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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 先打还是先谈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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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 先打还是先谈

前几天喊了一嗓子“知兵非好战”,原本是准备挨砖的,却没想到回帖的中的赞扬远超过批评,即使有不同意见的朋友也表现得十分客气,给马甲留足了面子。这倒更鼓起了马甲的信心,于是就想再说一段,讲讲自己为什么不主张“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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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关于台海局势的论断,比较压倒性的观点是“未来难免一战”,因此也就出现了许多预测和设想,总的看来是海陆空军特种部队一个也不能少,假想敌更是五花八门,有的类似于兵棋推演、有的相当于电子游戏。马甲记得有个方案动用了三十万部队攻击台湾,作战损失约百分之十,策划者的评价是“由于战术运用得当,有效地减少了伤亡”。

说实话,我不清楚这么大规模的战役在“正常情况下”应该伤亡到什么程度才算比较合适,但即便是三万人,我仍然觉得太多了一些。因为以我在网上看到的呼吁动武的激情宣言,如果联系到自己,最慷慨的态度也不过是“我愿意捐献一个月的工资”,好象并没有谁真的乐意为了“消灭湾湾”而送掉自己的性命。

马甲有个侄子(表哥的儿子)在空军场站当兵,他们的驻地离我家不远,所以闲暇的时候我经常会去军营里看一看。小伙子的表现还算是不错的,听指挥守纪律、身体也结实了许多,作为一个从未离开过父母的孩子,能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接受锻炼对他今后的人生会有很大的帮助。可也许是因为了亲戚的缘故,这小家伙虽然穿上了军装,但在我的眼里却依然是个稚气未脱的小孩,所以见面的时候我总是问寒问暖的生怕他受了委屈,完全没有感觉到他已然是祖国钢铁长城的一块砖,当然也就更没觉得自己还要受到他的保护。

前年夏天,暴雨成灾,洪水引发的泥石流冲毁了村庄和道路,市里各单位都组织人力投入抢险,当地驻军也参加了救灾。可没有想到的是,我那表哥和表嫂也千里迢迢的坐着飞机赶过来了,两口子守在现场站脚助威,一个手里拿着面包、一个手里端着牛奶,别人都在起劲地对付洪水,这两夫妻的注意力却完全放在了自己儿子身上。那倒霉的小战士气得满脸通红、根本懒得瞧父母亲一眼,而他的妈妈却不以为意,只是一个劲地说:“我可怜的孩子,在家里连衣服也没洗过,现在遭了这么大罪”,看她那意思,恨不能自己跳进泥浆里干活、把儿子换回来休息。

我当然不欣赏表哥表嫂的做法,但我理解他们。因为我心里知道,如果有一天战争的危险来到面前,我同样也是宁愿自己去前线挡枪子,决不愿意让孩子在战场上受到伤害。

这就是天下的父母之心,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国情。今天,我们军队中的绝大部分战士都是独生子,这意味着在战场上每倒下一个士兵,后方就会出现一个断绝香火的家庭——如果您还记得高考考场外那些父母的眼神,如果您曾见过大学新生入校时的熙熙攘攘的场面,您就不难设想,倘若把数十万青年送上战场并且出现了哪怕只有百分之十的伤亡,将会引发什么样的撕心裂肺。

诚然,“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但是,现在这批士兵的父母大都是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人,他们出生的时候遇到了自然灾害、上学的时候遇到了文革、毕业的时候遇到了下乡、工作的时候遇到了讲文凭、结婚的时候遇到了计划生育、生孩子以后遇到了下岗,等他们好不容易把独生儿子养大了,却突然有人提出要打仗……他们是背诵《为人民服务》次数最多的一代人,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社会到底应该让他们牺牲多少回?

所以,为了这些父母和这些家庭,我决不会主张“好战”。

当然还有另外的原因。

《左传》开篇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郑伯克段于鄢》,讲的是郑庄公治理国家的事迹。郑国国王姬寤生遇到了弟弟共叔段的挑衅,他一边装傻一边备战,等事情闹大以后就一家伙把老弟给干掉了。这办法很好很强大,但左丘明先生却有点不待见,不称姬寤生为“庄公”却喊他为“郑伯”,因为兄弟阋墙、不教而诛是“伯”一级小头目的伎俩,大国领导人应该展现仁义的魅力,先礼后兵才是负责任的做法。

我们现在也准备当“负责任的大国”,但我们现在的“负责任”却有点儿对外不对内。比如针对这次日本“毒饺子事件”,人大发言人的表态是“坚决不让不合格食品流出国门”,好象国内的人吃出了毛病就没啥关系似的。所以我们可以为了香港问题和英国人谈、可以为了WTO过关和美国人谈、可以为了奥运会和世界各国嘉宾谈了又谈,但我们却迫不及待地用铲车推平“钉子户”、漫不在乎地用“年画老虎”开玩笑,甚至我们网民也缺乏平等协商的耐心,总是手里捧着“反分裂法”、眼睛盯着“战争红线”,恨不能立刻就万舰齐发地杀将过去。

战争的“红线”不是公路上的限速牌,政府也不是手捧雷达仪、随时准备从马路边上跳出来没收执照的交通警。负责的大国首先应当对自己的人民负责,负责的“大国民”首先应该具有彼此关爱的觉悟,很难想象一群动辄就鼓噪着对同胞动武的国民和一个对生命缺乏尊重的国家能够真正承担起全球化的重任——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征途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会用客观的、民主的态度去观察和交流。这交流的目的是为了在完善世界的同时也完善我们自己,这交流的重点是尽最大努力去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暴力,这交流的对象当然也包括了台湾同胞。

前些日子,有朋友为“入联公投”的事情打赌说会不会与台湾开战,马甲没有参与这件事。因为我觉得如果台海战争的爆发需要用赌局来猜测,那未免太荒诞了。人家小布什打伊拉克都要编个理由请国会议员表态呢,何况我们这是要对自己的同胞动手。

我不知道那些主战的朋友是否意识到:如果在两岸民众仍处于犹豫观望的情形下“断然”开战,固然能够实现领土的统一,却有可能导致华人族群的大分裂,并极有可能在现在已有的七七八八的“难民”群体之外制造出一波更大更痛苦的难民,而这些因“统一”而被迫分裂的现象,不仅将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也将会是现代民主政治史上的一大不幸。

马甲我不能够预测那些难民的心境,但我这里有一封前国民党伞兵司令张绪滋先生的信件,张老先生晚年移居加拿大和美国,生活过得十分窘迫,但这位八旬老者却依然以宗国强(中国强)的名义在《北美日报》上发表文章,感怀“祖国进步,为我心愿”,“希望祖国赶快强盛,希望台湾早日回到祖国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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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绪滋先生的来信及全家照

如今在台湾、在海外,依然有着许许多多象张老先生一样祈盼中国强盛的人民,只要有他们存在,我们就有和平统一的希望。所以,为了那些与我们同宗同文并且有着相同道德理念的同胞们,我决不主张轻言“好战”。

不好战并不意味着消极忍让,更不意味着放弃统一的目标,因为除了选择战争,我们还可以采取其他的积极方式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政府曾经无数次重申:“以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地区争端是我们的一贯主张”,那么,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更没有理由不遵循这个原则。

众所周知,海峡两岸一直都保持着对话,但目前的对话还仅仅维系在“隔空对嚷”的水平,台办发言人对媒体发表声明的样子有点象是《手机》里的那个广播员,“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让问一声,最近你还回来吗”——这虽然具备传达信息的功效,却没能发挥出交流的作用。

所以光有“喊话”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谈判。但我们分明也谈判过,汪道涵和辜振甫就曾经谈了好多个回合,结果两个老头都死掉了却依然不见什么成果(用郑智化的语言说就是“两岸不通航,辜汪谈一谈,谈判就象谈天,还是没主张”),因此现在再提起谈判,台湾那边不抱希望,大陆民众也兴趣不大。

于是我们就应该考虑考虑:谈判中的问题出在了哪里?

长期以来,我们的观念是把“港澳台”当成同一个大类来看待的,这其实并不准确。香港和澳门的背景是殖民地,那里的居民原本就没有多少政治权利,所以我们只要把“大陆市场”和“区域自决”捆成一个大礼包送过去就很能够让人满意了。但台湾却不同,他们早已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政治体系,在经过了蒋氏“军事管制时代”之后,人们对宽松的民主氛围十分珍惜,并且由于长期受到妖魔化教育的影响,他们对共产党的“独裁暴政”有着极深的误解——就象我们绝对不愿意再回到文革时代的梦魇一样,台湾民众也对回归大陆以后的政治前景心存疑虑。这不是个法理问题,这是人之常情。

所以杰弗里豪与周南讨价还价的时候可以把香港人关在门外,而辜振甫和汪道涵关起门来就谈不成什么事;所以“特首”、“特别法”乃至“特区军队”对台湾而言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他们已经拥有过这些东西,曾经的八百万军队都被打得落花流水,哪里还会在乎什么;甚至“三通”、甚至市场、甚至免税的农产品都不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安全感,因为他们在大陆也曾经有过土地和财产,只不过一声令下之后就灰飞烟灭了……

所以,如果说收回香港的谈判其实是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的权谋较量,那么统一台湾的谈判就应该是两岸之间的理解和交流,前者凭借的是实力、后者依靠的是信任,两者的性质和任务是完全不同的。象以前那样高来高去的隔空对讲,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实际意义。

两岸协商已经中断多年了,这其中当然有民进党执政的原因。中央曾经明确表示不会和陈水扁之流洽谈,那么到了今年,我们终于有希望迎来了重开谈判的可能。

谈判是妥协的艺术,真正的谈判是双方为求得互利互惠而进行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两岸谈判的目的不是兼并、不是征服、更不是分封诸侯,我们眼里的台湾不是那“第一岛链上不沉的航空母舰”,所以我们不该拿它作为宣示自己军事强大的祭旗;我们谋求祖国的统一也不是为了在某个或者某几个领导人的记功簿上添加勋章,所以我们不必非要制定什么完成大业的时间表。

统一,是我们全民族共同的福音,是为了让离散多年的家人们言归于好并携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妥协的准备、要有约束自我的觉悟,因为我们的让步是把机会留给了我们的亲人,而反过来,这些让步也将会改善我们自身、给中华民族带来更大的好处。

前些日子在一个晚会上看“SHE”唱歌跳舞,三个小姑娘把一段绕口令念得溜溜熟,其实我并不喜欢这种唧唧喳喳的表演方式,但我依然很高兴她们把歌名定为了《中国话》,而不是叫“华语”或者“大陆话”什么的。我当然知道这其中或许有一些商业方面的考量,但我更愿意相信是大陆所提供的宽广的舞台使这几位台湾女孩自觉地把自己的身份和责任与“中国”这个概念联系在了一起。

台湾需要更宽广的舞台,而我们能够营造并提供这个舞台。

1989年的夏天,我正在外地出差,有天中午,几乎全县城的电视机都把音量放到了最大,大家都在播放着同一个节目——“来自海峡的歌声”。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了姜育恒、黄莺莺,第一次知道了MTV,第一次知道可以把流行音乐做得这么美妙动人。但那时候台湾的一线歌手很少愿意到大陆来,因为当时我们的舞台太差、我们的市场太乱、我们的水平太低,所以他们心目中的表演圣地只能是香港的红墈体育场。

港台的歌声刺激了大陆乐坛的变革,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复苏和崛起,我们如今已经在音乐市场里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再大牌的港台歌手也不敢忽视大陆歌迷,新生代的唱将们如果不能到北京吼两嗓子根本就不能算做是“红”了——这说明交流能够开拓视野,合作可以促进改善,竞争产生了双赢的结果,使两岸民众的娱乐质量都得到了提高。

音乐如此、市场如此,政治协商也如此。两岸统一是政治领域中的大事,我们当然应该提供政治上的便利和保障,所以一旦谈判重开,台湾人士极有可能出现在大陆的政治舞台上。

虽然不知道将会有哪些人物担任这个舞台上的角色,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了解台湾政治人士的渠道远比了解我们自己领导人的渠道要方便得多。

记得有朋友披露:如今大陆高层已经得出“台湾政界再无可信之人”的结论——这其实不算什么“发现”而应该属于“公理”才对。因为政客从根本上说从来就只有高明不高明之分、没有可信不可信可言。诚信的政府不是由一帮本性诚实的官员主动缔造的,它只能由渴望诚信的民众监督产生。当“强势”的大陆置疑台湾的时候,“弱势”的台湾更会怀疑大陆,在我们充分证明自己的诚信之前,台湾民众绝不会要求他们的政客在两岸问题上做出保证——这是丛林法则,这是狐狸对待老虎的态度,和政界的人品没有关系。

台湾问题远比香港问题更加复杂。当初的撒切尔首相和杰弗里豪大臣签完协议以后就可以回到女王身边去了,但台湾却不同,一旦谈判成功,他们需要和新的体制在一起共同生活。所以台湾民众的要求更多,所以我们应该有所让步,让台湾同胞参与到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来。

说到政治,有朋友认为台湾的民主是“恶的民主”。其实我更愿意称它为“不正常的民主”,他们在不正常的环境下不可能有正常的政治,但无可否认的是,台湾对民主的实践依然比我们要更多一些。

马甲我个人觉得让台湾同胞参与甚至监督我们的政治生活并不是什么不能容忍的事。今天,既然我们自己培养的资本家可以公然反对《劳动法》,那就何妨请老牌的资本家也来讲讲剥削的原则;既然我们自己的医院院长认为“看病不难”、 我们自己的官员认为“学费不贵”,那就何妨请海外的精英也来谈谈民生的体会;既然我们自己的劳工代表水平低、拿不出什么正经提案来,那就何妨看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受压迫者有没有象样一点的主张……台湾那边有参与政治的需求、他们也有政治监督的经验,即便让李敖到两会上去胡说八道,至少他还能说得比较幽默一些。

所以我主张解决两岸问题的办法不在于打而在于谈,谈判的重点不在于军事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进程。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最终实现了“和统”,那原因不会是我们的军队吓倒了对方、不会是我们的钞票收买了对方,只能是因为我们对于民主政治的理解获得了对方的认可。

我主张谈判。我认为我们不仅可以通过交流增进信任,还可以通过监督来修正自己。在尝试和平统一的同时也改善了我们的体制,这对于促进全民族的进步很有意义——谈判是一种手段,更是一个契机,它需要台湾和大陆民众的共同努力,我们不要放弃了这个机会。如果仅隔着一条海湾的同文同宗的我们都不能达成基本的体谅,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说服世界、还有什么资格去充当“负责任的大国”。

但谈判毕竟是困难的,为谈判而约束自己、改变自己就更难,也许有的人会觉得与其“审势”“攻心”甚至放弃既得利益,不如干脆打一仗来得更快一些——如果真要这样想,我也没有办法,但我希望人们在决定战斗的时候心里能够明白:一旦炮弹出膛,我们将赢得什么?我们又将错过什么?

我这人向来不愿意以龌龊的推断去猜测自己的同胞,所以我不主张在两岸问题上以生死相抗。我宁愿慢一点、谨慎一点,在使用极端手段之前尝试一切可能的解决方案。

但如果事勿我愿,我心目中的“知兵非好战”也不是完全的放弃战争。

如果我们已经付出了和平的努力,如果我们的努力付之东流,如果战争最终不可避免,在选择最后手段的时候我不会去在乎采用什么作战方案更加合理英明。只是,如果有可能,我愿意在战场上走在孩子的前面为他们趟地雷,我希望能够最后一次告诉他们:辱骂和挑衅不是战斗,只有尊重生命的理想才值得用生命去捍卫。伟大的战士应该满怀对民众的关心,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奋斗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牺牲。

元宝推荐:晨枫,landlord,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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