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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抵抗者(上)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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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抵抗者(上)

昨天,与朋友小林聊起“水族”和“水书”的事,他很感兴趣。

我告诉他,“水书”是流传在水族中的一种文字。有人认为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篆,有人认为更早、属于夏商文字的变体,也不知谁错谁对,反正很古老就是了。

“水族”是生活在贵州的少数民族。男子穿汉人的服装,女子的服饰则与苗族近似,所以过去曾被当作“苗人”,解放后才确定他们与苗族并不相同,好象和汉族更近一些。这些人自称是“ai(3声),shui(3声)”,于是政府就按照这个语音命名为“水族”,其实他们是生活在山里的,和“水”没有多大关系。比如马甲我认识的水族朋友,个个不会游泳、爬树倒是挺快。

听说我和水族人打过交道,小林就问:“马甲,你读过水书没有?”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水族自己能看懂“水书”的人都很少,何况我这个汉人。我倒是见过水书,那上面都是些象形符号,猛一看很眼熟、再一看就傻眼,稀奇古怪的笔画,弄不明白是啥意思。

按马甲个人的猜测,“水书”也许并不是水族创造的,因为它在水族人的手里几千年都没有得到发展,始终处于原始的状态。水书的文字和水族的语言并不匹配,严格地说,“水书”是只能看、不能念的,它的一个符号往往代表着一段词组、一串句子、甚至一件事。所以读“水书”就有点象是看图说话,同样的一页纸,听这个人讲三分钟就结束了、听那个人讲却要半个小时,搞不清谁说的更准确。

“水书”虽然是文字,其实并不具备社会沟通的功能,它的内容只与原始宗教有关。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历法和祭祀的,叫做“勒侉”,也叫“白书”;另一类是“勒蝻”,就是“黑书”,是讲怎么放蛊和收蛊的。

武打小说里经常讲到苗人的“蛊术”,其实正宗“整蛊”的是水族,因为他们有“正规的教材”。当然,这不能怪小说家乱编,水族人以前长期被当做“苗人”的一部分,写小说的也没有说错。

一提到“蛊术”,我的朋友小林立刻两眼放光、脑子里浮想联翩——某个风情绰约的少女或者少妇,看上了某位帅哥或者猛男。只见她,神色暧昧、形态妖娆,掏出个稀奇古怪的盒子、撒了点莫名其妙的香粉。于是乎,不那样那样,就怎样怎样……

马甲很理解小林的美好愿望,可是却不得不打破他的幻想,告诉他:“蛊术”其实就是原始巫术,主要目的是治病、而不是整人。以马甲所见,掌握“黑书”的“鬼师”(现在叫“水书先生”)都是男的、并且都是些老大爷,因此,利用“蛊术”制造桃色事件的可能性极小。

可怜的小林顿时倍感失落,他有点不甘心地问:“不管怎么样,蛊术还是很厉害的吧,万一鬼师生了气,放起蛊来,杀伤力一定很猛的吧……”

说实话,马甲不知道“鬼师”的本领如何、也不知“蛊术”的杀伤力有多大。但是按我的估计,他们的水平恐怕很有限,因为水族和苗人在抵御外敌的时候并不依靠“放蛊”,凭借的还是血肉之躯、真刀真枪。

于是,我给小林讲了个与水族有关的故事,这其中没有鬼师、没有蛊术,只有普通人的精神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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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者

1944年秋,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战场和东南亚战场联成一片,相继攻占了湖南的衡阳和广西的全州、桂林、柳州。

11月26日,日军第三师团(代号“山”部队,师团长山本三男)越出广西、向贵州南部发起进攻,荔波县长陈企崇闻风而逃,当地士绅只好推举本地人周继武组织临时政府、收拢各乡的保警队。

周继武这人挺聪明的,他随便找了块烂木头刻了个“代理县长”的印章,表示自己并不想“篡权夺位”。果然,木头公章用了没几次,国军就回来了,国民政府于是没有追究他“自任县长”的责任。

当时,负责防守黔南的是杨森的部队。12月3日凌晨,国军27集团军第26军(军长丁治盘)撤离荔波县,他们向上级报告说“本部苦战不敌,被迫放弃阵地”,于是,各大报纸随即刊登了“荔波沦陷”的消息。但其实,日军这时离县城还远得很,杨司令和丁军长根本就没有见到日本兵。

12月8日上午,荔波“代理县长”周继武在县城的中山公园组织集会,发动群众维护治安、救济难民。

这时候,天上飞来一架美国侦察机,民众看见是盟军飞机就没有在意,而侦察机却以为下面的人是日本军队、回去报告了。过了一阵,来了三架轰炸机,在县城里扔下三百枚杀伤弹和五枚燃烧弹,正在举行集会的中山公园中弹三十五枚。荔波城被炸成了一片废墟,死伤的全是老百姓,那景象真是惨不忍睹。

杨森和丁治盘以为日军“攻势犀利、进兵神速”,生怕撤退晚了跑不掉。可是,他们没想到,日本鬼子居然被难民给挡住了。

抗战时期,广西聚集着许多从各沦陷区流落而来的难民,日军占领桂林和柳州之后,不愿受日本奴役的人们再次举家向贵阳和重庆方向逃亡。桂北和黔南的公路本来就简陋、狭窄,几十万拖家带口的难民拥挤成一团,立刻就把道路堵了个水泄不通。日军追到这里,不仅辎重车队动不了,就连战斗部队也过不去。

刚开始,担任前锋的“竹部步川部队”试图开枪驱散民众。谁知道枪响过后,成千上万的民众惊慌乱跑,不但没有让开道路、反而把日军的队伍冲散了,还踩死了几个日本兵。

鬼子军官发觉硬冲硬闯不是办法,只好另打主意。

进入荔波的日军主力为第3师团的第6联队和第34联队,各有三个大队。

34联队有两千多人,联队长二神力大佐想了个办法:让士兵们穿上老百姓的衣服,混在难民里一起走。这个办法的好处是能够不引起骚乱,可以保证部队在主干道上前进;缺点是行军速度很慢,而且无法征集粮草、无法携带辎重。所以,当34联队经过荔波到达独山的时候,中国军队的各路人马也赶到了,二神力大佐的军需断绝、后继无援,第6联队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只好沿着原路撤退。

第6联队有一千五百多人,联队长是松山良政大佐。这家伙不愿意和老百姓一起走,拿起地图一看,发现除了主干道之外还有一条岔路,心里顿时充满了喜悦,举起指挥刀一指——“开路开路的”。

于是,第6联队就成了抗战史上在贵州境内行进距离最长、走路最辛苦、损失最惨重的日军部队。而且,他们到最后也没能到达独山。

说来有趣。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日本学界出现一种学说,认为日本的人种和中国的“夷族”有关,具体的说,就是日本人的祖先也许和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有血缘关系(这种观点现在还存在,有些媒体还拿它当“新闻”炒作)。因此,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一些日本的社会学者纷纷跑到中国的西南地区来考察,除了写论文、还绘制了地图。

这些日本学者是来研究古人类学和“夷族文化”的,当然就喜欢往蛮荒的村寨里跑。他们对地名的标注也十分细致,贵州的偏远地方的一些山路,中国自己的地图上没有记号,日本的专业地图上却有标志。

日军的军用地图显然也参考了这些学者的科研成果。于是乎,松山良政大佐的军刀一挥,就把第6联队带进了“苗人”的地盘(水族、布依族当时都属于“苗人”)。

石板寨(贵州叫这个名字的地方很多)原先属荔波县的佳荣乡,现在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九阡乡。这是个有着一百多户人家的水族村寨,在“苗人”聚居地,这么大规模的寨子是很了不起的,一般没有人敢来欺负他们。

可是,日本鬼子却稀哩糊涂地摸来了。

石板寨的村民中,最先遇到鬼子的是潘让。

那天上午,轮到潘让在鸡贾河边“看船”。

鸡贾河其实是可以涉渡的。但因为是冬季,河水比较冷,所以村民们准备了一只小船,免得过路的人因为淌水过河、被冰凉的河水弄湿了衣裤。渡船很小,每次只能运送两三个人,渡口也没有固定的梢公,由各家各户轮流“看船”。如果遇到当值的人家不会划船,可以说几句好话,请个热心的小伙子帮帮忙。

潘让就是这么个热心人,他已经是连续第三天看船了。虽然北风吹过河面冷飕飕的,但他的心里却十分得意,“我是全寨子最会划船的人”,他自己表扬自己。

上午十点过钟,河对面出现了四个人。表现能力的机会来了!潘让赶紧把渡船划过去,可惜渡船太袖珍,四个人要分成两趟送。

上船的人都不说话,还端着枪。端枪的人潘让见得多了,那年月,“办公事的”到苗寨的时候都拎着枪,步枪手枪就是他们的工作证,不稀奇。潘让奇怪的是这几个人的帽子,那帽子的两边就象绵羊耳朵一样耷拉下来,风一吹,“扑楞楞”的响,真是好玩得很。

“办公事的”不说话,潘让也就没说话。当时,他不知道日本人已经打下了广西,也不知道日军已打进了贵州,他更不知道眼前的这四个人都是鬼子兵。

四个鬼子过了河,向石板寨方向走了。坐渡船是免费的,但最后的一个鬼子兵却给潘让鞠了个躬,潘让也赶紧鞠躬还礼,还高兴地笑了起来。

为了这个动作,潘让后悔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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