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太平天国前期民政-安庆易制和翼王经略江西(1) -- numzero

必须强调一下，安庆易制的各项制度虽然是在石达开的主持下最先尝试推行的，但这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决定，他在离开天京前必然曾就一些基本设想同东王杨秀清进行过交流，在易制期间也必然会不断地会就最新进展向杨秀清汇报和请示，只是杨秀清下放了很大的自主权，使石达开能够主导整个易制而已。所以，安庆易制虽然是石达开政治才干的一次杰出表现，但也是和东王杨秀清的大胆放手，全力支持分不开的。

太平天国的乡官体制究竟是如何组建的呢？前文所引的石达开《给贵池人民训谕》的后半部份说道：

“谕尔等各村民人一乡知谕，遍传合邑诸耆良民，准宜速急依制举官遵限呈册，以五家设一户伍长，二十五家公举一两司马，一百家公举一卒长，五百家各公举一旅帅，二千五百家公举一师帅，一万二千五百家立军帅。公举各宫，须要注明三代履历及该本身岁次、家口若干，至于良家，亦须注明某姓某名、一户男妇老幼、合家总共几十名，速于到限十一月二十日旦，历明载册，交与举任卒长、旅帅、师帅等，亲身戴赴安徽投案。自谕之后，于贵池该县三十九保，倘有谁保越此治内之限不赴，休怨兴师问罪，剿铲不留。各宜凛道，毋违，切切。”

读了这段话就基本可以知道太平军基层政府的组织形式：每5家1伍长，25家1两司马，100家一卒长，500家一旅帅，2500家一师摔，12500家一军帅，这些人就是通常说的“乡官”(关于伍长，太平军军制和乡官任命中都有的，却似不属于“军中官”和“乡官”)，逐层设官管理。注意，这个组织形式表面和军队编制方式一样，实际是不同的。根据《太平军目》的规定，军中每100人另设4卒长，每军104人，以此类推，每军13125人，又有学者考证认为实际编制是每25人就另设卒长，也就是每两26人，每军是13256人，只是因为太平军的编制从来就没满额过(一般每军实际数不超过2000人，北伐援军25个军总人数才7500人)，所以《太平军目》也就暂无修改必要。总之无论哪一种，都和乡官每军12500人的编制方式有所不同，这种细微差别也体现了地方政权的组织形式虽和军队有所相似，其实还是不同的。

至于乡官的选拔方式呢？《训谕》中也说明了，采用民间“公举”方式产生。

这个“公举”究竟是个什么形式，由于缺乏太平军本身文件的证明，清方史料中又语焉不详，历来史学家们说词不一。经过比照各类记载后，基本达成共识的是100以上的“公举”肯定不是采用一人一票的直选形式，100家以下则似有可能，但也难以肯定。对于卒长以上乡官的公举，有的认为延用了传统“保甲制”的“公举”方式，只是“保甲制”通常只在所谓“士绅”范围内进行，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并无发言权，而“乡官公举”则允许所有“良民”参与，使公举结果能够更广泛地反映民意。另一种则认为，卒长以上乡官可能采用由下层乡官推选上层乡官的方式。《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官员三年一次升降，绩优者升，绩劣者降，因此乡官很有可能也是三年一次公举但无定论。

至于公举中要求注明三代履历，则主要是为了便于审查公举过程和结果的合法性，在主观上防止有人钻制度的漏洞把持地方政权，及利于进行监督。比如，太平天国是严格要求从“本地良民”中选举乡官的，因此要避免有外地人通过贿赂，强勒，欺诈等方式混充乡官，而太平天国后期个别地区正是因为没有对乡官做基本的履历审查，竟出现有土豪恶霸混充乡官的。这些人对太平天国守土官和将领竭尽阿谀奉承，在乡里却利用乡官权力欺压良民，而且官官相互，只手遮天。如果相关地区的太平天国将领及守土官对这些人的背景略作了解，也不会对其毫无警惕，任其肆意妄为。还有少数地区的乡官竟由大地主担任，使乡官政权成了地主向农民逼租的机器，完全违背了农民起义的初衷。

对于太平天国前期乡官的成份，学者们的观点也是大相径庭，有的认为基本上是农民和无产者，只有少数是地方乡绅，小地主。有的则认为多数都是富绅地主，也就是认为“乡官”政权的公举和封建王朝的“里甲”“保甲”没什么分别。我在这里不想重复进行考证了，认为双方都有各自的依据，也各有偏颇之处：前者过份高估了150年前农民的“阶级意识”，以为他们已经可以用阶级来区分敌我，后者依据的则大多是太平天国后期某几个封建化特别严重的地区的记载，有以偏盖全之嫌。个人认为，《中兴别记》说“石达开既据安庆，张伪榜，假仁义要结民心，收罗无赖充伪乡官”，《太平天国野史》中说““达开既至安庆，以诚意相要结，择村里之有声望者为乡官”，《平定粤匪纪略》中说“择本地助虐者为乡官，授以伪职”，其实各自表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迄今为止发现的数份太平天国自身发布的要求公举乡官的文书中，没有一份限制公举人身份的，仅仅要求为本乡良民即可参与。既然允许普通民众参与公举，那么自然会有小民百姓成为“乡官”，在以精英自居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观念很强的封建文人看来，自然是“无赖”皆可为官了。而“有声望者”则未必就是缙绅地主，其实当时的民众也不在乎他到底是哪个阶级，只要此人处事公道，民众信得过他即可----其实石达开本人在家乡也算是“有声望者”，因为“读书明理”，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又常为乡人排难解纷，十二三岁便远近多称“相公”而不名，可他却不是士绅，更不是地主。至于《平定粤匪纪略》的说法也没错，太平天国选拔官吏，自然要确定其支持太平天国政权，审查三代履历，也不乏有这方面考虑。(太平天国后期，有些人一边当着太平天国的乡官，一边却和清军将领长期保持联络，出卖太平天国情报，随时准备判变)。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评价太平天国的乡官选拔制度，实在有些无的放矢。

太平天国的乡官是否全部由公举产生？这也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个人认为，太平天国的乡官选拔是采用公举与指派结合的方式所产生。如前文所引的告示，明确指出要求“合邑诸耆良民，准宜速急依制举官遵限呈册”，又具体提出25家举一两司马，100家举一卒长等等，而且警告说“谁保越此治内之限不赴，休怨兴师问罪”(前文引述了这份训谕的前半部份，知道贵池民众经安抚说服后已“颇能回心敬天”，表示愿意和政府合作，所以如果再不按期执行，就是阳奉阴违，存心对抗了)，可见这一布告不是走走过场，而是务令照章执行的。但是，有些地区的民众是积极参与乡官公举，选出来的政权也尽心为太平天国效力(后面再谈)，但也有不情愿的，有个地方的方志中记载，因为谁都不愿意出来做乡官，最后竟采取抓阄的方式决定。剔除在被清军克复后推诿责任逃避追究的因素，我想不能否认确实存在有些地区民众有疑虑，不敢出来做乡官的。太平天国政权对这种现象未必毫无察觉，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抓阄选官，还不如直接委任。(套句现在的话说，任何国家的民主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民斗争争取到的，当然也包括承担无可避免的风险。)同样是石达开部所发布的下面这道涉及乡官产生办法的文告，内容就完全不同：

“复选于乡孰人士中有才学而公正者举为军帅，师帅，旅帅，分治一邑之事，小民之痛痒何患不能渐闻于朝廷之上而臻郅隆之世也。今显天燕陈大人驾驻该邑，命本军政司遵制官举安民，自今而后彼义和孝义愧非士人之流不能类举，一乡之善士亦尽心焉而已。彼义和孝义二乡才士之菽举所知者夏惠昭一名为军帅，管理二乡事物，又师帅五，旅帅二十有五，皆二乡中才士所为。”

这就不是以5家25家为单位公举了，而是由守土官或更高级的首领直接向本地“才士”了解情况，由他们推荐“有才学而公正者”为乡官，然后直接任命，不过不限于缙绅阶层，一般读书人也可以。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乡官就不设旅帅以下的等级了，因为要通过“本地才士”以100家甚至25家为单位举荐“有才学而公正者”为官是不现实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些地方史料中记载乡官任命只记到“旅帅”为止，未尝没有这方面原因。而由“有才学而公正者”去干管理100家或25家的事，也实在是大材小用了。还有一种任命方式，是从本地乡试中举者当中选拔任命，这种情况在后面的科举部份再详说。

从这里可以看出，说太平天国政府的乡官都是“流氓无赖”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民众推选官员，难道会挑“流氓诬赖”推选？而太平天国自己指派乡官时，更是通过当地读书人的推荐或考试选拔的。(当然前期不可有能土豪或大地主参选或被选的情况，因为他们是太平天国的重点打击对象，不是逃亡，就是财产充公)。而对于为什么特别强调本地人充乡官这点，上面引的这篇石达开部张贴的文告中有专门阐述：

“照得能治斯民，莫善于一乡之士民，有告在迩，可通乎万民之心。缘胡虏之习，千里外使一匹夫口来，于县堂坐听百里政治，无一人可曲成斯民，肉食终年而后去，乡土有士而不得与其事，虽小民之痛痒急欲告而口除者如隔天壤。假令呼之急而声闻之，非贿赂之断断乎不能。”

守土官即监军和总制的任命是通过委派，可以由本乡人担任，也可以由外乡人担任。有时由驻军首领临时兼任，事后再行委派。而被委派的人员或为本地有名望的知识份子，或从会试翰林及进士中挑选，或由投降清吏留任，如1854年太平军攻克安徽六安州，原知州宋培之投降，即任之为该地监军。驻军首领持续担任守土官的情况也有，但现在可考来历的守土官基本上都是读过书的人，如安徽和州总制李秀成虽没参加过科举，但是读过书的；湖北蕲州监军李岚谷不确定是否曾参加科举，但他在广西白龙洞留有唱和诗和七言古风，颇具文学造诣，兴国守土官胡万智曾是太平天国育才官(负责选拔保荐才俊之士的官员)；江西以驻军首领兼任守土官的石达开部将朱衣点本身就是会试进士。

现在来看一下安徽省“举才俊”的情况。

《潜山县志则云：“据省垣(安庆)之伪翼王石达开，亦逼读书人赴省垣应试”

关于这个“逼”字，以及同类记载中所谓的“胁”“迫”等字眼是否真是强迫的，我们在后文(特别是经略江西的部份)会不断以事实来说明。在这里只做简单澄清。想举太平天国为“贼”的刘文藻《诗舫存钞》中有一篇诗，记有一个湖口籍的洪秀才，被太平天国征召为官，不但拒不服从，还口出厥词，于是太平军把他送到安庆交石达开处置：

翼贼坐堂皇，大义春秋勉：谓尔缪庠生，夷夏胡不辨!

秀才曰噫嘻，春秋吾所善，用夷则夷之，用夏夷人选。

圣人大义明，尔贼岂能眄？众人请杀之，贼笑曰勿翦，

彼固愿死耳，出禁久或转，吾方收士心，否则礼以遣。

《太平天国野史》中提到石达开从本地名士中择任官员时则记为：“达开既至安庆，以--诚--意--相--要--结，择村里之有声望者为乡官。”

太平军对读书人应试还是有一点“逼”的，如1856年10月4日《华北先驱报》322号上曾刊登一文,说:“有安庆居民云：他们得安庆后，即开科取士，按旧名册迫令士子赴考”。不过，如果坚不赴试，也没什么惩罚，更不致招来杀身之祸，有地方志说，“读书有志者皆不屑为”，注意这里说的不是“读书者皆不愿为”，而是“读书有志者”。什么叫“有志者”呢？我认为就是坚决不为“反贼”做事，不当“反贼”的官的人，在清方人士看来是有志气的。这一记载恰恰说明对这些读书人的“逼”是很有限的，只是用力推动一下，但对坚决不去的，也不会强迫或严惩。

太平天国科举原先只有“会试”，就是天试，东试，北试，翼试，至“安庆易制”后始出现乡试。乡试中者无定额，取中者即为举人。榜发后，可在本地授职，担任守土官正职乡官的协理官，或者军中杂职官(多数是充当书手)，个别的还有机会被委派为本地乡官。也可以向守土官报名，发给川资，以舟车送到天京参加会试。(注：这只是前期基本情况，后来又有些变化，但政策精神是一致的)

清制规定“凡出身不正，如门子、长随、番役、小马、皂隶、马快、步快、禁卒、仵作、弓兵之子孙，倡、优、奴隶、乐户、丐户、?D户、吹手”等，都不准应试。此外，复，不是本地的人，不准参加考试。而太平天国乡试则彻底打破了这一禁令，由于对应试和出身门第无特殊要求，与试者来自各个行业，各个阶层，而且外省人也可赴试。如上述《华北先驱报》的报道又载：“工商各界皆准应试。有一卖菜者，考中举人而得官职”，甚至“僧、道、巫、觋、卦、卜、星相”出身的也可参考。对于这一政策，不同立场的人看起来感觉也截然不同，在以些以精英自居的士大夫看来，简直是荒唐可笑，尊卑不分，纲常尽乱，而在罗尔纲这样的史学家看来，“文武各官，三百六十行”则恰恰反映了太平天国起义虽然被一些封建文人大加诋毁和贬斥，却广泛赢得了低层民众，尤其是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戴，是其“人民政权”性质的体现。既然是视角问题，我也不做评论，这里只想指出，因为太平天国初期的起义者中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和半文盲，急切需要大批知识份子的加入，所以对但凡能读能写的人不分出身职业，全都竭力网络，乡试录取的标准也因此放得特别的低。换句话说，“乡试”的目的不是举拔学识出众的俊义之士，只是为了填补日益频繁的军政活动中暴露出的巨大人材缺口而已。

由于科举实难以将真正出色的人材甄别出来，也无法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材”，太平天国在科举之外又有招贤之制，据传此前天京便已曾出榜招贤，而自“安庆易制”建立郡县级地方政府后，凡太平军“窃居郡县，暨剧贼行兵所至之地，皆署榜于所居门墙及伪官衙前，曰：体国经野，致治必在于兴贤；幼学壮行，怀才必期于见用，况值天命维新之际，正属人文蔚起之时。天朝任官惟贤，需才孔亟，凡属武纬文通之彦，久列于朝，专家典艺之流，不遗于野。但恐采访难周，搜罗未遍，抱璞者耻于自献，徒韫椟而深藏，怀珠者虑其暗投，亦韬光而不市。当知天朝见贤即用，望治维殷，勿以自荐为可羞，即宜乘时而利见。倘有一技之长，仰即报名投效，自贡所长，或由管长具禀保荐入朝，量才录用，家口厚给资粮，不致失所，俾免内顾之忧，以慰从公之志。”(《贼情汇纂》) 很多自谓高才之士，或不屑于被各色人等一同录取，或怕走科举之路难以得到重用，故而宁走招贤一途。由于史料有限，绝大多数太平天国前期文官的出身很难确定，但地方志中还是为我们留下了一则“安庆易制”期间毛遂自荐而受到重用的记载----这就是安徽望江县捐纳国学生潘含孚，自负有高才，而大半生始终郁郁不得志，于是在1853年到石达开处毛遂自荐，一年以后他跟随石达开前往西征前线再次路过家乡时，已经是翼殿尚书，职同指挥了。

以上就是太平天国自“安庆易制”以后建立起来的地方人材选拔任用机制，以下是部份有关太平天国前期这方面活动的记载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有太平天国1853年颁行的石达开给青阳县人民代表的赠书《旧遗诏圣书》所附谕凭：“十月二十二日，刘悔庵等三十三人赴安徽进贡，翼王五千岁比给诰谕、训谕及 旨准颁行共十三部。又奉丞相赖大人给发翼王谕凭，回传十七都图速口举官造册呈报。

《殿右捌指挥杨告繁昌荻港镇人民扎谕》：“兹本大臣随同翼王五千岁率师安庆。查得尔荻港镇民人尚未齐来投册。为此札谕该镇，限十一月初九日举齐旅帅，两司马等官，填名造册，赴安徽省呈报本指挥衙，以便发给门牌。”

不久发布的另一份《殿右捌指挥杨札谕》：“该省各郡州县已投册者请领门牌。”

《潜山县志》记载:“立伪职曰乡官,有军帅、师帅、旅帅等名,给木印,敛亩费,理名词。……外设一异乡人综县事,曰监军。”

《皖樵纪实》记太平天国在潜山设“6军帅、18师帅、72旅帅。军帅穿红袍,余穿红鞋,俱戴红帽,树红旗。3月,潜城监军侯万里视事,如知县。”

《贵池县志》记： “设官分职，勒民呈册，征收钱漕。”

《太湖县志》记：“九月，伪翼王石达开自江宁回驻安庆，分扰属县，设伪监军等官，奸民导之胁取钱粮”

《贼情汇纂 伪守土官乡官表》记载：“每一州县分三军五军不等。”又记有部份太平天国守土官姓名，如：“罗忠球：功勋土正土一戊一监军，曾踞东流县；李名玉：繁昌县监军；黄振钧：潜山县监军；黄振兴：铜陵县监军；万成桂：青阳县监军。”

《英山县志》记载：咸丰三年十二月“贼目何开贵踞城，树伪职，贴伪示，伪号真天命太平天国，逼造伪册，分军、师、破、 本．伍伪职。”

《湖口县志》记载：“九月(1853/10)，檄胁湖民造册，编立军、师、旅帅等伪官。”

《备志纪年》咸丰三年记事：“由是煽惑人心，假托周宫，倡为军、师、旅帅、两司马、百卒、伍长等职，索民间造册许结散门牌，以安百姓。凡称名，男呼兄弟，女呼姐妹，无老少，无等卑。”

。。。。。。

现存的安徽，江西，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六省(即太平天国曾经建立根据地的地区)的文献中，均有太平天国选拔任命乡官和守土官，及开科举试的的记载，其中既包括太平天国自身发布的告示，也包括地方志私人笔记中的记载，足见这一机制在太平天国占领区内得到了持续而广泛的运作。

关于乡官的具体职能和运作效果，下面再介绍。这里想就太平天国科举和招贤再说两句。从现存的许多史料看来，没有理由否认太平天国政权对知识份子的渴求，很多军队和机关中甚至给予知识份子在起居饮食方面的特别有待。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很好地尊重了知识份子，发挥了他们的作用。相反地，由于宗教政策，将领素质和地域偏见方面的原因，太平天国在对人材的甄别的任用方面出现过很多失策，例如科举中选拔出来的人，多数是充当书手，至多不过是主考官，乡官，守土官，又如招贤方面，上文虽提到有个望江生员投奔石达开后得到重用，但同年另一个望江生员被保举到天京后，洪秀全却将他“送入诏书衙学习”，令其改造思想，“并未擢受伪职”。洪仁(王干)算是见过世面，文化教高的人了，但知容闳之材竟不能用，李秀成向有爱读书人之名，有名的才子王韬想向他投书却不得其门而入。。。。。。这些都大大影响了对知识份子的争取。

只是我不赞同对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一棒打死：他们留下了很多教训，但也取得过一些成功，比如科举制度确实为太平天国吸收了一大批有一定文化的人员，没有他们，这个政权不可能在那么广泛的领域内维持那么长时间的有效运作。太平天国也有一部份将领是比较善于争取知识份子的，如前期的石达开，后期的李秀成，陈玉成，洪仁(王干)，他们虽不能代表整个太平天国，容易造成“人去政息”的局面，但因居于高位，在他们各自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地区，还是校正了许多不当做法的。仍以石达开为例，前期受他节制的地区包括皖赣鄂三省，其中他在湖北省的时间不长，故而影响有限，但对前期安徽和江西统治区的民政却起了主导作用，如在安徽，“郡县士大夫多充伪职”，“民与贼久无分别”。又如太平天国任用高级官员及将领时虽有重两广，轻三江两湖，重武士，轻儒将的明显倾向，但是石达开的部下却有大批来自三江两湖的知识份子得到重要，翼殿尚书除上文提到的潘含浮外，还有天试翰林湖北人杨在田和湖北人周北顺，只有一个“粗通文字”的广西人韦尔编“并无大权”，将领方面，萧寿珲(湖南湘乡秀才)，朱衣点(太平天国进士)，周竹岐，李岚谷都是三江两湖出身的知识份子在石达开部下担任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的例子。所有这些情况对于太平天国的知识份子政策的评价而言显然不是无关的

毕竟在人治社会里，领导人自身素质对政策的影响力往往是决定性的，不能因为“人亡政息”就否定这种影响力，更不能因为太平天国的许多失策和教训就全盘否定他们为吸引人材而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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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在人治社会里，领导人自身素质对政策的影响力往往是决定性的，不能因为“人亡政息”就否定这种影响力，更不能因为太平天国的许多失策和教训就全盘否定他们为吸引人材而付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