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非常轨迹——记中央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之战》 -- 双石

　　利用这个“稍微缓和”的时机，中央政治局开始了对“失败原因”的讨论。

　　1月15日，在争论各方经过几天的准备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新城子尹路80号柏辉章公馆中革军委驻地（现名红旗路）召开。除了政治局成员外，会议还扩大到中央红军军委各部和在遵义附近的军团一级军政首长。据许多当事人的回忆、补充，可以确认的与会人员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秦邦宪）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洛甫）；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何凯丰；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16日离会赶赴刀靶水前线）；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杨尚昆；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

　　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化名“华夫”）；

　　翻译伍修权。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

　　到目前为止，这个会议的发言纪录尚未被发现，世人所了解的会议情况也多来自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有些还有彼此矛盾之处）。仅存的两个文件一是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一是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据说这两份文件都是后来在转战途中结合新情况拟就的传达文本而非原始文本，涉及有关错误责任人的姓名都以××代替（当时规定传达到团以下干部时都不提姓名）。但两者互为补充印证，大致脉落和梗概还是比较清楚的。

　　会议第一个议题是“决定与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11）”

　　这个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黔北这个地方吃饭都成问题看来不是那么好呆，硬呆下去敌人一压缩包围再加上长江乌江两条大江的挤压，情况将更加危殆。但不在黔北呆又往哪里去，怎么去？按理应该抓紧这个“形势稍微缓和”的机会，根据已掌握的敌情作充分讨论和审慎研判。但会议好像对这个问题讨论的时间很短，这或许是因为大家劲头都憋在后边儿“检阅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的错误”这个议题上。讨论的结果是同意聂荣臻和刘伯承的建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12）”而去“在成都西南或西北”最便捷的路线便是从宜宾、泸州间北渡长江，这似乎又是个当然选择。

　　会后，“北渡长江”的具体方案由刘伯承这个前川军名将负责拟定。

　　事隔多年后我们已经清哳透视了敌我双方的基本盘算和各自本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客观而言。这个在仓促中通过的“一致决定”是一个很不成熟很不客观因而也注定要碰壁的决定，如果这个计划的“一致决定”者们要比照着军委“三人团”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那般劲头，不屈不挠不打折扣地执行贯彻下去，那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断送了革命断送了了党”。刘、聂作为傍着这条江长大的川人，他们或许更多地看重了这一带江面水势较缓地形也不险峻，船渡架桥都不会比乌江更困难，与黔军相类也拥有“双枪”雅号的川军部队的战斗力也不会有多高，四川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去四川大量调兵不大容易，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可以前来接应等等有利条件。

　　但事实上川军刘湘部能在长江上集结与展开的兵力非常雄厚，远非王家烈那几杆烟枪可以相及。这位“刘甫公”他刚统一了川政又刚与蒋公完成了政治交易，牙缝里吐出一句话就能当一句话使唤，川西平原这个富饶的粮仓狠狠地滋润着他的财政，装备给养都能自产自给自补，队伍的家伙什相当精良并不亚于中央军，“双枪”程度也远较其“幺爸”刘文辉之类的袍哥武装为逊，这个本钱摔出来当然可以与“朱毛”作一番纠缠。况且，“朱毛”要过长江，直接就威胁到他的粮仓，于情于理，他都要豁出血本来作认真计较。再说这一带长江水势平缓但江面很宽，不象湘江那样有些地方还可以徒涉，蒋公刘甫公等各路诸侯都可以利用其优越的水陆交通条件方便地实现部队的快速机动。中央红军真要是屁股后头吊着川黔诸侯的追兵就扑到江边儿去跟刘甫公优势的大军开练，那结果就很可能是比湘江还要湘江。

　　至于红四方面军，一来隔得太远，很难指望他们能对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行动作战役配合，二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首长们在得悉有关情况后也没有对他们作此要求（虽然会议结束3日后的1月20日拟定下达的《渡江作战计划》中曾有过这样的设想，但两天后即予改变。）——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致红四方面军首长的指示电中很客观很合乎实际的指出：“因我军入川（指中央红军，下同），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的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的方向亦较不利；……”，并建议红四方面军首长“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13）

　　该电发出那天红四方面军正举行广（元）昭（化）战役，接到中央电令后全军上下热情很是高涨，方面军首长当即便开始部署强渡嘉陵江战役。后来有人议论说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计划未成有张国焘“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的原因，这好像是与事实不符的误会之辞。当时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等首长包括后来成为叛徒的张国焘在内，在这段日子里对与中央红军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地区”会合都抱有极高的热忱，“配合”应该说是非常积极的，“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也是发生在此后的三四月间，与中央红军此去北渡不果应该说并无因果联系。

　　倒是彭德怀、杨尚昆对川军的力量和态度有所预计，黎平会议决定“向黔北发展”的两天后（1934年12月20日），他们就致电（函？）中革军委：预计中央红军进入“新的战略地区”后，川军有可能在“蒋敌直接组织之下，成为我们正面的主要敌人”，但“敌人现在很疲惫，又值冬荒，还要重新变更战略部署，对我大举进攻时间，可能在明年3月前后”。故建议：“首先赤化遵义、桐梓、绥阳、湄潭、凤冈、思南六县，思南扼乌江为右翼支撑，并保持娄山关在我手中，使我得到武陵山脉，以娄山山脉、乌江地势，扼制长江方面的敌人，……（14）”

　　这个建议现如今似乎又过了时效，现在刘湘、何键坐拥乌江东西，凤冈、思南已在敌手。

　　所以说，遵义会议这第一个决议可不是一个“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决议，而是差点儿就相反。

　　陈云在那个显然是在“二渡赤水”后才向下传达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有一对另起的括号，括号中有段话正是对这个“一致决定”的“北渡长江”计划的反思与批评：“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15）”

　　所幸，会议后边儿的决定比较关键，最关键的是决定了新的领导集体，而这个新的领导集体及其核心人物与当前的领导人有着很大的不同，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当计划赶不上变化时，他们知道去变化计划，懂得如何去变化计划，变过去变过来去最后去实现计划。后来有人曾言毛泽东本人当时并不同意“北渡长江”的计划，目的似乎是为了映证“伟大领袖”的“永远英明正确”，但迄今笔者并没有查阅到什么过硬的证据，能查的倒是这个“一致通过”。这说明毛泽东当时至少是没有反对这个计划，此后他自己也从未说过当时就反对过这个计划。其实笔者认为用不着拿什么“先见之明”来映证谁谁谁的“伟大英明正确”，“因敌变化而制胜，谓之神”，这才是最伟大最伟大的“伟大英明正确”！

　　后一个议题就讨论得比较长也比较充分，一讨论就是3天。

　　这个议题讨论前，首先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作报告，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作副报告。如今这两个报告的原文都无从寻觅，但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对其主要内容作所作的概括还是比较扼要精当：“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16）。博古强调的是敌我力量的悬殊，周恩来则检讨了“三人团”指挥的失当还有他自己的失当。这两个不同的重点使博古的论辩地位无形中得被降低了许多：敌我力量的悬殊几乎是勿需讨论的现实，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搞保垒对保垒，让“叫化子与龙王比宝”还要跟人家“决战”？现在开会要讨论的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如何保存自己发展自己争取革命的胜利，敌我力量现在仍然悬珠甚至更为悬殊那是不是就只能继续失败？……

　　两个报告后大家都作了即席发言，张闻天根据那个在野“三人团”共同讨论的意见说得比较系统，历数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种种，从而引来了众多感同身受的与会者的共鸣。接下来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在张闻天引述事实的基础上又对博古的报告作了更深入的批评，指出了博古等人所犯的是“军事路线错误”，对周恩来企图在全线阻击敌人时曾提出的“全线出击”口号也有涉及：第五次反“围剿”中“全线出击”变成了全线防御，而这两者在战略上都是错误的……。

　　周恩来接受了批评，会开了3天他也彻夜难眠反思了3天。他的检讨很深刻也很诚恳，而且并没有把责任全部推卸给“三人团”中的另两位。虽然李德在会上属批评火力最集中的焦点人物，但周恩来却没有借着这个势头去煽风。这个态度经过70年历史时空的沉淀与过滤，如今越来越让后人掂量出个中那沉甸甸的份量，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周恩来雅量高致严于责已宽于待人：第三次“左”倾政治和军事路线的首要责任者还是中国人自己，李德他只是个顾问身份（有考证说仅仅是“专家”），共产国际并没有赋予他指挥红军作战的权力，是不懂军事的博古自己把他捧到了这个地位。笔者在查阅了李德的中央苏区发表的一些文章后也生出了这样的感觉：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李德肯定负有作战指挥上的重大责任，但在战役战术指导上的责任要远大于在战略方针和原则上的责任。“短促突击”虽然不合时宜但只是一种战术而不是战略，而象“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全线出击”、“国家与国家的决战”这类带战略指导性的口号却都不是首先出自于他这个外国人之口。李德成了众矢之的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以西洋式的傲慢不遗余力地推行由“中国同志”制定的战略方针，他不顾实际情况的瞎指挥和动不动就要祭起的“罚办”、“处决”等等法宝更是惹翻了许多“中国同志”，然而我们还是得承认，在他“西洋式傲慢”里，多少还裹着一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热情。

　　周恩来诚恳的态度和深刻的检讨得到了与会者的理解。后来的会议决议在指出他和李德、博古都负有“军事领导上的错误”的同时，也合乎实际地指出：博、李二位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据诸多与会者的回忆，会上固执地坚持与大多数人对立的只有3位：李德、博古和何凯丰——除去李德列席者的身份则只有两位，而博古对同从莫斯科“镀金”归来的张闻天“反戈一击”尤为震撼。这3位在态度上又有区别：博古是“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何凯丰是“坚决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李德则是“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他的批评”。而“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17）”。

　　博、李、何的态度大大增强了与会大多数人要“改变领导”的呼声，周恩来也表示要把军事指挥权交还给党，让过去在战争中运用正确军事原则，巧妙地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替代。他建议中央考虑：毛泽东同志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而此前心直口快的王稼祥在发言中已经提出：李德同志不宜指挥军事了，应当撤销他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这个提议得到了许多人特别是军事指挥员们的附议，朱德在发言中甚至表现出与他素来沉稳宽厚的风格截然不同的激动：“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不能再跟下去了。（18）”这会儿周恩来提起这个话头张闻天接过来就说：这个时候只有毛泽东出来才能应付这个局面。

　　会议最后形成了决议，其要点为：

　　㈠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㈡会议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第二个议题的决议——本书作者注），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㈢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㈣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而分工的结果是“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后来在一渡赤水去威信的路上，又决定“由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19）”

　　这个决议确实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议，应该能够当得起“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这般溢美之辞。笔者甚至认为这个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在现实性、历史性和必要性上都要超过会议就第二个会议议题委托张闻天起草的那个决议。那个《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在云南威信（扎西）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得以通过并传达到支部，初步清算了“左”倾军事路线。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清算并不彻底，尤其是没有清算到更为重要更具有决定作用的“左”倾政治路线，而在这次会议上并不是没有敏慧之士提出过这个问题。个中缘由，是富有更大智慧的毛泽东拦住这个话头，其潜在的理由跟年前在西延山区的周恩来如出一辙：当务之急是团结全党摆脱目前生存危机，其他问题则需要在形势有更大缓和的时候才能列入议程。

　　对“左”倾政治路线清算日程后来被历史定格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

　　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