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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二十三)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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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二十四)

1947年6、7月间,国共双方互有攻守,但总的来看,国民党方面的局势更加乐观一些——国军在华东(山东)和西北(陕西)采取攻势,在中原和东北采取守势,攻得精彩,守得也很不错。

先看防守。中原战场,国军背靠湘鄂两省、与刘伯承部反复拉锯,虽然各有胜负,但自从“黄河归故”之后,冀鲁豫解放区被河水一分为二,随着雨季的到来,中原解放军的“内线作战”就变成了“背水一战”,除了退到黄河以北、似乎已别无出路。

东北方面,杜聿明挫败了林彪的夏季攻势。经过激烈搏杀,国军最终守住了四平街,使民主联军遭受了重大损失,而71军的陈明仁军长则因此荣获了青天白日勋章。

再看进攻。在顶住共军反扑的同时,国军的铁拳更显得虎虎生风。在陕北,胡宗南继攻克延安之后,又集中六个整编师追击彭德怀部,拉开了浩浩荡荡的“武装大游行”;在华东,国军扫荡鲁南、激战鲁中、攻克沂源、夺占沂蒙山区、控制了胶济铁路,陈毅粟裕部队只剩下胶东、滨海、渤海三片狭长地域,大有被“赶进东海喝海水”的态势。

面对着如此的大好形势,1947年7月4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决心调集全部力量、一鼓作气荡平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同月,中共中央军委宣布“八路军西北野战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正式确认了共产党军队的统一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至此,已经开打一年的国共内战也终于被赋予了两个历史性的称谓:“戡乱战争”,或者“解放战争”。

这时的局势十分微妙。从表面上看,国民党在山东和陕北连连告捷,但仔细分析一下却可以发现:国军“重点进攻”的方向一个偏东、一个偏西,而中间的苏淮直至南京一线却显得空空荡荡,就象个搏击场上的莽汉,双拳伸出去了、胸腹却暴露在对手面前,如果肚子上被蹬一脚,立刻就要栽跟头。

共产党人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破绽。47年8月,就在华东、西北战事正酣的时候,位于中原地区的刘邓大军果断出击、千里跃进大别山,从河南东部直扑南京侧翼的江淮腹地,打了国民党军一个措手不及,从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政府的“重点进攻”、迫使其转入了“全面防御”。

从战争史上看,中原野战军的这次破釜沉舟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但细说起来,这场序幕还有个序曲,那就是华东野战军的“七月分兵”。

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已经得知刘邓大军即将展开对大别山的战略突击。但这时,他们在山东战场上正面临着两大困难,一是战略防御的纵深不足,在国民党的重兵压迫下、可以迂回的地域越来越小;二是国军在进攻中的队形衔接得十分紧密,在“以集中对集中”的情况下,解放军一时找不到各个击破、歼灭敌人的机会。在这种形势之下,陈毅粟裕决定分兵(这也是中央军委的主张),他们的战略意图是“先分路出击、把敌人扯散,而我军再由分散转为集中、歼灭孤立分散之敌”。

于是,7月1日,华东野战军兵分三路:第一路是主力第2、6、7、9和特种兵纵队,留在鲁中战场与敌人保持正面接触、“待机歼敌”;第二路由陈士渠、唐亮率第3、8、10纵组成“陈唐部队”,挺进鲁西、配合中原野战军行动;第三路则派遣战斗力最强的第1、第4纵队(叶飞陶勇兵团)迂回鲁南,向敌后的战略要点发起攻击。

“七月分兵”的最初的“把敌人扯散”的目的很快就实现了,原本抱成一团的国民党军在鲁中留下四个师、分出七个师向西追击。可是,扯散了敌人的解放军也无法立刻“再由分散转为集中”,一时间也只能“以分散对分散”——而以当时的实力,在国共精锐的捉对厮杀中,华野部队很难占得上风。

留在战场正面的华野主力先是没啃动胡琏的整11师,接着又没打赢李弥的整8师(也就是松山战役中的第八军,蔡智诚曾经服役过的103师此时是整8师的103旅);而突向鲁西的“陈唐部队”则被尾随的国民党军一路追着走,站不住脚,差点没跟着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

七月上旬,只有战斗力最强的1纵(叶飞)和4纵(陶勇)表现比较好一些,他们迂回鲁南,攻克了费县、枣庄和峄县,但到了七月中旬,这两个纵队却在邹县和滕县碰上了硬钉子。

快速纵队是7月15日接到增援滕县的紧急命令的。

那天上午,蔡智诚他们正在县城里开会。伞兵在这一带驻扎了一个多月,东海县的麦子被国军和共军各收了一半,“武装护粮”和“保麦运动”打了个平手,这对国民政府而言已经是个不得了的成绩了。夏鼎文专员高兴得满面红光,连连表示要给伞兵弟兄们请功。

会上进行了伤亡统计,特务队三分队死了两个、伤了两个、病了一个,关键是缺了“部队上士”。蔡智诚要求上面再给他补充一位军士长,游乐智却撇了撇嘴:“补五个战斗兵好办,想要老总,门都没有”——这倒也是,在当时,少尉中尉之类的军官随手就是一大把,可合格的上士却少得可怜,象陈保国那样的老军士都是从死尸堆里淘出来的人物,补充团里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后备兵员。

一帮人正在扯皮,总部的电报突然到了,命令二大队和特务队立刻赶往台儿庄集结。

7月17日,第三快速纵队和“第二交警总队”经台儿庄北上,救援滕县。

“快纵”的队列十分壮观,战车来了、装甲车来了、十轮大卡拖着榴弹炮,天上飞机侦察、地面坦克开道,全体官兵清一色的美式装备,浩浩荡荡、杀气腾腾。

相对而言,交警总队就显得比较寒碜。他们扛着“万国牌”枪炮,有的乘日本丰田、有的赶马车、有的只能步行,跟在伞兵的后面、走得乱七八糟。

国民党交警部队是由“别动军”改编而成的治安武装,总共十八个总队(47年7月时还剩十五个)。他们名义上属交通部、实际上是军统的队伍,分布在国统区的各条铁路干线上。第二交警总队负责把守陇海铁路的徐州至黄口段,总队长是张绩武(48年被俘)。

一般情况下,交警总队的规模相当于一个加强团,兵员大约两千多人,主要装备轻武器,防守能力还不错,进攻能力比较差。但是,这个第二交警总队却与众不同——张绩武总队长原本是汤恩伯的部下(十三军少将参议),并非正宗军统出身,他对保密局的工作不怎么感兴趣,总想着要把队伍拉进正规国军的编制、混个师长旅长什么的当当。因此,第二总队的规模扩充得很大、火力也比较强,除了四个大队(其他交警总队只有三个),还有直属队和炮兵支队,兵员将近六千,几乎相当于一个旅,是军统中战斗力最强的单位。

第二总队的实力再强,伞兵也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交警总队的军官大多是“别动军”的骨干,所以带出来的队伍也跟游击队一样吊儿郎当。行军路上,这帮人个个敞胸露怀、满嘴脏话,枪头上挑着鸡鸭,大车上堆满了抢来的粮食和蔬菜瓜果,走到哪里折腾到哪里,打人骂人、骚扰百姓,那副德行就跟土匪似的,甚至连还乡团都不如。

军纪差,军容也差。第二交警总队的服装各不相同,军统训练班毕业的骨干穿着美式军服、装备美式武器,被称为“洋狗队”;警察学校毕业的就穿黑制服、领章上还有编号,叫做“黑狗队”;另外还有一帮属于“土狗队”,他们原本是宿县、怀县一带的还乡团或者保安团,穿戴五花八门、武器各式各样,要不是头上有颗帽徽、胸前有个番号牌,还真看不出他们属于正规军队。

你说,这样的人马,怎么可能让“天之骄子”的伞兵瞧得上眼。

不过,伞兵瞧不起别人,别人也看不惯伞兵。

几乎所有与快速纵队打过交道的单位都对伞兵有着相同的评价:“傲慢娇气”、“少爷兵”、“花架子”……虽然不中听,确是老实话。

伞兵的训练时间很长,实战经验却不多,再加上经常接受这样那样的检阅,一举一动都显得十分洋派。伞兵乘车时,无论站着或者坐着,身体必须挺得笔直(这是飞机机舱里的待命姿态),下车走路也必须保持队列严谨,后面的人踩着前面的脚印(这是为了躲避地雷)。这些日常训练的基本要求在伞兵看来是天经地义,在别人的眼里却成了装模做样。

有些举动确实属于装模做样,比如,几乎每个伞兵都在胸前插一支钢笔,而实际上,伞兵作战的时候很少需要写字,这样的做派只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是个“高素质的文化人”,除了引起其他部队的反感,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有些“装模做样”却是情有可原的,比如,伞兵这样的特种部队一般不允许借住民宅,所以他们外出时都携带着美式帐篷和尼龙睡袋,而其他部队的人却不认识这些洋玩意,就指责伞兵“娇贵”,说他们“打仗的时候还带着蚊帐和被褥,不愿意吃苦”。

说起来,最容易引起矛盾的还要算是伞兵的补给。伞兵总队属于空军,物资供应是根据空军的标准发放的,外出作战的时候,由兵站部配备给养,从饼干、香烟、糖果,到猪肉、牛肉、胡萝卜罐头,林林总总一大堆,让陆军看了直眼红——这其实并不是伞兵矫情、而是美国人定下的规矩,按照美军的条例,伞兵不许在战场上就地征粮,就连饮用水都必须预先消毒、烧开、集中灌装,所有吃的喝的不仅有卫生标准、还有营养标准——其他部队没有这么多穷讲究,他们看见伞兵刷牙就觉得不顺眼,再看见美国罐头就更加不痛快,认为这帮“公子少爷”的日子过得太舒坦,不是来打仗的倒象是来旅游的。

在战场上,伞兵与周边部队不仅存在嫡系和非嫡系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兵种待遇之间的隔阂,所以始终无法与协同单位和睦相处。空军的呆板的条例和伞兵们高高在上的骄傲心态,使得第三快速纵队这支装备精良的队伍总是与友邻部队格格不入,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战效能。

不过,在当时,蔡智诚并没有与其他部队改善关系的愿望,他们觉得,保持高傲的架势是自己理所当然的派头。

七月份,正是鲁南的雨季。通往滕县的道路泥泞不堪,第二交警总队的官兵个个都摔得跟泥猴子似的,而伞兵们却披着美式雨衣、穿着高腰皮靴,军容严整地安坐在大卡车上、对路边的叫骂声不屑一顾。

(发不完,补一段)

通宝推:西安笨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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