觉得十分有理，急忙溜出后门、找何冠英打听礼节规矩去了。
田提督从后门走了，胡主教却在前门干等。七等八等，不见田兴恕出来，却遇到提督衙门换岗——号炮震天、盔甲分明、刀枪闪亮，一队队兵丁进进出出，看上去十分吓人。
主教的仪仗队员都是临时喊来的教民，见到这般阵仗、心里开始打鼓。偏巧，围观的群众又议论纷纷：“知道田大帅为什么姓田么？那是口中吞下十字架！洋教遇到了田大人，肯定没有好下场”。主教的跟班们一听这话，更加害怕了，丢下手里的锣鼓家伙，全都跑得没了影。
跟班的跑了，主教也慌了，他也跟着跑。胡缚理脱掉行头、换上便衣，连紫呢大轿也不要了，溜到一个教民家里躲了起来。
胡缚理跑了，田兴恕却不知道。他从巡抚那里学会了“接见洋人的招数”，很想实验一番。回到衙门，鸣礼炮、开中门、一本正经走出来，却发现外面只剩下一顶空轿子，顿时气坏了：“混帐洋人，竟敢戏耍本帅，哇呀呀呀……”
提督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要知道，田兴恕可不是一般人。他祖籍湘西凤凰，苗族，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靠打柴为生。十六岁参加湘军，之后屡立战功，两次获得“巴图鲁”称号。五年时间就从一个小兵升为哨官、副将、总兵。1860年11月，田兴恕受命出任“钦差大臣署理贵州提督”，年仅二十四岁，是当时最年轻的封疆大吏。
田大帅会打仗，却没文化，他觉得自己被胡缚理“耍了一道”，就去找巡抚何冠英商量报仇的办法。这俩人，一个是冬烘老顽固、一个是莽撞愣头青，商量来商量去，就给下属官员写了封密函：“异端邪说，最为害民……不必直说系天主教，倘若借故处之，尤为妥善……”。意思是说：教会很讨厌，官场上不好明着动手，你们在下面想办法，找个理由把他们收拾了——呵呵，这简直就是塔利班的做法。
“密信”传达到下面，青岩镇的“团务总理”赵国澍高兴极了。
赵国澍，字慰三（很多资料写成“畏三”，错了），贵州青岩人，中过秀才。后来觉得读书没劲，就转而练武，带着一帮亲戚朋友举办团练，还与太平军打了几场恶仗，因功得了个“候补道”的头衔，逐渐成为了当地的头面人物。
青岩是贵阳的南大门，把守着通往广西方向的道路。省城被围，这里就成了“孤城”的前哨，隔三岔五地和各路“反贼”交火，青岩团练既要上阵打仗、又要下地干活，把这个三十出头的“团务总理”忙得焦头烂额。
可就在这要命的当口，天主教会却在青岩镇开办了一个修道院， 大力扩展“牧区”，严重地妨碍了团练的备战工作。
其实，赵国澍对洋教并没有什么成见。教会给贫民发放救济、宣讲“诚心向善”的道理，对稳定地方秩序有帮助，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赵总理和传教士的关系还挺不错。
后来就不行了，随着教民的增多，教会的规矩也严格起来。洋神甫规定：入教的人都不许拜祭祖宗，除了“天主”、任何菩萨神灵都不许信奉。并且说这是教皇的旨意，还说罗马的教皇比京城的皇上更高贵——这简直就是“无君无父”的理论。
地方团练是依靠宗族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武装团体，“天地君亲师”是乡勇凝聚力的关键，不拜祖宗、不信关公、不尊师长，乡民就没办法拢成一团。天主教搞的这一套，从根本上动摇了团练的基础，教堂多了一个教民、团练就少了一个乡丁，不到半年的时间，“修道院”就把赵国澍的人马拖走了两成，比他在战场上的损失还要大，这么一来，“团务总理”当然就急眼了。
教会的骨干分子，要么是洋人、要么是外乡的流浪汉、要么是人丁稀少的光棍，没有多少家庭牵挂。因此，他们对本地是否会被“乱贼”攻占并不十分在意，当乡勇在城墙上浴血奋战的时候，教民却在教堂里“领圣餐”、“唱圣歌”，他们认为，教会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
不可否认，教会给部分群众提供了相对的“安全和舒适”，但这种“安宁”却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扩大了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矛盾。在战争环境下，地方团练和教会组织的关系变得水火不容，难以共存。
赵国澍想把教会的人赶走，很快，机会来了。
1861年6月12日是农历的端午节，按照贵州的习俗，这一天要“游百病”，也就是到山坡上唱歌跳舞，采一些草药回来煮水洗澡。这是青年男女开心放纵的节日，但教民们却不参加这些活动。于是，有年轻人唱山歌嘲笑天主教，结果就激怒了教民，他们在修道院门口与“游百病”的乡亲对骂，引起了纠纷。
赵国澍闻讯赶到现场，制止斗殴、宣布关闭修道院，责令教民要么放弃洋教、要么离开青岩镇。逼迫法国传教士离开修道院，其他教民也纷纷四散而去。
第二天，法国传教士文乃尔找到贵州巡抚，要求处罚青岩团务总理赵国澍、恢复青岩教堂。何冠英对此不予理睬。
于是，文乃尔又拿着《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去找贵州提督，坚持要求处罚赵国澍。田兴恕本来就是个“主战派”，看见这两个“不平等条约”顿时火大，当即就和文乃尔吵了起来。
消息传到青岩镇，赵国澍也急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带人搜查修道院。这时，教堂里只剩下守门人罗老二（罗廷荫，本地人），还有修士张文澜和陈昌品（外乡来的流浪汉），赵国澍当即下令：把这三个天主教徒关进和尚庙（青岩的“龙泉寺”和修道院相距不过百米）。
事情逐步恶化。
胡缚理向云贵总督、两广总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要求：一、释放被“绑架”的教民；二、严惩田兴恕和赵国澍；三、由教会没收赵国澍的家产；四、贵州官府赔偿白银一万五千两。
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对此十分支持，他写信给胡缚理：“主教，公使馆是不会忘记你的”，“主教，请你注意，我们将要的收益是无数的、各式各样的，在贵州也不例外”，“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天主降临，我们的努力必将达到最高目的，即天主的光荣和我们的祖国——法国的权威的实现”。
田兴恕得知此事，暴跳如雷，赵国澍也十分光火，他俩决心一条道走到黑。
7月29日，“青岩团务总理”奉贵州提督之命，处决罗廷荫、张文澜和陈昌品。就在将人犯押赴刑场的路上，遇到了教堂的厨娘王玛儿在河边洗衣服，“玛儿”这个词在贵州方言中有点“做事二百五”的意思，这王玛儿大概是个性情不太稳重的女人，她看见行刑队伍就大呼小叫起来，结果被顺手扯到山坡上，一刀砍了。
四个教徒被杀，这事就变成了震惊中外的“青岩教案”。
天主教会和法国驻华公使立刻向北京施加压力，英国和美国公使也给“总理各国外交事务衙门”发出照会，要求将田兴恕、赵国澍等人处死，将贵州巡抚何冠英撤职查办。
可是，田兴恕是一省的方面大员，贵州这里又正在打仗，提督手握重兵，不能说杀就能杀。恭亲王只好与各国公使谈判：先撤了田兴恕的“钦差”头衔，责成赵国澍修建四座“富丽的坟墓”、安葬被害教民。
消息传到贵阳，七十岁的何冠英巡抚一生气，病死了。贵州官场顿时大哗，
这时候，贵州的清军正在与太平军决战。
元宵节，开州（今开阳县）地方团练举办祭祀活动、进行战前动员。那位和贵州提督吵过架的法国“司铎”文乃尔却跑去捣乱，阻止民众向祖先牌位磕头、也不许乡民舞“龙灯”。
有了各国专使和京城朝廷的撑腰，洋神甫以为这时候没人敢管他，气焰嚣张得很。却不知田兴恕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性格，开州知州戴鹿芝（浙江人）也是个火暴脾气，俩人一怒之下，把文乃尔和其他四个人都处以“凌迟之刑”，剐了！——这就是历史上的“开州教案”。
接连两起“教案”鼓舞了团练的士气，乡勇们顿时杀气十足。半年后，田兴恕率部击溃各路“长毛”，恢复了中央对贵州全境的统治。
可是，“青岩团务总理”赵国澍、“开州知州”戴鹿芝都在战场上阵亡了。
1863年，清政府宣布“青岩教案”的处理结果：贵州提督田兴恕、贵阳知府多文（满族，正白旗人）“发配新疆、永不叙用”，涉案人的家产划拨天主教会，清政府赔偿法国教会白银一万二千两。
第二年，胡缚理主教在“贵州提督衙门”的原址上建起了一座天主教堂……
这是一百多年前的旧事。
一百多年过去，我们的思想已发生了很大改变。虽然我们还不算是先进国家，但我们的“知识精英”的思维方式早已进入了先进的行列，这很好，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使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更大的提高。
我们已不再反感“洋教”、已经学会理解神甫的善良的意图，甚至，我们已经能够在教堂的钟声和歌声之中感觉到来自天庭的崇高。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文化只有新旧之分，没有高贵和低贱的区别，传播新知识的人固然可贵，保护旧传统的人也同样值得尊敬。
无论什么样的“文化使者”，都不具备道德上的先天优势——“十字军”和传教士也好、政客和官员也罢，如果自以为掌握了什么“先进思想”、就企图“征服愚民”，结果多半会遭到反抗——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弱势者的情感，碰得焦头烂额也是自己活该。
韩国的这些基督徒在阿富汗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
大致看来，他们想要别人的灵魂，别人却要了他们的命——对于传教者而言，灵魂和生命是同样重要的，他们似乎并不吃亏。
有朋友觉得，杀害传教士是恐怖行为，杀人者也一定是野蛮人。马甲却不以为然。
你说塔利班是野蛮人我管不着，但要“一杆子打一船人”却不行。因为我有证据：
一、“贵州提督”田兴恕原本不识字，后来受左宗棠的教诲开始读书，著有诗集《更生诗草》。在湖南凤凰，至今仍然称颂“文有沈从文，武有田兴恕”，人们把他当英雄，丝毫不觉得他野蛮。
二、“青岩团务总理”赵国澍战死的时候，留下四个儿子，最大的十岁、最小的两岁，他的家产被教堂没收，孤儿寡母靠着亲戚的资助生活。可是，二十多年后，这四个儿子全部考中进士，次子赵以炯还获得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殿试一甲第一名，成为贵州历史上的第一个文状元。
青岩镇至今仍保留着状元的府第和“文魁”的牌匾，人们称赵家“满门贤达”，不仅不认为赵国澍“野蛮”，反而把他当英雄看待。
三、2000年10月，梵蒂冈天主教廷册封了120位“圣徒”。其中包括“圣马赖司铎”、“圣文乃尔司铎”、“圣节妇王玛儿”、“圣罗廷荫教友”、“圣张文澜修士”、“圣陈昌品修士”……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表谴责声明，说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和侮辱”。
“圣徒”家乡的人民也不赞同“约翰保罗二世”的主张，认为这是“教皇那个波兰老头”故意恶心咱们中国人。在青岩，没有谁愿意承认自己和“圣徒”有什么关系。
故事讲完了。
说实话，我理解传教者的热情，但我不同情他们的“遭遇”。
在这次的韩国人质事件中，马甲我没看见罗马教廷有任何表示，甚至没有发现各国教会组织有什么反应。遇害的两位传教者能否得到“圣徒”的资格？依我猜，有点儿玄。
上帝保佑，但愿死者能够得以安息。
上帝保佑，愿幸存的人不要再乱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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