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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50年代苏联的工业援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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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一再强调中国的国家意志在50年代快速工业化中的主导性作用？有朋友一定会理解为唯心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我难以自我辩解，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史实吧。

首先，正如上一篇所说，我不否认这一历史阶段中苏联的参与对中国快速工业化的作用。苏联提供给了我们外部的大量可转移的技术，具体化为成套设备的对华输出，设计图纸的对华输出，以及为中国提供专家咨询服务；甚至在国家层面上，连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也都是向苏联学习来制定的。但我的意思是，没有这些，我们中国就肯定无法“快速工业化”了？我们的工业基础真的就能简单地说是“苏联援助”给奠定的？

我们必须得明确一点，也就是前面唠唠叨叨说了无数次的，在国家层面上，这一系列苏联的参与主要都出自国家层面上的利益交换，无论是物资上的，还是政治上的。而在技术操作层面上，大量的服务需求，都是由中方拉动的，即中方的工厂、工程师提出技术改进的需求，然后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协商，通过签订合同引进的。当然在工业布局设定过程中，苏联专家会为中方提供建议（尤其是在学习制定计划时），但这些建议有多少是政府驱使的，还是基于个人层面的，很难说清。在工业设点的过程中，前面也有网友提出，某些关键的点是苏联专家强烈建议中方设立的，这些事件也有。但问题是它们是否是主体，是否会影响中国快速工业化的本质进程？

好了，说数字。前面葡萄的文章已经说过一些——

当然，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1956年苏联提供的所谓援助，其实依然是贷款，葡萄也说了“全部用包括农产品与各种稀有金属浓缩物补偿”，用援助这个词其实是不那么准确的。

葡萄的这个统计中，依然没有包括由于建立合营企业而最终向中国政府索取的约4亿美元。那么，中苏之间大概发生的费用应该是在13.6亿美元左右。这是整个1948-1960年的情况。

而中国政府完全是依靠这些与苏联有关的项目搞工业化吗？非也，在一五期间，最终谈定的与苏联相关的项目总共是154个（由于公布的时候是156个，所以习惯称为“156项”）。154项中的106个民用项目，中国投资总额（包括向苏联的贷款和支付）是156亿元人民币；而一五期间，中国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是550亿元人民币，而其中经济（工业加农业）与文教的投资是493亿人民币。与苏联相关的项目是154个，而中国总共施工项目超过10000个，其中限额以上（需中央政府限额审批）的有921个；重大项目有694个。而在二五期间的头三年（1958-1960），大家都知道那三年很特殊，加上权力下放，无法有有效的且可信的投资统计数字（或者谁来加上），但就大中型建设项目而言，1958年有992个，而1958年有1587个。

总体数字上就是这样，在依靠苏联的帮忙的同时，中国自身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这些投资里面，一部分与苏联相关项目是重合的，即中方的投资与通过苏联引进项目在一起。当时中央有一个重要的讨论，关于“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最后的结论是在“156项”中，能够自己解决的就一定要争取自己解决。实际上，其中相当大部分的工作量和机器设备是由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就财政上，很突出的就是外债只占一五期间财政收入的2.7%；而从1955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通过对苏贸易顺差返还从苏联得来的相关贷款）。此外，除了在这154项重大工业项目中投资，为了辅助这些项目，中国进行了大量的相关项目投资和建设。而大家往往忽视的是，中国在独立于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工业投资项目是独立做出、独立完成、独立设计的。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一点，即中国同期共有近千项规模上项目，重点项目也有600多项，那么这么多项目不可能都等苏联参与的154项都搞好了之后才立项动工吧？

那么，做为这一段的结论，我认为在50年代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与苏联相关的项目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这154项就设计而言都是作为重要的工业骨干设立的（当时106项民用中只有一项轻工业）；但从金额和项目数来说与苏联相关的154像都只是这一阶段中国工业化建设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在规模上并不占主导优势的一小部分，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在与苏联的合作之外无论是配套，还是独立地都进行了大量的、广泛的投资。那个时代，几乎是不论个人家庭出身，中国的工业界积聚了当时所能集聚的人力，投入到快速工业化中来。

苏联的参与，主要形式是这几种。一、成套设备引进。即中国要建立工厂，或者改进生产手段，从苏联引进成套设备。二，设计图纸。即中国的新建工厂或者产品升级（后者不多），苏联人为我们提供设计服务；此外也有工厂设计服务。三，专家咨询服务。即与上面相关联，在引进设备和图纸的过程中，配套的需要专家进行指导（70年代之后我们从西方引进同样也是如此，很少有纯粹的买个设备就完事的；当然，遇上贪官污吏或者棒槌领导除外）。或者某些工厂的效率提高，生产手段改进需要邀请苏联专家来提供技术服务。

针对这些引进服务，中国人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这些个投资的事情主要不是苏联人驱使我们去干的，而是我们中国人主动地勒紧了裤腰带，上下同心去建设自己的国家去干的。也就是说，有苏联人，这些个活咱们会去投资干；没有苏联人，这些个活，我们也得干——除非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

其次，大量的项目，是在中国工程师的基础上，请苏联专家给我们提供改进意见。最典型的就是在钢产冶炼中，苏联人的咨询服务为我们提高效率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但，在强调苏联人的作用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指明，首先是一群中国人在没日没夜地干活呢？并且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呢？

无论是从资本投入，还是从项目数上来说，苏联相关的项目都只是中国50年代快速工业化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而已。50年代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不仅仅是154项，或者从1948-1960年有苏联参与的300多项（其中得以按合作完成的是178项），而是上千项（一五期间+二五期头3年）“规模以上”项目，当时整个中国是在将举国上下大量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其中，人民群众都卯足干劲投入到这个建设过程中来了。

当然，苏联人的设备、设计和咨询服务也并不是完全都是好的。烂尾楼咱就不再嚼了，比如说在汽车生产行业中，我曾经问过一汽的老工程师们，为什么我们换型那么困难（主要是卡车，轿车从一开始就完全是自己干的）。一汽的老工程师说这个好理解，我们的工厂设置当初学的就是苏联的工厂。而苏联人本身就是没有多强的研发部门的，因为苏联人当初自己的车辆设计，也学的是东欧，从东欧抄过来的（应该是捷克？）。

而如果一定要强调完备的“现代工业基础”，那我们就不得不再去提起沈鸿，提起从1961年开始的建设九大装备。这九大装备是——

　　1、3万吨模锻水压机；

　　2、12500吨卧式挤压机；

　　3、辊宽2800毫米铝板热轧机；

　　4、辊宽2800毫米铝板冷轧机；

　　5、直径2-80毫米钢管冷轧机；

　　6、直径80-200毫米合金钢板冷轧机；

　　7、辊宽2300毫米合金钢板冷轧机；

　　8、1000吨压力油压机；

　　9、辊宽700毫米20辊带钢轧机。

这些装备最终作出了1406台套，其中除了万吨水压机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之外，其他装备对现代工业的重大意义，我想河里会有更多的人比我具有更高的发言权，毕竟河里有那么多的工业专家和兵器研究专家。如果没有这九大装备，不仅中国机械制造业将会成为没有轮子的车；而且也失去了支撑后面几十年独立于两大强势集团的根本。那么，这个至关重要的“工业基础”是苏联人给我们带来的吗？

这些设备都是中国机械工业真正的基础，乃至事实上中国今日的机械加工业，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于这一系列装备，以及这一系列装备的变种、改良设计。我们的“工业基础”是从哪里来的？是苏联人来了一趟，我们就有了吗？

沈鸿（1906 －1998）中国现代机械工业的基石之一

而当10多年后，当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开始缓和时，西方的专家（不是苏联的）得以参观中国的一些骨干工厂，发现中国的“九大装备”，当时也是大吃一惊，赞叹不已。[这段有朋友批评说写得很不好，我从纪念沈鸿百年文集中找到一段，抄在下面，希望能有点帮助]

这个证书颁发于中美建交之后，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

沈鸿为代表的“九大装备”当然是在中国失去外援时最经典的成就之一。但我所想要强调的是，在沈鸿那一个时代，还有很多跟他们一样把毕生投入到国家的工业建设中的老专家、老工程师，他们不仅仅是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工业建设真正的基石，同时也是在关键技术、关键设备上突破的核心力量。同时在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他们的成就奠定了中国与强敌对抗的底气。同样，后来的建设三线，庞大的工业项目迁移、新建以及升级活动，同样也是这些中国的工程师们自己完成的。那么，在回顾这些历史的时候，如果我们说是苏联的“援助”奠定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基础，那不仅仅是不符合史实的，也是在感情上对前辈们的伤害。

事实上，当代中国的这个过程，是有外援（外部技术转移的来源）我们会干得更好，而没有外援，中国同样也会把工业化快速地进行下去。这是我从阅读和实际调研中得出的结论。这之间的差别只会是一个特定时代的速度上的区别，以及在个别领域某些关键技术上的区别。而华虎兄弟所说的“在我们回到半个世纪前。以比今天差得多的知识底子工业底子的情况下没有人让你跟着混，真正带着你在体系里见识见识。”这当然可以使我们对那些热心的苏联专家们感激，但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事实上中国的工业化也同样会进行下去。

有一些朋友会反感把50年代的苏联参与中国工业化，跟70年代初开始中国大量引进西方的设备、技术这两个阶段相提并论。但我依然还是要说，如果抛开个人层面上的因素，我们认真地去看苏联参与中国50年代工业化时相关项目的列表，和72年开始中国从西方项目引进的列表，那我们必须得说，他们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从重要性上都非常具有比较之处。也有一些朋友会说，这个不一样，苏联是认真地支持我们，跟西方只是卖给我们设备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同样得说，50年代技术引进的主体是设备引进、图纸引进和专家服务，这一点在形式上和70年代之后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同样，50年代的苏联也并没有交给我们除了建设厂房、生产出既定的产品之外更高级的能力（如产品设计），这（负面的）点和70年代之后的西方如出一辙。跟现在我们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有不少失败的例子。“人家带不带你玩”是一方面，但自己能不能“学好，玩好”则是另一个问题，50年代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同样也有不少不成功的例子，大量的大型项目，在进入70年代的时候已经呈现出它的落后性来了；这跟今天我们“市场换技术”中的失败例子，从本质上是一样的。在给定外部大环境的情况下，我会把更多的因素放在自己内部的组织意志和制度建设上，正如铁手也要你自己，一，认识到自己还不行，要学；二，肯吃苦才行所提到的，“肯下大力气的精神其实是很重要的”；同时，我们自己的学习机制是怎样设立的，也同样重要。这些都是在个案上导致差别的重要因素。有时候不仅仅是世界变了，或许我们自己也变了；或者在不同的个案上，“我们”有不同的样子。而仅仅把差异归结于“伟大的友谊”显然是不对的。

这个话题在我个人这里差不多就说这么多。我既不对苏联在50年代的参与有什么特殊的意见，也不会对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阵营在中国工业中的掺和有什么特殊的看法。（我既不亲苏也不亲美，我亲中。）我想说的是——也是我写这几篇的动机——回顾50年代的时候，我们必须得想，是否有时我们让自己的感情因素左右了自己的判断。我建议我们都来对那个时代的史实和细节进行考察，谁出了多少力，谁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体系中都起到些什么作用，这样我们才能得出谨慎而更靠近史实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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