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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质斌(1915-1998) 山东即墨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代主任，《红色中华》报社秘书长、社长，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秘书长，红军教导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卢沟桥抗战爆发后，任中共陇东庆阳县委书记，镇原中心县委书记，河南省委副书记，豫鄂边区党委副书记，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信南第3团政治委员，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员、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5师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并兼任中共河南工委书记，河南挺进兵团政治委员。参与指挥1941年大悟山反击战、1942年底大悟山反“扫荡”、尹集战斗、豫西南战役。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第5师鄂豫皖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原军区第2纵队政治委员，参加中原突围。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代理宣传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长、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华东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顾委委员。1998年12月22日在北京逝世。

建立根据地，化外线为内线，确实是解决外线作战不利之处的根本办法。但是建立根据地需要在客观上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一个是一定的时间，一个是地方势力的合作。

建立根据地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如果部队处于连续转移的条件之下，很难发动群众，开展政治工作，也就无法达到建立根据地的目的。

地方势力包括地方的民团、土匪，当地的党组织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算。

以毛泽东上井冈山为例，王佐、袁文才的合作是一个重要因素，其次当时红军得到了一定的修整时间。

大别山地区的地方党组织被破坏殆尽，部队在连续突破敌军封锁之后，实力受到极大削弱，很难通过击败国军主力的方式来获得喘息的机会，中野甚至在很长的时间内避战，固然保存了部队的实力，但这种被敌人在陌生地区追着屁股跑的方式，也使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无法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