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回归锡安之路—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心路历程 -- 晨枫

在战术上，以色列几乎赢得了每一场战斗；但以色列从来没有赢得过战争，因为和平从来没有到来。以色列的胜利，虽胜犹危。以暴易暴的路越走越窄，和平的路也是越走越昏暗。在《大卫营协议》之后，巴解组织和约旦也和以色列签订了和平协议，叙利亚对和平协议也是若即若离，似乎和平在即。但Intifada之后，巴解领导人的政治号召力越来越弱，民众对以色列的愤恨和敌对有增无减，巴勒斯坦自杀炸弹的浪潮一波又一波，以色列被迫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这一次，巴勒斯坦人开始生活在ghetto中了。继阿拉法特去世，新的巴解领袖阿巴斯基本上沦落为西方的傀儡，失去了对巴勒斯坦人的道德和政治号召力。哈马斯上台和与法塔赫的冲突更加加剧了巴勒斯坦的无政府状态，和平的希望越来越黯淡。

恶意煽动和挑拨无知是不能持久的，持久的政治现象必然有深层的文化动因。一些学者将其归结为所谓世界性的、尤其是阿拉伯世界中的“新反犹主义”。

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作为一个概念，是1860年德国犹太学者Moriz Steinschneider提出的，确切的译名应该是反闪米特主义，如此命名是因为犹太人是闪米特人的一支。在十九世纪的欧洲，闪米特人基本上就是犹太人。在世界认识到纳粹暴行之后，anti-semitism成为过街老鼠，是一项极大的恶名。现代阿拉伯人争辩说，阿拉伯人不可能是anti-semisits，因为阿拉伯人是闪米特人的另一支。这是词语歧义所造成的混乱，在学术界和实际生活里，anti-semitism的对象只有一个：犹太人。所以阿拉伯人的这个辩解并不能成立。然而，新反犹主义的概念本身也饱受争议，最大的争议就在于所谓新反犹主义是不是把反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混为一谈。

传统概念的反犹主义起源于欧洲。最初的反犹主义是宗教性的，由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教义冲突开始，具有宗教迫害的性质。在这一期间，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大体还是得到宽容的，并逐渐融入了主流社会。文艺复兴之后，反犹主义的宗教性质淡化了，但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的性质强化了。犹太人的“原罪”就因为是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也不顶用了，已经融入主流社会的也被划入另册。当代的所谓“新反犹主义”具有和历史上的反犹主义全然不同的特征，宗教和种族不再是动力，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成为主要原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当代的新反犹主义源于反种族主义和反民族主义，起源于人们对以色列演变为犹太民族压迫巴勒斯坦民族的工具的憎恨。换句话说，历史上的反犹主义是针对犹太人的“犹太性”，是因为犹太人“不是什么”而不是“做了什么”，而今天的新反犹主义则是因为犹太人“做了什么”而不是“是什么”。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历史上的反犹主义以对犹太人个人的憎恨为特征，或者说是基于欧洲对犹太人的历史偏见，包括傲慢、诡秘、狡猾、唯利是图、只忠于自己、不惜侵害主体群体的利益。他们具有巨大而神秘的实力，甚至操纵政府、银行和媒体，不惜挑动战争为己牟利。新反犹主义则以对以色列和抽象的犹太民族的憎恨为特征，和这些历史偏见无关。恨乌及屋，这些憎恨也延伸到对犹太人的反感，因而使历史偏见有了死灰复燃的机会，这是欧洲的传统反犹主义重新露头的原因所在。将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主义等同起来，迫使反对以色列政策的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实际上是将反犹主义庸俗化了，掩盖了真正的问题所在。在犹太人有识之士中，也有类似的声音。尽管他们被称为“自虐的犹太人”，他们依然坚持，用“政治正确”和反犹主义的大帽子掩盖以巴冲突的实质，到头来只会滋生真正的新一波反犹主义。

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不管起因如何，起源于中东但波及世界（尤其是欧洲）的现代反犹思潮无疑是反犹主义，新反犹主义甚至在言行上都和传统反犹主义有惊人的相似，甚至祭出已经被证明是为作的《犹太长老训令》之类的东西来证明犹太阴谋论。除去圣经中以色列是上帝赋予犹太人的土地的说法不谈，犹太人回归以色列是回归故土，犹太人本来就是以色列的本地人，不是外来的殖民者，更何况以色列人口的近一半来自非欧洲国家，主要是中东国家。犹太人是种族迫害的受害者，回到以色列本来是为了逃避种族迫害，将以色列指责为种族迫害国家是不顾历史事实。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国家，不能将反对以色列和反对犹太民族分割开来，所以反对以色列就是反犹主义。

这些辩解其实是站不住脚的。犹太人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居住过，但要是因此就声称是本地人，尤其是比后来的阿拉伯人更有正当居住权的本地人，这就牵强了。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欧洲人驱赶犹太人岂不就是正当的了？何况犹太人并不是本地人，而是从乌尔（今伊拉克境内，也有说法是今土耳其境内）过来的，为什么那里不是犹太人的故土而是以色列呢？用圣经（或者任何别的经书）作为依据就更不妥了，每个宗教都把自己的经书看作神圣的，但用“我的上帝比你的大”来解决人世间的问题时，那就是自找没趣了。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政教分离是最起码的，否则就要天下大乱了。以色列是为了杜绝民族压迫而建立的，但以色列现在成为民族压迫的工具，这正是以色列最大的悲哀。

反犹主义是文化层面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或者反以色列主义是政治层面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反犹主义的根源在欧洲，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根源在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反犹主义是恨乌及屋的结果。穆斯林教义和传统里本来没有反犹主义的内容。在伊斯兰教的《可兰经》里，犹太人和基督徒都被称为“经书里的人”（Dhimmis，或People of the Book）。“经书里的人”属于二等公民，必须服从穆斯林的律法，在某些权益上受限制，但不是被压迫的对象。如果历史上的穆斯林对犹太人有今天这般仇恨，以色列建国之前，阿拉伯世界就不会有那么多犹太人留存下来了，也就谈不上建国时的大批犹太难民了。反犹主义概念和现在阿拉伯文化里盛行的反犹宣传来自欧洲，最初恰恰是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带到中东的。消除反犹主义和消除反犹太复国主义或者反以色列主义是两回事，而一些犹太人组织不和真正的反犹主义作斗争，而是想利用反犹主义的恶名和犹太人在历史上遭受的不公和压迫，将对以色列的正当批评和指控套上反犹主义的大帽子，否认反以色列行为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所作所为的因果联系，为以色列套上金刚不坏之身，将一切反以色列的行为归结为非理性、非道义和非正义的，这才是争议所在。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滋长了世界性的反美主义，以巴冲突怎么可能不滋长反以色列的情绪呢？恨乌及屋也是可以想象的。通过强调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国家，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的一切作为，坚持将反对以色列和反对犹太人等同起来，犹太人或许自己对引发新反犹主义也有一份责任？

今日反犹太复国主义最激烈的阿拉伯世界不是从一开始就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初兴的19世纪末、20世界初，正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苏醒的时候，阿拉伯世界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饱受压迫。为了早日获得独立，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联合，并在犹太人中寻找支持，驱除奥斯曼帝国。领导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麦加王国国王侯塞因派自己的儿子费萨尔王子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之一魏茨曼谈判，达成费萨尔-魏茨曼协议，强调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近亲血缘关系和反对奥斯曼统治的共同目标，费萨尔王子还在英国允诺帮助阿拉伯民族获得独立的条件下，允诺支持贝尔福宣言，帮助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由于英国从贝尔福宣言立场的后退，费萨尔-魏茨曼协议很快就无疾而终。但最终要的是，费萨尔-魏茨曼协议从一开始就没有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巴勒斯坦人坚决反对把自己的家园作为筹码，坚决反对把自己的家园变成犹太人的国家而从阿拉伯世界中分离出来，坚决反对把自己在自己的家园里变成少数民族和弱势民族。巴勒斯坦人本来对犹太人移民是乐见其成的，犹太人带来的技能和资金是巴勒斯坦人所需要的。但有阿尔及利亚和罗得西亚的例子在先，少数民族在欧洲强权的支持下反客为主，多数民族反而成为弱势民族。当犹太人移民有反客为主的趋势时，巴勒斯坦人开始激烈反对。即使在今日世界里，即使所谓的移民国家，当大批移民涌入、开始反客为主的时候，很难想象会不遭到强烈的反移民力量的反击。

阿拉伯世界的反犹太复国主义首先是世俗的，是从反帝反殖出发的。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外来的犹太人无疑是获得帝国主义支持的殖民者。他们虽然是少数，但主宰了国家的一切，并有计划地排挤巴勒斯坦人，为犹太人争得土地。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哈格纳在以色列建国前后受命有计划地驱赶巴勒斯坦人，尤其在对新兴以色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域。

尽管犹太复国主义在理论上不具有种族歧视或者种族隔离得成分在内，以色列的宪法也明确规定保护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所有人的权利平等，一些以色列的法律和政策在客观上造成了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效果。以色列最重要的法律之一是回归法，规定全世界所有犹太人只要自己要求，都有权定居以色列。在二战中纳粹屠犹的阴影下，这是为犹太人提供安全的庇护所的有利措施。但是同样的法律不适用于被巴勒斯坦难民，即使他们放弃暴力、效忠以色列也不行。然而，如果犹太人有权利回归故土，为什么巴勒斯坦人没有同样的权利呢？如果理由是以色列不能让巴勒斯坦人成为多数族群而必须保护犹太人国家的特质，那这种以种族（或者族群）划分三六九等的做法就是种族主义。有意思的是，纳粹德国也曾有过这样的“血统法”，容许所有德国血统的人在移居德国，同样的优惠条件则不对任何其他民族的人开放。在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巴勒斯坦人没有以色列的公民权，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必须服从以色列的管制和政策。更有甚者，2003年通过的以色列公民法规定，以色列公民和来自约旦河西岸或者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结婚后，不得居住在以色列，他们的孩子在年满12岁之后也必须回到巴勒斯坦区，而不能继续在犹太区居住。种族歧视的最大特征就是以种族而不是以个人的作为来界定事物的许可。不管怎样辩解，这不能不说是具有种族歧视的因素在内。以色列的身份证上表明犹太人或者非犹太人身份，在现实中，这一栏对于个人在以色列的生活、工作具有极大的影响，不由得使人联想起犹太人曾经被迫屈辱地在衣服上标上黄色的大卫星的历史。以色列的居民注册法也要求居民注明自己的种族，和南非以前的种族注册法如出一辙。

以安全原因而隔绝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区域，通过路障、检查站和封锁线组织巴勒斯坦人自由通行，这不是近来才开始的，但在沙龙政府建立隔离墙后，以色列的种族隔离达到了新的高峰。在以色列建国过程中，犹太人武装曾有计划地排挤、驱赶巴勒斯坦人，以夺取战略要地，或者扩大地盘。这在今天就是不折不扣的种族清洗。在36-39年阿拉伯大暴动期间，哈格纳协助英军镇压阿拉伯民众，也有阻止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意图。不管如何辩解，以色列的做法在事实上是巴勒斯坦人居住在互相隔离的飞地中，阻止了巴勒斯坦人在整体上争取良好生活环境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没有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权，这不是泛泛地指整个以色列和被占领地区，而是被犹太人区分割开的巴勒斯坦区之间都无法自由通行。相比之下，犹太人能够自由通过巴勒斯坦区，可以在原本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地区定居，在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得到以色列军队的保护。不能自由通行，自然也不可能自由移居，即使是在互相分割的巴勒斯坦区之间。巴勒斯坦人进入犹太区要受到检查和限制。这些或许都有安全上的理由，但在事实上构成了种族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