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先生李登辉与复旦往事（上） -- 月树

老复旦人回忆，在五卅运动之前的复旦，在学习上完全就是照搬美国大学的教学方式方法，文理工商诸科的必修与选修课程课目，所用教材与参考书多半采用美国大学原本。有老人进一步举例，如当时的复旦文科，除国文、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史等少数课程，所用教材皆为美国教材或教师自行编写的英文讲义；老师上课时，无论外籍华裔，均用英语讲授；学生问答，一般也要使用英语；课目考卷使用英文；各类校园布告基本使用英文撰写；就连上体育课时，一切运动术语都用英语讲述，更夸张的是，校园内如果发生争吵，吵架双方都使用英语，劝架者也使用英语（美式俚语？瞎猜）；至于奖状文凭一类的文书，更是满纸英文，除非毕业生申请，方能另外领到一份油印或打印出来的中文毕业证明书。一个中国的大学文科，生生搞成了“美国文科”。这显然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当初复旦创立是为了建设中国人自己的高等学府，怎么几番下来又成了一个教会高校的翻版？于是不断有师生向登辉先生反映，到后来变成了叶楚伧、邵力子、陈望道等国文教授与校董集体向先生提出严正要求，事情才有了转机。解决方法是将原有的复旦文科一分为二，增设“中国文学科”，同时还增加中文课目与教授时间。按老人们的话来说，“已经是很难得的新措施了”。既便如此，英文教学仍然是复旦的主流。即使“中国文学科”所包含课目，与复旦其他诸科相比，也只是五十对八十而已。这样的局面历经五四与五卅，才逐步转变。

其实这不是个小问题，在如何让舶来的现代高等教育与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民国时期的教育家们是前赴后继，相互探索，各抒己见。翻阅他们的史迹，处处可见“愤然辞职”、“辞职离校”、“后因分歧离校”、“另创办”、“后组织创办”、“筹办”等等字句。说到底，他们要探求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现代大学到底要为中国培养怎样的人才？这个问题到现在都还是个问题，还在继续探索，继续各抒己见。而登辉先生对此是有一套自己想法的。

先生毕业于耶鲁，说起与耶鲁有渊源的华人，不能不提容闳先生，容闳先生的“教育救国论”对先生是有影响的，而先生初入复旦，与严复先生相交甚密，严先生的“天演论”对先生显然也是有影响的。两者的结合形成了先生精英教育理念，他是认为只有精英人物才是带动国家发展的原动力，而高等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精英，只不过，这种培养过程完全可以在国内完成，不需要大批的出洋留学。因此，具体到复旦的教学理念，先生就是要在教学方面让复旦必须优秀于英美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并且必须与美国大学程度相衔接，使学生不出国留学也能够学习进修到“精纯高深”的西洋学术；即使自己愿意留学，也可以直接进入外国大学修习研究生课程，无需再中间过渡。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复旦大学毕业生留学美国，是可以申请直接插班进入部分“常青藤”高校的本科或研究生部学习深造的，因为他们在复旦修到的部分学分是为这些大学所承认的。

很显然，登辉先生心中的精英人才是西学为骨的精英，这样的精英对于中国到底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不是我作为后人可以轻率评价的。事实上，察看复旦民国时期的著名毕业生，遍布教育、自然科学、法学、文艺乃至工业界各个领域，惟独涉及政界的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先生不提倡自己的学生从政，而是希望他们如教士般奉献服务社会，在社会职业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复旦中人中涉足政界的也多平庸不出彩（于右任邵力子两先生是不能计算在内的，他们太早了），而且在各领域中奋斗的复旦中人虽然多中坚人物（撰写行业史有些人物是不能不提的），但为公众知晓者并不多。这一切现象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故事新编大禹治水篇“里的那群神仙。

就此打住吧，我毕竟只是一个好奇的小辈。

其实先生的治学在细节上并不僵化，尤其是在英语初级教育与国文学习方面，先生表现得很务实。针对学生初学英语所带来的种种困境，他亲自编写了多种初中级华文英语学习教材。在上个世纪初，这样的工作带有很大的探索性，书籍经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销路极好，树立了中华书局在英语教材市场的地位。同时，先生在复旦治学中并不排斥中文课目，其中“国文”被列为基础课目，即使在最西化的学科中也属于必修课。并且自己也努力学习国文，我在资料中找到一则先生学生撰写的有趣小故事，先生平时忙于校务，只有休息时才有时间学习国文，一天早上学生晨练，看见先生与师母乘坐马车来学校，马车上先生手持课本抓紧时间让师母教他国文，学生好奇，借打招呼凑近马车一瞥，结果发现那本国文书居然是“高等小学国文教材”。学生于是在文中感慨，先生是“一面编英文教本，一面读高小国文”。到后来，先生从初回国时无法进行中文对话进步到了可以将四书五经中的某些章节翻译成英文，发表在上海的英文报纸上。

可见，制度由人定，而人比制度更复杂。

撇开治学不说，先生治校张驰有度，偌大的学校，校务工作人员几人而已。在办学初期，学生较少，先生就每天中午轮流邀请四五位学生到他的住所共餐，利用这段时间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并听取个人对学校事务的意见，“各班诸生一一轮到”。后来，学校规模扩大，先生建立了校务部门，但机构简单，学生的管理主要交由学生自己组织的自治学生会完成，先生放手让学生会自我维持生活秩序，即使发生纠纷，也由学生自治会调处。当时中国中高等学校普遍实行这种学生自治管理模式，没有什么特别的。让我惊讶的是在一段时间里，复旦学生间如果在生活方面发生激烈冲突，学校也不出面处理，而是授权学生自治会组成“临时自治法庭”，对这些事情进行调查处理，并合议出处理结果报送校长室，而作为校长的先生居然真的就照此办理了。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治校方式。

不过，先生在治学政策方面也有不近人情的地方，比如男女同校的问题。

现在国内的学校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虽然又冒出若干所谓女校，但谁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但在上世纪初，这在中国就是很大的禁忌。别说大学，就是若干中学实施男女同校政策都饱受议论。论原因鲁迅先生已经在自己文章做了极精彩的描述。不过，当进入上世纪二十年代后，这一禁忌在中国高校中开始逐渐突破。作为校风活泼的复旦，自然也在考虑中，学生自治会形成了实施男女同校的决议，按程序递交给了先生。不料平时很好说话的先生态度十分坚决，就是不同意，学生会的干部反复做工作，还拉来教授校董劝说，先生就是不答应，逼急了，居然还冒出“除非校长不做了，由你们去男女同学”一类的话语。见先生如此坚定的反对，有教授戏谑的提出“特殊的建议”，主张干脆把校名改为“复旦男子大学”，从而遥对“金陵女子大学”，从而“以正视听”云云，先生抱定“笑骂由他笑骂，校长我自为之”的态度，不予理睬。

直至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北伐军进入上海后，复旦才在中学大学两部实施男女同校政策，并建筑女生宿舍。后来有学生问先生当初为何如此固执的反对，先生回答：当时翻阅外国报纸知道很多美国大学男女同学后，校风每况愈下，“打情骂俏，始乱终弃，女生怀孕堕胎……”，闹得学风败坏，不成体统，因而反对男女同学，是因为“爱护复旦”，何况开放女禁，设备上和管理上要添许多麻烦，还是专收男生，可以（把学校）办得更好云云。

哈哈，先生也有古板得可爱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