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第一枚军功章的故事 -- click
军功章里凝聚了鲜血和生命”
提起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获得第一枚军功章的经历，刘佐才的眼眶有些湿润，回忆起战斗在无名高地的点点滴滴，又勾起了他对牺牲战友的深切怀念，说到动情处老人不禁泪流满面。
无名高地又称“老秃山”，那里没有树木，甚至连块拳头大小的石头都没有。但这块阵地却是敌人向北进犯的必经之路，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由于攻防双方的武器装备相差悬殊，阵地上时常出现敌我拉锯战的局面。
1952年7月中旬，无名高地被敌人占据后，志愿军连续两次攻打未果。经侦察，敌人已在山上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妄图长期据守。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团里命令一连、九连和警卫连夺回无名高地，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强攻，阵地终于回到了我军手中。接着，我们所在的七连被派去接替守备任务。
7月21日，轮到我们四班守阵地，山上一整天无事。傍晚时下起了小雨，沙沙的雨声使高地上显得更加安静。我感到这是大战前的预兆，就叫大家赶紧休息，做好迎接战斗的准备。我们暗下决心：人在山在，山丢人亡。
晚上10点钟左右，小雨仍不停地下，四周一片漆黑。突然，我听到离山洞10多米远的地方有枪械碰到石头的声响，是敌人利用东北角立陡的地势向我阵地偷袭来了！我轻轻地走过去，向响声方向扔了两枚手榴弹，借着手榴弹爆炸的火光，我看见山坡上密密麻麻的全是敌军。
被手榴弹爆炸声惊醒的全班战士立即冲出山洞，扑向各自战位。机枪、冲锋枪猛烈地向敌人射击，手榴弹一个接着一个地向敌人飞去。受到阻击的敌人放弃了正面进攻，向两侧退了下去，想从侧后方再次偷袭过来。发现这个情况，我赶紧带了5名同志顺交通壕绕到侧后进入工事，正好和后方上来的敌人遭遇，又是一场激战。半个多小时后，敌人仗着人多突破了我前沿阵地。由于当时漆黑一片，敌人并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为了迷惑敌人，我带着几名同志悄悄绕到敌人中间，使劲把手榴弹往山上扔。敌人乱作一团。无名高地仍然控制在我们四班手中，但这时班里就剩下5名同志了。趁战斗间隙，我简要作了个动员：“同志们，情况紧急，阵地是其他连队的战友用鲜血和生命夺来的，不能丢掉，只要有一个人在，就要死守阵地。”
20多分钟后，敌人又发起了进攻。炮火猛烈地轰击着我们的工事，硝烟和尘土包围了我们，交通壕也被炸平了一半。我们奋力还击，但时间不长，弹药就要用完了。我去坑道搬手榴弹，突然觉得头上粘乎乎的，用手揩了一把，全是血，接着我昏迷在交通壕里。等我苏醒过来，隐约听到副班长倪祥明猛喊一声：“敌人又上来了！”倪祥明和周元德拿起手榴弹冲了出去，我想冲出去，但身子像被铅块坠住似的，一点儿也动弹不了。几乎是同一时间，洞口响起了高昂的喊声：“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接着就是“轰”的一声巨响，我意识到两位战友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后来，山头什么声音也没有了，我挣扎着爬到洞口，负伤的战友也一个个抓起了手榴弹，只要敌人冲进来，我们就与他们拼到底。直到天亮，敌人再也没有敢接近洞口。天亮后，反击部队上来了，清脆嘹亮的冲锋号声淹没了敌人的嚎叫声，敌人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被我军全部歼灭。
这是我在朝鲜战场上得到第一枚军功章的经过。当然，军功章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它的本身，因为它上面凝聚了战友们的鲜血和生命，也留给后人一种永恒的精神……
送炮送来的军功章
当采访徐惠民老人的时候，老人竟不知从何讲起，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太普通了，什么也没有做。……我的第一枚军功章来得比较容易，比起别人，‘含金量’真是太低了。”
1951年初，敌人向我军发起了攻势，第四次战役就此打响，此次战役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突围出来的砥平里之敌也陷入了我军重兵包围之中。然而紧接着我军几次进攻均未奏效，敌人不但坚守未动，而且用一支步坦联合先遣部队冲破了我军的包围，与砥平里的守敌会合。敌军摸准了我军粮食、弹药只够维持一周的规律，疯狂地向我军反扑。
为了加强步兵防御，师里决定派炮兵支援。当时炮兵连属师里直接指挥，而步兵团却在几十里之外，要支援的话，先得想办法将炮运到步兵团指挥所。
当时我在师里任炮兵参谋，记得那天刚刚下完一场大雪，正准备吃晚饭，师长把我叫去了：“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带领炮兵连在明日黎明之前将8门山炮运送到步兵团指挥所。”步兵团指挥所与师部隔着5座山，相距10公里。这一路草木丛生，再加上厚厚的积雪，别说还抬着炮，就是徒步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军令如山，我没有多想就接受了任务。
晚上10点多钟，我带领炮兵连的150多人从师指挥所出发了。山炮特别笨重，必须将它分解为炮管、炮架、炮轮等部件，每个部件至少得由3名战士来抬，就这样还是比较费劲，更何况又是爬山。由于刚刚下完雪，一步一滑，摔跤也是很平常的事。然而，战士们的情绪高昂，积极性很高，面对困难，没有任何人退却。
手里没有地图，只能靠指北针定方向。大约翻过了一座山，指北针的针头不知什么原因突然不动了，修了好长时间也没有修好。不能耽误太多的时间，因为黎明之前到达不了目的地，就要耽误大事了！为了避免部队少走弯路，在与连长、指导员商量之后，我带着几名战士先行，确定行军路线，然后在拐角处留下标志或派一名战士引导部队前进。没有任何指示物，我只能依靠自然特征来判断方向：当时正刮着西北风，而我们是向东南方向走的，只要逆风而行，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但风向有时也会改变，我便参照北极星，凭着感觉往前走。晚上没有吃饭，我又饿又渴，但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完成任务。
下第三座山时，已是半夜两点多钟，一只熊挡住了我们的去路。绝对不能开枪，那样很容易暴露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趁着熊还没有发现我们赶快改道。我命令其他几名战士小声转移，顺山路绕道而行，虽然远了点，但确保了时间和安全。
翻过了第五座山，就要到步兵团指挥所了，可是确定指挥所的具体方位又是个大难题：因为为了防止敌人发现，指挥所一向设在特别隐蔽的地方。我先后派出4名战士，终于得到一个喜人的消息：发现了电话线。电话线不是连着指挥所的吗？沿着电话线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团指挥所。看看表，才是凌晨四点多，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3个多小时，而且一路上没有发生一点意外。
炮送到了，选择阵地的事儿也随即落到了我这个炮兵参谋的头上。要是把炮放在山的正面，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放在山的背面，又不能发现敌人，炮弹就打不出去了。我根据平时所学的知识，决定把炮放在山的鞍部，从而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步兵团长的支持。然而正值冬日，又在山上，土质比较硬，构筑工事很费事，只能将炮放在凹处。天亮后，向敌人发起攻击时，山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炸毁敌人坦克数辆，使他们的死伤很大，我也因此得到了上级的表彰，被记三等功一次。
“军功章每个战友都有份”
陆弼秀老人很健谈，回忆起朝鲜战场上的经历，他总是滔滔不绝，而对自己的故事却不愿多提。“我的故事平淡得不能再平淡了，比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我太渺小了，我觉得应当更多地纪念和宣扬他们。”“其实我第一枚军功章每个战友都有份。”
1952年6月，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人时常利用飞机袭击我军阵地。“把这些讨厌的苍蝇打下来”，团里命令高机连立即进入阵地，参加战斗。
我当时是高机连连长，在云山反击战中身上多处负伤，刚刚走出医院就投入了战斗。第一次交手，高机连就打下了一架敌机，但由于没有经验，隐蔽措施不够完善，我方也有少量伤亡。接受第一次的教训，我们合理地将全连的三个排分散布置在三个阵地，构筑工事，挖好掩体，在接下来的几次战斗中，我们创造出击落敌机14架，连里无一人伤亡的战绩，受到了上级的表彰。
那时我们的高射机枪数量少，而且比较陈旧、容易损坏，更无配件。机枪最容易损坏的就是“撞针”，平常只要打上100多发子弹，撞针就会坏。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换撞针，可又到哪里去弄呢？我找来了几名战士让大家出谋划策，战士们你一言我一语：“根据实际条件，还是自己动手做。”“制作撞针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它不仅做工要求高，长一点不行，短一点也不行，而且表面还要光滑。制作撞针的材料和工具又到哪里找呢？”也有不少战士提出了异议。“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机枪一个个成为废铁呀，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我不是没有考虑到可能遇到困难，但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我们让人从后方捎来了手锯、锉子和砂纸，从阵地上捡来了炮弹皮，用焦炭烧，烧红后用铁锤锤成大针的形状，再锯成撞针的长短，用锉锉、用砂纸打磨。我的胳膊在云山战役中受过伤，长时间的单一动作，使胳膊一阵阵酸痛。我的腰部也受过伤，坐的时间一长，就不能动弹了。万事开头难，磕磕碰碰是难免的，几天下来，手上满是伤口。功夫不负有心人，多次失败后终于换来了第一次的成功：经过锤、锉、磨，一个大拇指粗、10厘米左右长的撞针做成了。将撞针装进高机拿到战场上一试，还真好使。之后，战士们都主动请战，要求利用休息时间制作撞针，一时间阵地上除了打仗的时间都在制作撞针。
没过几天，我发现大多数的撞针使用寿命不长，基本上都在百发子弹左右，有的还不到100发，能否让它的使用寿命再增长一点呢？于是，我就琢磨开了，每次制作撞针过程中我都仔细观察，比较每一个细节。一次，在用焦炭烧弹皮时，刮来一阵风，火苗顿时由红变绿。红绿两种火苗的温度不一样，火候不同会不会影响撞针使用寿命的长短呢？我决定试一试。结果发现，寿命大不一样，在绿色火苗上烧成的撞针能打上400多发子弹，原来学问全在掌握火候之中。我又一次又一次地试验，使得我们制做的撞针的寿命达到了800发子弹以上。
这一发明很快就被上级机关得知，并加以推广。这年7月，我接到了上级的命令：从朝鲜战场赶回沈阳，到一家弹簧厂做了10多箱撞针，军里几百架高射机枪也很快配备了我们做的撞针，师里因此给我记三等功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