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十五） -- 王外马甲

如果留意一下1945年8月的“中国各战区受降单位分配表”，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两个现象：一个是，在这张分配表中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受降份额；另一个是，国军的受降单位除了“战区”，还有“方面军”，似乎是来自于两个系统。

抗战时的“战区”制度是在1937年的南岳会议上确定的，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结束，虽然各战区的划分有所调整（从最初的五个战区，到最多时的十二个战区加两个游击区），但指挥模式却基本没有发生过变化，始终是由“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通过军政部下达各项指令。

到了44年的下半年，军委会又在军政部的管辖之外另设了一个“陆军总司令部”，由何应钦出任总司令，意图是为“实施战略反攻”做准备。如此一来，管理战区事务的军政部（部长陈诚）就被人们称为“防守指挥部”，而新出炉的这个“陆军总司令部”则被叫做“反攻指挥部”——把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分成互不隶属的两个摊子，这样的主意恐怕也只有蒋委员长才能想得出来。

总的来看，军政部领导着各大战区，兵力多、地盘大。而陆军总司令的人马虽然少一些，但显得更加精锐，武器装备也比较好。“陆总”下辖四个方面军，一方面军卢汉、二方面军张发奎、三方面军汤恩伯、四方面军王耀武，另外还有杜聿明领衔的“昆明防守司令部”（基本部队为“远征军”）——在当时，绝大多数“美械师”都集中在“陆总”的麾下，番号为“陆军突击总队”的国民党伞兵当然也属于“反攻指挥部”的一分子。

抗战胜利后，军政部方面，除第八战区（甘青宁战区）以外的其他战区都参与了对日受降；而“陆总”方面，四个方面军也都分配到了受降区域，两大系统的地位基本相等。因此，在这时候由谁代表中国军队接受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的投降，就成了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

军政部长陈诚当然希望能够获得“受降总代表”的荣誉，但蒋委员长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个美差交给了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据说，这其中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陈诚的性情刚硬、为人比较刻薄，而何应钦做事谨慎、是个好好先生，由何总司令出任受降代表，更能体现蒋总裁“以德报怨”的慈悲胸怀。

其次，何应钦是“士官学校”出身，所谓“一黄埔，二陆大，三士官”，陈诚占了其中的两条，而何应钦却是三样俱全。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何应钦属于既有日本军校背景、又与黄埔系有着深厚渊源的人物，不仅日语流利、并且熟悉日军的编制和管理习惯，比较有利于开展交流工作。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1935年，蒋介石曾经派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谈判，最后签定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在当时，老何不仅在梅津美治郎面前受了一肚子窝囊气，而且还被全国舆论骂得狗血淋头，搞得里外不是人，但老何够义气，打落牙齿和血吞、所有的骂名都自己扛了，没有象张少帅那样把蒋委员长给牵扯进来。所以，老蒋这次再派老何出任“受降代表”，既算是对他的一种补偿，也可以说是给了他一个恢复名誉的机会。

既然是由“陆军总司令”出面受降，当然就不能让第三战区的部队跑龙套，可“陆总”的精锐兵马此时都在大西南后方，怎么送到南京去呢？只有空运。

蔡智诚他们是9月7号接到开赴南京的命令的。当时，18军11师正在举行入城式，姜键队长在办理移交手续的同时，又命令管理人员必须在一天之内把手头的“剩余物资”处理掉，这可把蔡智诚愁坏了。

所谓“剩余物资”其实是日伪仓库里的库存品。别人手头的物品还好办，可蔡智诚管理的那单物资中有五十吨锰矿沙，这原本是日军从湘潭矿区搜刮来、准备运往日本的军工原料，到了现在这个时候，谁也不会愿意花钱买这种没用的东西。蔡上士把自己的难处讲给长官们听，可队长和分队长都不肯罢休：“再难办也要办，赶紧想办法，能卖几个钱算几个，不然留给别人也是浪费……”

想办法，还能有什么办法？只有去找几个冤大头。

这时候，监狱的事务还没有移交完毕，蔡智诚连忙把伪商会（万昌商社）的四个汉奸买办从号子里提出来，对他们说：“只要把这些锰矿沙买过去，就算是有立功表现，可以放你们回家”。

那四个家伙有点儿不放心：“锰矿是军需物资，被别人知道了难免还是要被抓的”

“笨蛋。你们先把矿砂拿过去，回头再交给18军，岂不是又立了一大功？有谁还会再抓你们？”

汉奸买办想了想，觉得这个破财免灾的办法还是比较划算的，于是就拍板成交了。

等蔡智诚从金远询专员那里弄来放人的批条，汉奸家属也已经把款项筹集到手了，整整一万块现大洋。

按当时的长沙市价，一块大洋相当于四百元法币。姜键少校看见一大堆没用的矿沙变成了四百万现钞，顿时乐得合不拢嘴，连连夸奖“老弟聪明！真能办事！”。

1945年9月8日凌晨，伞兵二队从长沙北部的新河机场登机，分乘六架C46、直飞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

早晨八点，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这时候，已经有一位陌生的中校军官在跑道旁边等候大家，他就是突击总队的新任参谋处长刘农畯。刘处长是伞兵二队空降湖南以后才调来的，所以连姜键队长也不曾见过他，不过，这位中校处长待人挺和气，伞兵们对他的印象都很不错。

刘农畯是湖南邵东人，有的资料介绍他毕业于中央军校某某期，其实并不准确。当年他就读的是国民党军事交通技术学校——这所学校后来被并入了中央军校，刘农畯也因此拥有了“相当于黄埔”的资格。

在机场旁边的库房里，伞兵一边整理军容，一边听候刘农畯布置任务。

刘处长说：这一次，伞兵部队的使命是担任中国战区受降签字仪式的仪仗护卫。原先计划调集的是两个队，前些天，伞兵三队已经由芷江飞抵南京、四队也从昆明来到这里——这两个队都是第一批通过考核的队伍，集中训练的时间最长、专业技术水平也最高——但“陆总”却觉得他们在组建之后没有打过仗，比起新六军派来的“百战雄师”略有不足，所以又临时要求增加一个具备战绩的队伍。而这时，伞兵一队已确定要参加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在广州的受降仪式，因此，到南京看岗村宁次投降的美差就落到了二队的头上。

刘处长说：“你们有战功、有杀气，由你们出马，一定能镇住日本人！”

伞兵三队的李海平队长也说：“何总司令的飞机等一会就要到了。本来我们三队已经做好了迎接专机的准备，但现在你们来了，露脸的机会就交给你们二队”

一席话说得大家好高兴。

收拾完毕，伞兵二队在刘农畯处长和姜键队长的带领下，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停机坪。

这时候，明故宫机场已经聚集着来自社会各界的上万名群众，他们手持鲜花和锣鼓、挥舞着国旗和欢迎条幅，个个兴高采烈。

停机坪上排列着新六军的仪仗队和军乐队，伞兵二队就和他们站在一起。

新六军是从湖南芷江机场空运南京的。他们这次派来了两个师，第14师（龙师）担任南京市区的守备任务，新22师（虎师）接管镇江和扬州，另外，74军的57师（虎贲师）也临时抽调给新6军指挥，负责常州和无锡的防务。

贴一张老照片，当年的“明故宫机场”就是这个破烂模样。

这是南京市最早的民用机场，有两条跑道，位置在现在的南京航空学院附近，1956年被拆除了。

临近中午的时候，从候机楼里走出一大帮高级官员。走在前面的海军司令陈绍宽穿着白色的上将礼服，看上去特别显眼，在他身后的还有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江苏省主席）、汤恩伯（第三方面军司令、京沪卫戍区司令）、郑洞国（三方面军副司令、京沪卫戍区副司令）、廖耀湘（新6军军长）、牟廷芳（94军军长）……

过了一会，何应钦的专机在九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临南京机场。

飞机并没有立刻降落，而是在南京市上空盘旋了好几圈。机群每低空盘旋一次、地面上的民众就欢呼一阵，真是热闹非凡——何总司令的受降专机很有讲究，前一回他从重庆到芷江洽降，乘坐的是“中正号”，这一回到南京签字，座机又换成了“美龄号”，的确是面面俱到。

一点钟左右，专机终于落地，何应钦走下舷梯，与他同机抵达的有谷正纲（社会部长、接收委员会主任）、贺衷寒（社会部次长，甄审委员会主任）、丁惟汾（社会部次长，抚恤委员会主任）、李惟果（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另外还有伞兵部队的老熟人、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中将等人。

这时候，机场上锣鼓喧天、军乐悠扬、彩旗飞舞、花束摇动，伴随着万千民众的呼喊雀跃，顿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南京市的女学生向何总司令献上了一束鲜花和两面锦旗，一面旗子上写着“日月重光”、另一面写着“党国干城”，一大帮记者涌上前去拍照，把舷梯口堵得水泄不通。

折腾了好久，何应钦才“突出重围”，在陈绍宽和顾祝同的陪同下检阅了新六军和伞兵仪仗队。

检阅之后，原本以为何总司令将会发表重要讲话什么的，可没想到他在队伍前面站了两分钟，一句话也没说、就匆匆忙忙地朝候机楼方向走了，弄得大家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原来岗村宁次也到机场来迎接何应钦了，因为不方便出头露面，正在候机室里等候大驾呢。

从机场出来，伞兵二队乘车前往预先安排好的驻地。刚到中山北路的招待所，蔡智诚就被队长喊去开会，原来，他已经被选中担任受降签字仪式现场的“场内警卫”工作。

能够成为受降会场内部的仪仗护卫是十分难得的际遇。分配给伞兵的名额总共只有十二个，其中四名军官、八名士兵，蔡智诚能够得到这个机会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他有战功（那枚云麾勋章又起作用了），二是因为他懂英语、可以和外国人打交道。

担任“内卫”的人员必须在“陆军总司令部”集中住宿，姜键队长开着他的吉普车，一定要亲自把大家送过去。蔡智诚疑惑地问：“你刚到南京，能找到地方么？”，姜队长哈哈大笑：“放心吧！闭着眼睛也能开到那里”

原来，举行受降仪式的“南京陆总司令部”其实就是原先的中央军校。抗战之前，中央军校在南京先后办了八届班（从6期到13期，其中6、7两期仍称为黄埔），伞兵部队的绝大多数军官都是这期间的学员，姜键本人就是第11期的毕业生，所以他当然知道母校的位置。

汽车开到中山东路和黄浦路的交叉处，看见路口上立起了一座大牌坊。

牌坊分为三层，顶端悬挂着中英美苏“四大强国”的国旗，中间镶嵌着国民党党徽，底下是一个横匾，写着“和平永奠”四个大字，整座牌坊被彩条花束、苍松翠柏装饰得十分漂亮，牌坊底下还站着威风凛凛的卫兵。

从这个路口进去，经过中央军校大门、军校广场，直到军校大礼堂，沿途的牌坊一座连着一座，而且每隔不远就立着一根旗杆，上面依次悬挂着联合国51个国家的国旗。第二天，也就是45年9月9日，这些旗杆和牌坊下面都守卫着头戴钢盔的哨兵，一侧是新6军14师的战士，肩负背包、手持步枪；另一侧则站着伞兵，戴白手套、端冲锋枪或者卡宾枪——只不过有很多人（包括记者）都不知道那是伞兵，把他们误当成宪兵了。

吉普车开到军校门口就不让进了，姜键少校只好掉转头回去，蔡智诚他们则被领到礼堂东侧的一座二层小楼里接受面试审核。担任考官的是“典礼总指挥”、新6军的副军长舒适存，他捧着报名材料反复查看、问来问去的十分仔细，好象生怕混进了什么不良分子。蔡智诚当然经得起审查，十分顺利地过了关。

顺便介绍一下——这个舒适存，30年的时候曾经担任过红八军（军长黄克诚）的参谋长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参谋处长，是个从红军队伍里叛逃出去的人物。

面试之后，发给大家一张特别通行证，并进行了任务分工。分派给蔡智诚的差事是担任“记者区”的警戒服务，在这个岗位上可以走来走去，比死站在一个地方的仪仗兵要舒服多了。

晚上安排大家看电影，影片内容是欧洲战场上的受降仪式。先放映英美部队受降，场面比较轻松，美国人很随和，与德国兵有说有笑就象朋友一样。指导官解释说：“这代表了军人的绅士风度”。接着又演苏联部队，那场面就严肃多了，俄国大鼻子板着面孔发表演讲，“叽里咕噜”地把德国兵整得象灰孙子一样。指导官评价说：“这反映了欧洲人民对法西斯蒂的深刻仇恨”——总之都有道理。

都有道理，那么我们照谁的样子学呢？蔡智诚提议：“我们对法西斯蒂也有深刻的仇恨，我们明天也羞辱日本人一番”。大家都拍手叫好。

可指导官却不同意，他讲解了实行“以德抱怨”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致是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战争过后还要长期共存，保持彼此之间的和睦亲近是实现长久和平的前提……最后，长官还提醒大家务必遵守纪律、爱护名誉、洁身自好、尊重对方，如出现玩忽职守的现象，定当严惩不贷。

会后，指导官又把蔡智诚叫到一边，叮嘱说：“蔡四娃，别人都不吭声、你站起来乱冒什么皮皮？以后注意一点……”

这位指导官名叫夏禄敏，也是蔡家的街坊。

夏禄敏是遵义三中（今遵义师专）的学生，他们这个班出了两个外交人才，一个是共产党的韩念龙，当过新中国的驻瑞典大使，另一个就是夏禄敏，二十多岁就出任中华民国驻苏大使馆的武官。抗战期间，夏武官先是在贵州防空指挥部工作，与蔡智诚的父亲是同事，现在又调到“陆总”办公室，负责受降仪式的总务管理和业务指导。

幸亏指导官是熟人，蔡智诚被教训几句之后就没事了。否则，就凭他刚才的那番信口开河，能不能参加第二天的受降典礼都很难说。

1945年9月9日早晨六点钟，全体内卫人员进入签字大厅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举行受降签字典礼的场地，当时的正式名称是“陆军总司令部礼堂”，原本是国民党“中央军校大礼堂”，现在是解放军南京军区大礼堂。

礼堂大厅的一面墙上布置着国民党党旗、国旗和孙中山像，画像下端还镶嵌着一个英文字母“V”和两个中国字“和平”；另一侧的墙上挂着中英美苏四国领导人的画像以及这四个国家的国旗；天花板上挂着彩条，悬挂着联合国51个国家的国旗，代表全世界人民大团结。

大厅北面是受降席，摆着一排宽大的长桌和五张带扶手

另外，东西两侧的楼上还有观礼台，那上面由新6军的警卫负责管理，蔡智诚没有上去过。

蔡智诚的岗位在记者席的一侧。当时，东、西两面观礼席的前面都用蓝布围起了屏障，他的任务就是提防着有什么人冲过帐幔，跑到签字场地中间去。

担任内卫的伞兵都佩带着手枪，但蔡智诚腰间挂着的其实是空枪，至于那些军官的枪里是否有子弹，他就不知道了。

这是现在搞的“复原现场”，太简略了。不仅没有党旗、国旗，面积也不够大。

当时的场面应该是这样——这是从南向北看。

这是从北向南看。注意会场上的兵，那些扛背包、端步枪、老老实实排队的是新6军，散乱站着、胳膊上有段红布条的就是伞兵。

这是一幅油画，虽然漂亮，却有点夸张了。观礼席后面的伞兵其实不应该端冲锋枪，端冲锋枪的伞兵都站在外面的大街上呢。

上午八点正，中外记者检录进场。

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刺客假扮记者到会场行凶的事件，所以这次的受降典礼仪式对记者的盘查特别严格。会场的入口处设置了两个检查台，左边的台子查身份、右边的台子查设备，进到大厅里面再由蔡智诚他们核对采访证、指定观礼座位。

只有少数官方新闻单位能够获得现场采访的资格，中国记者主要来自《中央日报》、《扫荡报》、《大公报》和“中央社”，外国记者来自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总计八十八人。

与记者打交道之后，蔡智诚才明白要让这些人老老实实地坐着是件多么困难的事，他们根本就不理会什么座次表，全都蹦来蹦去的东张西望，象群猴子一样没有一刻安生，恼得伞兵们恨不能找个笼子把他们固定起来。

嘉宾们也在陆续进场，进会场观礼的门槛很高——武职军衔需少将以上、文职级别需“简任官”（相当与现在的厅级）以上——具备这样资格的人物都是老谋深算的家伙，不会有谁愿意在这时候抢风头接受记者的采访。于是记者们只好自己采访自己，中国记者问外国记者有什么感想，外国记者问中国记者是什么心情。有个美国人向蔡智诚打听：“这里有没有日本记者？”，看见伞兵摇脑袋，他就觉得十分失落：“遗憾遗憾，太遗憾了”

过了一会，这小子又突发奇想，拉着中央社的记者提建议：“日本战败了，经济肯定破产。你们可以把读卖报知社（现在的《读卖新闻》社）买过来，这样立刻就能获得一个亚洲最大的新闻社团……”，周围的人听了直笑，心想：“真是个傻老外。中国人自己的一摊子事情都没有搞清楚，哪里还有闲工夫去管日本的报纸”。

记者们闲扯的时候，观礼嘉宾都已经入席了。在大厅西侧就座的除了汤恩伯、郑洞国、廖耀湘、牟廷芳、谷正纲、贺衷寒等中方高级官员，还有美军的麦克鲁中将、英军的海斯中将以及法国和澳大利亚的什么官员。楼上的观礼台也挤满了来宾，两层楼加起来大约有三百人。

8点40分，岗村宁次等七名投降代表乘坐三辆黑色轿车来到大礼堂外，记者顿时激动起来，纷纷挤向大门口，举起照相机“噼里啪啦”地拍照。那几个鬼子军官倒也挺配合的，规规矩矩地站了几分钟，让记者们爽了个够，然后才沿着走廊进到休息室里面去了。

在门口拍够了，记者们又跑回到会场里。他们本来是有固定座位的，可这时候也没人管了，你挤我、我挤你的抢占有利地形，满大厅就看见他们在乱折腾。蔡智诚急得满头大汗，其他的卫士也来帮忙维持秩序，可根本就没人听他们的。这些记者都是关系通天的人物，别说区区一个蔡上士，就是换成蔡上校也没人放在眼里。

8点50分，楼上楼下的灯光全部打开，整个大厅一片通亮。

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从北面入口走进会场，在他身后跟着的是海军司令、海军上将陈绍宽，江苏省主席、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空军作战指挥部参谋长、空军上校张廷孟，陆总司令部参谋长、陆军中将萧毅肃，以及担任现场翻译的军令部二厅科长王武上校（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

全场起立、鼓掌欢迎，记者们又是“噼里啪啦”的一阵忙乱。蔡智诚这时候已经顾不上什么“固定座位”，只要没有人冲进布幔屏障里去就算阿弥陀佛了。

看这张照片。在中间写字的是何应钦，左边的白衣服是陈绍宽，再左边的张廷孟的官太小、没有进画面，右边的是顾祝同（猛一看还以为是蒋总裁），最右边的是萧毅肃，站着的上校是王武翻译。

在后面拎步枪的是新6军的仪仗兵。对比一下就知道，当官的和当兵的在营养状况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别。

8点55分，岗村宁次带着七个部下从正门（南门）走进大厅。七名投降代表身穿夏季军服，没戴军帽、没带武器，另外还有一个穿浅灰色西服的翻译官。

在八个日本人的身后跟着八个新6军的士兵，荷枪实弹，就象是押送俘虏一样。

（顺便说一句。有文章描述：岗村宁次在投降仪式上向何应钦呈交了军刀，这个情节并不存在。

七个日本军官的佩刀全都留在汽车里，进入大厅的时候，手里只抓着自己的军帽——不许投降代表带刀进入会场是中国方面的要求，原因是担心有人在签字大厅里当场自杀、影响了受降仪式的瞻观——直到第二天（9月10日），岗村宁次才派人向何应钦转交了军刀，另外，日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的军刀交给陆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日军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的军刀给了陆总副参谋长冷欣少将——这都是事先商量好了的）

岗村宁次等人进入会场后，首先列队、向受降席鞠躬。经何应钦点头示意之后，他们才走到投降席落坐，那个翻译官（木村辰男）独自站着。八位新6军的士兵在他们背后排成一列、担任看守。

1945年9月9日上午9点，受降签字仪式开始。程序很简单、也很简短。

何应钦问：“贵方的证明材料带来了没有？”，王武翻译接着说一通日语。

岗村宁次回答：“是，带来了”，木村辰男翻译再说一遍中文。

其实，何应钦的日语很流利，岗村宁次是个中国通，翻译的话都是讲给别人听的。

然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捧着日本政府和大本营的授权投降文书，走到受降席前面、准备呈交给何应钦审阅。

可是，就在这个动作上出了点问题。当时，何应钦的面前摆着一个中央广播电台的麦克风，小林浅三郎正好杵在跟前，如果他的腰弯得太深、就会碰倒那个玩意，所以只能半欠着身体。日本人的手太短、受降席的桌子又太宽，搞来搞去够不到何应钦，何总司令一着急就伸手去接文件，结果就出现了那个“俩人互相鞠躬”的场面。

就是这副模样，怪寒碜的——但这事也确实不能太责怪何应钦，人家也是头一回受降，缺乏经验，相信咱们中国下次再受降的时候就不会发生这种遗憾了。

接过证明文件，何应钦坐下、装模做样地看了看，然后就从公文包里拿出两份《投降书》、推到桌子面前。小林浅三郎双手接过《投降书》，鞠躬、转身，回到岗村宁次那里让他签字盖章。

办完手续，还是由小林浅三郎把文件呈交回来，这一次是由萧毅肃参谋长接过《投降书》。他的面前没有碍事的麦克风，完全可以让小林使劲弯腰。老萧的模样长得帅、动作也很潇洒，只可惜，记者们好象只对总司令感兴趣，不大乐意给参谋长拍照。

签完《投降书》，再签《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第一号命令》，递来递去的程序基本相同。那些记者的镁光灯闪烁不停，拍下来的画面其实都是一个样。

忙完这些事，时间是9点15分。何应钦起立宣布：“自本月9日起，取消贵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名义，由10日起改称‘中国战区日军善后总联络部长官’，任务是接受或传达本司令部的命令，不得擅自发布任何命令……”。

岗村宁次站起来鞠躬，答道：“我完全接受这个命令”。

于是，何应钦就命令日军投降代表退场。

八个日本人站起身来就走了。蔡智诚看着他们消失在大门外，心里有点莫名其妙：“怎么回事？先前打了八年仗，现在又搞了这么大的排场，随随便便鞠个躬就放他们走掉了？”

记者们也有点弄糊涂了，全都眼巴巴地望着受降台，等待着还有什么精彩节目。

只见何应钦总司令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讲稿，开始大声朗诵：“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已于中华民国34年9月9日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

于是，大家终于确信这个仪式真的结束了。

何总司令没有关注周围的听众、埋着头念着自己的讲稿，他这时的演讲对象其实只是面前的那座麦克风。稿子不长，很快就念完了，何应钦随即离开了会场，他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的确是个十分谨慎的人、是个十分低调的人。

蔡智诚看看自己手腕上的劳力士自动表，时针正指向9点20分。

整个仪式满打满算不超过半个小时，真够高效率的。

受降仪式结束了，可蔡智诚他们的工作却没有结束。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对社会各界民众开放，每天都有无数的群众到会场来参观，卫士们依然需要留在现场维持秩序。

不过，这时候的“受降现场”比先前漂亮多了，司令部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许多日本刀、日本枪和日本膏药旗，摆在走廊里好大一排，老百姓看了以后特别提精神。

参加受降仪式的官兵都获得了一枚纪念章，内卫人员还得到一张纪念卡，上面写着——民国34年9月9日9时南京受降纪念，末尾有何应钦的签名。

9月中旬，伞兵二队的全体官兵也来参观受降仪式会场，蔡智诚就想趁这个机会归队。

他到“典礼指挥部”去找夏禄敏办理调动手续。可是，夏老乡却笑着对他说：“别急别急，今天晚上跟我去个地方，让你先瞧瞧几样好东西，也不枉到这里来忙碌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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