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经济】突破区域壁垒走向真正联合 京津冀“三角恋” -- 西风陶陶
突破区域壁垒走向真正联合 京津冀“三角恋”
2004-03-11 08:17:00.0 中国商务在线
2月1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在河北省廊坊市主持召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似乎一直是风声大雨点小的“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大计已摆上了桌面。在会议上，一位专家做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
如果把中国比喻成一个巨人，他的头是京津冀地区，他的两条腿分别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京津冀”在中国经济所占的地 位可见一斑。
然而，作为中国经济“龙头”的“京津冀”地区，目前正面临严峻挑战。前不久，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区域发展研究室主任巨文忠带领课题组，将“京津冀”地区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做了重点比较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相比，“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经济实力正在下降。是什么在阻碍“京津冀”三地的发展？“京津冀”三角恋缘何没有唱响中国？“京津冀”该如何突破区域壁垒走向真正的联合？
京津冀：谁是“龙头老大”？
目前，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区域带动效应。北京和天津在“京津冀”经济圈所处位置显著，却没有形成辐射和带动作用。巨文忠带领他的课题组对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做了比较研究之后得出，京津冀地区大型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百分比，1996年到2001年期间几乎没有变化，徘徊在9.6%左右。长江三角洲则由22.39%上升到了24.03%，上升了1.64个百分点。珠江三角洲由12.58%上升到了13.02%，上升了0.44个百分点。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京津冀”地区是我国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产业园区云集的地区，但近几年，其科技地位也出现了明显下降。
“京津冀之所以落后长三角和珠三角，主要原因是没有形成类似上海和广州这样的龙头”。首都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开忠教授向《中国经济周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一定要在“京津冀”排出谁是“龙头老大”的座次，理所当然地应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展开。和天津相比，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具有特殊的区位优势；北京又是全国公路、铁路枢纽，有全国最大的航空港；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发达，有中国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北京资金雄厚……
和北京相比，天津的优势略显逊色，但天津是国际性现代化港口城市；天津的滨海新区有12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资源；天津是老工业基地，轻工业比较发达……这样对比，似乎天津的优势也差不到哪里。
解放前，天津与北京的分工很清楚，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天津是工商业中心。北京和天津之间没有矛盾发生；解放后尤其是计划经济时期，北京由消费型城市发展成了生产型城市。北京城市功能定位的转变，无形中对天津形成了不小的压力。也因如此，天津由历史上一个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渐渐变得“平庸而无为”了。更出乎人们想象的是，这几年，两个城市之间有了“门户之见”，北京、天津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不是“齐心协力”的合力效应，而是“谁也不服谁”的竞争态势。
“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北京市作为首都，它的辐射影响应该是文化和政治方面，经济发展主要应该是在服务和高新技术领域。从工商业角度，还是应该以天津为中心。”天津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季任钧教授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坦言。
和季任钧持相反观点的是河北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薛维君研究员，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北京在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过程中，应该主动承担起‘龙头老大’的作用和职能，这也是‘京津冀’整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责任。”他还认为，“首都经济是一种客观存在。北京的经济无论从现在的经济规模、发展态势和产业的层次等方面，都明显高于周边地区，甚至高出天津一大部分，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
和薛维君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杨开忠，他也认为要使“京津冀”三地协调发展，应该找出一个大家共同认定而且对三方发展都有利的中心城市。从这一点来说，北京无疑是最重要的中心，相比之下，天津应该是一个副中心。
当前，北京市明确确定的四个中心是：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这种定位主要强调首都的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四种功能。但是，北京在建设这“四个中心”的过程中，也同时在带动着首都经济的发展。比如，高新技术产业对北京的贡献最大，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直接带动着北京其他经济领域的发展。
“我认为北京和天津都能够对‘京津冀’地区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但辐射和带动的地域范围不同，内容也不一样。最好的办法是由北京和天津共同组成一个经济辐射中心，带动本区域经济的发展”。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孙久文教授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京津“联姻”可否成行？
130公里，这是北京与天津两个直辖市间的距离。可以说，京津地区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直径在130公里地域内集中的两个超大型城市区域。如果驱车从北京出发去天津，也只有1个小时的路程，在北京开车逛上一圈儿也不止这个时间。
北京、天津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城市，除了超近的地域距离，在经济上也具有极强的互补性。这么有利的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为什么两个城市并没有共同组成一个经济辐射中心达到人们想象的“京津联姻”结局？
天津，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给人的感觉一直表现得较为沉默和缺乏题材。从前，很多天津人的想法是天津如何跳出北京的阴影自谋发展，看着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很多关心天津发展的人士不由自主地把天津发展的希望，寄托于京津合并组成“大北京”的构想。天津试图主动拥抱“大北京”，以求商机。
我们能够设想，如果京津“联姻”，可以有效配置资源，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进而实现优势互补。有专家预测，如果两市“联姻”形成“大北京”，以京津为核心的“京津冀”大北京圈，将成为21世纪中国发展潜力最大的经济增长中心。在许多人看来，京津合并必将是一段天造地设的美满姻缘。
但京津合并组成大北京的“联姻”方式，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有多大呢？这种“联姻”是解决两个城市矛盾的最佳路径吗？一时间，理论学术界纷争四起。杨开忠很是反对这种简单合并的“联姻”方式，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不能简单地把天津和北京合并，这涉及到很多问题。‘联姻’后虽然行政限制没有了，但积极性降低了；虽然强调了规模经济和形成了一些跨地区的经济项目，比如高速铁路等交通设施会有发展，但多样性的需求受到了损失。我们现在确实需要摆脱行政区划的束缚跳出去，最佳的路径是‘京津冀’三地能够坐下来共商发展大局”。
“化解经济发展跟行政区划之间的矛盾，合并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其他的比如共同建立一种政府间的合作组织，甚至是建立一种企业性的组织，都可以尝试”。杨开忠如是说。
从根本上说，杨开忠并不反对用合并“联姻”的办法化解由于行政区划给其他地区带来的经济发展矛盾，但基于北京和天津已经是中国两个特大城市的直辖市，合并之后庞大的人口数量会带来其他难以预料的问题。从这一点看，这种简单的合并策略并不可取。
其实，经济发展跟行政区划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由此带来了经济运行跟行政区划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这种矛盾在京津两地表现尤为明显。北京和天津在“京津冀”经济圈所处位置显著，如果再不伸“手”商谈合作方式，这种落后局面还将持续下去。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表明，一个城市是不可能独自发展壮大的；况且，我国已经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的发展目标，也需要城市与城市之间能够加强协作，昔日那种一个城市单独作战的发展方式，恐怕是不行了。“和则同兴，分则同衰”，就是这个道理。
突破京津合作障碍
作为天津，与同为直辖市的北京、上海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天津要改变落后的局面，最好的选择就是与北京展开合作。“加快京津两市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京津部分产业向周边地区扩散，是首都圈各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实现”。孙久文向记者表达了这种合作的重要性，“如果能够促使两地的交通更快速、便捷，就可以形成很好的分工与合作态势，促进两地共同发展。日本东京与横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好好借鉴。”
京津间的分工与合作是首都圈分工与合作的重点。如果从京津两地的商贸、信息、咨询、文化产业、交通、物流等行业分析，两地各有优势，也都有需要加强的地方，而形成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交通设施。2003年12月1日，经国家发改委、建设部、交通部同意，天津、北京两市决定，增建京津高速公路南、北两个通道。这是京津两市加强合作，促进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京津南、北高速公路的增建，无疑对京津地区的合作打开了一盏“绿灯”。
事实上，京津两个城市的企业，早在两年前，已经在协调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2002年10月，北京与天津港口岸开始直通，两市实现了港口功能一体化；2002年12月28日，首都国际机场和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联合，率先实现了中国民航跨区域机场的整合。
但北京在与天津的合作上仍然存在一些障碍。当前，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已经有一个经常性协调机制，而“京津冀”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协商机制出台，当然更谈不上一个统一的规划了。看来，京津冀整个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还处在一个初始阶段，方方面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
打破不平等关系
很多人都有经常被南方某某城市或企业邀约的经历，相比之下，河北就在北京的“家门口”，主动出击和北京“切磋”的机会却不多。河北与北京有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却没有真正建立起让双方受益的链接。是什么在妨碍北京与河北的一体化进程？
河北省面积18.8万平方公里，在空间地理位置上构成北京、天津腹地的两个点；相比之下，北京、天津是中国的两个直辖市，尤其北京作为首都，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特权”。这种天然的差别，是否是导致河北与北京之间存在首都经济和地方经济差别的主要原因？
“对北京与河北的关系，一直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河北地区应以满足中央政府和北京城市发展的各种需求为目标，而中央和北京市应当对这些地区在经济发展上有所回报，这显然是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思维”。孙久文认为应该纠正这种不平等观念。
“从客观上看，‘京津冀’这三个区域天然上存在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不管从哪种角度都应该承认这个事实”。薛维君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是一针见血。
的确，北京经济类型的特殊性，全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无可比拟。“首都经济”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一些特殊的职能或者便利。所以，才有一些专家认为的“京津冀”的不平等关系。薛维君认为，“这个不平等，尤其在三个地区发生平等市场交换关系的时候，就会受到某种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其最终的表现也是不平等，相比之下，河北受影响最大”。
曾经有专家预言：北京应该有大量和城市功能定位相矛盾的产业向河北省扩散。但事实上并没有发生，原因是什么？“财政的‘分灶吃饭’体制，使北京不愿意放弃原本属于自己的产业。包括这次奥运会的规划，按理说是北京向河北进行战略调整的很好机会”。薛维君所长这样说道。
据记者了解，北京市没有很多企业扩散到河北地区的主要原因，是每一个企业都代表着当地的GDP和财政收入，如果走掉一个企业，GDP和财政收入就会遭到损失。
但是，有专家预言，在当前财政体制和经济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当北京的城市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就不得不转移和调整，这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意识、积极地超前谋划，而让这种扩散自发发生，时间会非常长，代价也很高，而且无法尽快形成区域内合理分工的格局，也不利于这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薛维君慷慨陈词。
河北与北京的关系，以前更多的是一种“服务首都”的关系；那么，今后要使河北更好地与北京协调发展，以达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应该保持一种什么关系？
“北京与河北今后的合作，应当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作。对北京而言，开放市场以吸引各类资源向城市中心集中，是北京能够持续发展的保证；河北地区现实的选择，应把北京看作是一个市场，通过市场的手段加强与北京的联系，不一定非要通过行政或政府的手段联系”。孙久文肯定地说到。
只剩一层“窗户纸”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存在着巨大的市场和极强的消费能力，这些需求又不是北京一个地方能满足的。为了自身的发展，也为了带动河北的周边地区，北京必须更加开放市场，给予河北周边地区以平等竞争的机会，以市场来带动河北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对处于首都圈的河北地区而言，应充分利用北京的优势，抓住市场机遇，选择合适的产业、企业和产品，占领首都市场；同时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吸引大企业来此建立生产基地，是更加实际的选择。例如，在牛奶生产领域，上海的光明、内蒙古的伊利、蒙牛等企业，为在北京市场站稳脚跟，都在京郊的顺义、密云、延庆等地建立生产基地，客观上带动了这些地区的发展。
但是，也应当承认，河北省自身的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薛维君总结：主要是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河北省目前的发展水平和速度，与河北现在所处的沿海区域优势和环京津的区位优势不相适应，非但没有达到区位优势的要求，也从客观上妨碍了经济技术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据悉，河北省的“两环开放带动战略”是河北省的主体战略之一，也是最具河北省特色的战略。这个主体战略，在九五初期就提出来了，但目前基本上还停留在战略概念层面，在具体合作的内涵、方式等方面，仍没有实质性推进。
虽然，河北在自身发展中还存在诸多不足，虽然北京在对河北的辐射和扩散方面，还有很多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但由北京辐射河北县市的一些项目，让我们看到了“京冀区域一体化”的成果。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的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廊坊市的东方大学城就是成功的例子。
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处北京天安门以东30公里，隶属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目前已经引进国内外投资项目500余个，项目总投资140亿元人民币，已初步形成了信息电子、生物医药、新型材料、绿色食品和旅游休闲五大主导产业。
东方大学城位于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紧靠京津塘高速公路，距北京40公里，天津60公里。目前，北京工业大学实验学院、北京工商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高等学校和北京市第25中学已入驻，近万名学生和教职工已开始在这里学习、生活和工作。
北京对河北的辐射不单单是燕郊开发区和东方大学城，各种统计数字表明，在“京津冀”区域合作中，河北省受到北京的辐射和影响要远远高于天津对河北的辐射和影响，无论是与北京的物流市场交易、频率和深度，以及北京的人才、技术信息向河北的扩散方面，都是非常突出的。在北京周边地区，受益比较大的有廊坊市、三河市等城市。这些城市都把打“北京牌”作为城市发展的主体战略。
北京与河北周边县市的合作还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可以设想，不远的将来，如果北京要在周边地区规划大的交通网和大都市圈，以半小时路途计算，河北省有很多县市都可以纳入北京的交通体系中。到那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核心层就能呈现在我们面前。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苗头，可以说只剩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了。
协调机制作媒
城市规划学家L?芒福德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真正有效的城市规划是区域规划”。这一点，已经被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展示出来的区域规划成效验证了。
自从环渤海经济圈的概念提出以来，很多人都把环渤海经济圈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相提并论。杨开忠对此提出疑义，他认为把环渤海经济圈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相提并论，是不合适的。环渤海经济圈的范围很大，涉及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东五个省市，珠江三角洲只涉及广东省以及香港等狭窄的地区；长江三角洲虽然涉及到三个省，但是主要是上海及其苏南及浙北地区，因此，三者不能同日而语。
现在明确“京津冀”概念，对下一步整体“京津冀”地带的区域规划和发展很有益处。那么，对“京津冀”而言，如何把握机遇，唱响这台大戏？理论、学术界对“京津冀”三地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呼声不绝于耳，到目前，大家从理论上也认同了这种三赢的战略设想，但“京津冀”始终没有形成像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样的高层对话合作机制。
“同级区域政府间的协调机制作用是有限的，必须是高一级政府的协调，才能真正发挥影响。对首都圈来说，中央政府的协调必不可少”。孙久文坦言。
“河北作为‘京津冀’三地唯一的省份，尤其需要有一个超越三方行政权力的协调机构，能出面协调三方的关系。这样对一些重大项目的摆布和投资，以及区域内的分工格局，都会有一些实质性的促进”。薛维君提出建议，“最好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出面协调”。
的确，当前在“京津冀”各自为政的形势下，经济三方的优势无法互补，三方的劣势也无法克服，使整个区域内出现了产业上的无序竞争和资源浪费，更无法从整体上形成一种合力。从长远看，“京津冀”要承担起全国第三经济引擎的重大历史责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明天就把行政体制完全调整好。所以，当前，首当其冲地，应当探讨在目前的行政体制下如何更好地进行区域合作。
在区域合作中，“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甚为重要，孙久文认为，可以利用北京工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企业外迁的机遇，促进“京津冀”首都圈内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北京现有一些与首都功能不相符、特别是与首都严格的环保要求不适应的工业企业，退出北京是历史的必然。“建议在秦皇岛建立隶属北京市的滨海特区，其中的工业区可以专门用来吸引北京的转移企业。”
那么，目前是否有企业已经退出了“北京舞台”呢？据记者了解，首钢公司已经将一部分钢铁的生产转移到河北迁安。作为一种产业互动，首都圈的一些有条件地区，也应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有选择地接收退出北京的企业，以建立与京津等发达地区互补的产业结构，大力推动当地的工业化进程。
在资源的利用上，季任钧认为，天津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国际知名的港口――天津港，从目前看，天津的港口并没有饱和。北京、河北，都可以利用天津大型的国际型港口。如果北京、河北抛开天津港，再投资建立新港口，是一种重复浪费。而且，要成为正式的国际性大港口，不只是投资的问题，还需要国际的认可。
“鉴于京津冀经济圈内主要经济中心不同的行政隶属关系，各区域可在共赢的条件下提高资源的共享性，包括积极推进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的共建和共享，促进跨区域性产业部门的共同发展。”孙久文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京津冀”三地，北京如果成为这个地区的“老大”，首先要表现出宽容和大度，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北京应该主动和天津、河北协商整个地区的发展。如果北京主动一点，“京津冀”三地的经济发展就会好办得多。
应该承认，在“京津冀”，北京无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都有一定的超前性；在交通等基础设施的组织方面，北京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京津冀”三地“一体化”要协调发展，如果北京不给予高度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天津与河北操作起来都有相当的难度和局限性；如果北京能主动牵头与天津、河北进行沟通、研讨和合作，主动“挑”起“京津冀”发展大计，带有浓厚政治经济色彩的“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在新时期将会逐步得以改变。
让我们关注的是，北京在新的政府工作中，多次表示要突出“京津冀”联合经济圈的概念；而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则提出“靠近”北京、促进京津地区一体化的具体建设项目。理论界争论了很长时间的“京津冀”如何联合发展问题，也随着2月12日在河北省廊坊市召开的“京津冀战略合作会议”，终于摆到桌面上。此次会议的主要是理清“京津冀”一体化思路，形成三地的协调机构，初步确定三地发展战略。似乎酝酿已久的“京津冀三角恋”已露出“冰山”一角了。
“京津冀”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大展活力之后，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吗？这个梦似乎已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