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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不同意萨苏“蒋介石雄奇”说。 -- 九霄环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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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同事李宗仁对蒋雄奇的看法

自北伐完成后,中央政府中,事实上是蒋先生一人当国。

由于他蓄意排除异己,造成由他一人控制的党政军系统,因此引致内战频仍,兵连祸结。中央当局为政既不以德,则中国真正统一便永远不能完成,为应付这一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蒋先生在中央各部门,及其权力能到达的省份中,全是因人设事。不是用人唯材,励精图治,而是以政府名器作酬庸,来拉拢亲蒋人士。

“自北伐完成后,中央政府中,事实上是蒋先生一人当国”。“由于他蓄意排除异己,造成由他一人控制的党政军系统"-------堪称“雄”也

蒋先生对地方政府的驾驭,一向是采用“分化统治”的方式。故意使一省内的党、政、军互相对立,不时倾轧,以免一省首长的权力太大,不易控制。

加以蒋先生为巩固其独裁政权,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鱼肉人民。知识分子偶有批评蒋先生的,辄遭迫害。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枪毙,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其他暴政,罄竹难书。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抗日救国军军长吉鸿昌,外交界元老唐绍仪,“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第十三军军长赖世璜,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拘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主席李济深。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及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至于被屠杀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生,尤不知凡几。更勾结江浙买办阶级,滥发公债以营利,操纵金融以自肥。结纳邦会和各种黑社会头目,公然贩卖烟土,制造毒品,贻害中外。因之,金融市场悉为官僚资本所垄断,皇亲国戚,权倾中外。上行下效,贪污之风弥漫全国

不过在抗战初期,由于民族意识浓厚,和对敌人的极端憎恨,所以数百万人敌忾同仇之心却完全是一致的。大家一致服从中央,全力抗战。中央当局此时如能去其一贯的褊狭心理,大公无私,一视同仁,视各部队的作战能力善予运用,则经过八年的抗战,这数百万人确可熔于一炉,变成一德一 心的国家军队,无奈中央当局始终不能开诚相见,无法达成理想。

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前章已说过,如中央的对付庞炳勋,当各军都在扩充之时,庞军独奉命裁去一团。又如川军开到徐州,我竭力请求补充,中央破例补充了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支。这真是“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因而在大敌当前之时,并肩作战的友军,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粮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呢?

由这种歧视所产生的恶果,则更是历数不荆就以“中央军”而言,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领的“天子门生”。大家唯领袖之命是从,将帅不和,上下倾轧,作战能力自然无法提高。但是犯起法来,大家都是黄埔同学,又官官相卫,蒙蔽最高当局。兹举一实例:民国三十年,五战区第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二团团长何中明(黄埔四期毕业),其团部驻老河口南三十里的仙人渡,曾将病兵三十余人衣服剥光活埋致死。何的同事见此事太残酷,乃据情报告长官部。我便派军法官及有关人员前往查办,并掘坟检视,情形确实,惨不忍睹。因将何中明扣留,交军法处审讯属实,判处死刑。本拟就地枪决,以申国法。不意中央当局闻讯,电令押解重庆军法总监部,旋即释放。因军法总监部内高级人员多系黄埔毕业生,狼狈为奸,尽管何中明罪无可逭,也可逍遥法外

可是蒋先生却最喜欢人家恭维黄埔毕业生是如何如何地好,杂牌部队是如何如何地不好。而他的左右又都是善于阿谀的人,于是蒋先生朝夕所听到的批评,和看到的特务密告,都正如他所想象的。因而成见愈深,欲消灭杂牌部队之心也愈切。

此种情形发展到抗战末期尤糟不可言。有些“杂牌”部队因久无补充,部队长官不得已向蒋委员长面诉衷曲,委员长表面上故作矜恤,温语有加,亲下手令,嘱兵站补充;然后视部队的系统,亲自电话或令侍从室主任吩咐,照手令上的数目拨给,或者打个折扣。若无电话预先交代,军政部的兵站就以库存已尽来搪塞。于是,有些部队长官探知个中内幕情形,为保存部队实力,免被淘汰失业计,乃勾结侍从室和兵站官员,实行贿赂,则武器弹药又可源源而来。军队为国捐躯,武器损失,弹药消耗自所难免,尚须向上级机关官员行贿才可得到补充,实为千古未有的怪现象。

“军队为国捐躯,武器损失,弹药消耗自所难免,尚须向上级机关官员行贿才可得到补充,实为千古未有的怪现象。”这可真令人称“奇”。

当我在老河口的最后两年,有一新编师奉调受五战区节 制。师长王认曲为黄埔第一期毕业生,深通此道。那时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得了委员长亲批手令,仍得不到补充,而王师长后来才得到手令,却领到了。王鸿韶参谋长便问王师长理由何在。王微笑告王鸿韶说:“其中有窍门!”王鸿韶追问其“窍门”何在。王说,他奉批得新枪一千支,他决定卖掉二百支,就以这笔款项向经管仓库人员行贿,如此他尚可实得八百支,比王缵绪一支也得不到强多了。

后来,傅作义也告诉我一件故事。某次傅奉委员长亲批弹械一批,可是傅在西安的办事处主任却无法领到。西安仓库主任老实不客气地告诉傅的办事处主任说,要领武器,一定要出钱。该办事处主任便发电向傅请示。傅说,钱当然付,不过可否请该仓库主任给一收据。那仓库主任利令智昏,竟真的给傅的办事处写了一张收据。傅有证据在握,乃立刻告到委员长那里。果然,委员长一怒之下,把这位仓库主任撤职了。可是不久之后,他却又当了另一仓库的主任。这种贿赂公行的局面,便是我们抗战末期军事行政的特色!

“尽管何中明罪无可逭,也可逍遥法外”-----这是“雄”的派头。

“军队为国捐躯,武器损失,弹药消耗自所难免,尚须向上级机关官员行贿才可得到补充,实为千古未有的怪现象。”------端的真令人称“奇”。

我国抗战的战略错误亦多。从基本原则上说,我们对一个优势敌国侵略的战争,应该是长期的消耗战,直到把敌人拖垮为止,决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自丧元气,消耗主力。所以抗战一开始,我们断不可把全国军队的精华集中在京、沪、杭三角地带,任敌方海、陆、空军尽量发挥其优越性能。蒋先生当时作这决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是由于他不知兵法,而好意气用事。因蒋的本性是绝对亲日的,但目睹失地千里,日本仍不满足,使他面子上无以自处,实在气愤不过,所以不顾一切,和它一拼再说。这是个绝大的错误。因为做统帅的人,甚至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一定要冷静,千万不可使气。一时冲动,往往正堕敌人奸计之中。第二,可能是他的策略。蒋先生本不愿全面抗战,他认为能把上海牢守几个月,西方列强可能出来斡旋,战事亦可乘此收场,如“一?二八”淞沪之战一般。这一想法显然也是错误。

一个“本性是绝对亲日的”“不愿全面抗战”的人领导全民抗战也是令人称“奇”滴。

整个战略之外,抗战时我方指挥系统的毛病亦多。最重大的一个缺点,便是蒋先生越级亲自指挥。前已一再提及,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抗战时,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抗战后对共军作战,他竟然连团长也指挥起来。他指挥的方法是直接挂电话,或直接打电报,故战区司令长官甚至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都不知其事。有时一军一师忽然离开防地,而前线最高指挥官还不知其事。但是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

“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竟然是最高统帅,也可称得上是“奇”吧

抗战初期,战场上表现最坏的要算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刘氏在河北溃败时,曾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但是不久,蒋先生又重用刘峙。据说,某次蒋夫人曾向委员长进言说:“外边闲话很多,刘峙恐怕不能再指挥作战罢?”

蒋先生说:“刘峙指挥作战是不行,但是哪个人有刘峙那样绝对服从?!”结果还是用了。蒋先生所喜欢的便是象刘峙那样“绝对服从”,自己毫无主张的庸才,因此,国军战绩也就不易表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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