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茫茫烟蔓寻何处--寻吴佩孚遗址（上） -- 边寒剑

与苏联人的愿望适得其反，自兹吴佩孚更加仇视苏俄人，也更认定“赤化”只会毁灭儒家的中国。对吴绝望后，苏联人才开始专一对广州孙中山的工作，这才有了国民党的起死回生，这才有了国共合作的怪诞局面，进而有了北伐的胜利与北京政府的垮台。须记，在北洋政府时期，无论是段祺瑞、吴佩孚，还是张作霖，不管哪个系的军阀当政，都不愿放弃外蒙的宗主国地位。

　　读过四书五经的吴佩孚，不独对外立场坚定，对内也爱憎分明。知道吗？让我们中华民族引为自豪的故宫得以保全，谁知道竟与吴氏的一声断喝有关――若不是他的旗帜鲜明的反对，紫禁城里最精华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怕早被所谓的西式议会大厦所取代！

　　那时，挤在宣武门内象房桥国会厅里争吵不休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简直昏了头，居然要拆除封建王朝的三大殿，在其废墟上另建宏殿“当家做主”！

　　某年我去宣武门的新华社找人，无意走进北洋时代的国会厅。圈在国家通讯社大院儿里的一座灰砖建筑，被众多十几层的高楼困于垓下，一副四面楚歌的可怜相。若不是门口嵌一块标牌，谁也不知道此乃近代中国的议会政治的肇始之地。

　　现为新华社内部小会场的旧国会议事厅，面积的确小点了，但谁知道第一代中国议员们竟有过“动迁”的惊人念头！

　　话说当年，洛阳吴大帅惊闻此讯，立马直接把一封电报拍给了大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四位，而偏偏不给当事者――参众两院院长！

　　电文依然是掷地有声的吴氏风格：

　　……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

　　老吴是谁？一句顶一万句！各报刊登载了吴氏通电后，颂扬吴帅之声鹊起，抨击国会之议潮涌，“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的威严号令让始作俑者噤若寒蝉，故宫三大殿方幸免一劫――“大地百国之瑰宝”与“世界遗产”实为同一个词。

　　当然，现在每天挤在故宫里游览的人们，是不会记起北洋时期一位爱国军人对这座“世界遗产”所做过的贡献的。不信，你若随便找个游客问问，人家一定会瞪你一眼：老吴是谁？

　　前年春节，我在安徽黟县的西递村里见到过一幅落款“吴佩孚”的书法，是那首千秋传诵的唐诗：

　　寒雨连江夜入吴，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

　　晦暗而破损了的长幅，敷着一层塑料膜悬在数百年前徽商的堂屋里，让我怦然心动。细看看，字也流畅，墨也沉香，读一读暗红方章，倒也是“吴佩孚印”。但附在上面的标价总有点让人生疑――堂堂吴大帅的遗墨就值区区三百八十元吗？

　　我终于没敢买下这幅字。造假之时风早已灌满这曾以“诚”为本的徽商之乡，这里几乎家家为店，店店有“古董”，但有几家的“古董”不是为天南海北的游人“订做”的？那一天，我只花二十元钱买了一柄显然是被做旧了的“卧佛如意”以充镇纸，写这本书时摘抄一些文字，就是用的这柄“文物”。

　　那幅“吴佩孚书法”未买回，但那首王昌龄的韵句却被我吟了一路，我不时地揣摩着我的那位山东老乡当年狂草这首诗的神情。

　　是的，有书为证，秀才将军落魄后常应求字人所请题写这首唐诗。这首流露着淡淡的萧瑟离愁的古诗，这首标明作者表里澄澈的情操的绝唱，一定是下野大帅的最为贴切的感情载体。

　　只是，他的被腐恶的政治和溅血的战争所浸泡过的心并不是一颗“冰心”，而且，更要命的是，他所处的环境，也更不是“玉壶”。刚才我说了，它像肮脏的泥淖。

　　倒是什锦花园里的这座仅存的小院有点像“玉壶”――口小肚大，遗世独立。所以，吴子玉就天天呆在里面做着他最后的人生残梦。

　　憋在“花园”里的吴佩孚肯定天天都在后悔，恨自己没能挣脱封建道德的束缚，不忍背叛一味胡来的老上司曹锟，不能容纳反对过自己的各种势力，不会为长远利益暂时与敌手妥协，以致从历次大战中走出来的凯旋者最终成为腐败时局的牺牲品。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他都是胜利者；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眼看又要获胜，功败垂成之际，万不料肘腋生变，部下冯玉祥突然叛乱，回兵京城，一举囚禁了曹锟大总统，推翻了直系控制的北京政权。成为冯氏政治资本的“北京政变”不光使直系军队猝然兵败，而且还使吴佩孚这位军事天才直坠万丈深渊里，再也无力爬回到政权的平台上来。

　　表面看来，是部将冯玉祥害苦了他，冯于阵前的反戈一击令吴猝不及防应声落马，随之遭乱蹄践踏以致终其生亦未能复元；但更深一层原因，是曹锟连累了他，曹三哥买得“元首”高位坐定后，因个人能力的低下，致使中国政坛更加纷乱，国内局势更加动荡，人神共愤，终使直系功败垂成，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中国之梦也成为泡影。

　　其实，吴佩孚最终成为悲剧人物，更深一层原因是他太固执于头脑里的封建传统观念了！

　　无论主公如何无能，他决不取而代之――老上司曹锟那么不受人爱戴，入主中南海后只知道整日寻欢作乐，他却宁肯躲得远远的(在洛阳)也不愿“犯上作乱”；

　　无论局势如此变化，他决不改弦更张――当初惊悉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叛变、本军形势危急之际，他的日本顾问焦急地请其与昔日的老师段祺瑞携手对付危局，他却大谈“千古不磨之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坚称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决不做违背四千年“成文宪章”的事；

　　无论叛将如何讨饶，他决不宽恕容纳――冯氏的国民军发动第二次政变后，满以为驱逐了段祺瑞会使吴佩孚高兴，便通电要全军投靠吴氏门下，吹捧“吴玉帅”有“命世之才”，并表示：“此后动定进止，惟吴玉帅马首是瞻”。但他接到通电后，却只批了四个大字：“全体缴械”，愣是把送上门来的大礼掷出门外，生生逼得国民军又变成一块又砸回来的石头；

　　无论外力是否可借，他决不稍加利用――苏联人、日本人都没住声儿地拉拢他，都想赔本武装他的部队，但被他一概拒绝(在这一点上，他既不如蒋介石，也不如冯玉祥，人家是借了老毛子的资金壮大了自己，然后，再翻脸不认人。

　　只要他不那么“坚持原则”，只要他稍微通融一下，他本人的命运乃至北洋集团的命运，都极可能因而改变。

　　惜乎哉！从这一点来看，他吴子玉至少又晚生了两千来年！

　　不过，即使在春秋时期，这种坦荡荡的君子做派就已经成为社会的笑柄了：那个“仗义”得非得等敌国的军队上岸列好阵后再出兵的宋襄公不就是个例子？那个一边整理着被砍歪的帽子一边嘟囔着“君死冠不免”的孔夫子的弟子不也是个例子？无论中外，在政治舞台上，不讲权术的演员只配出演悲剧角色。

　　从关于吴的个人悲剧，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中有一段中肯的评论：

　　即便是吴佩孚这样“知书达礼”的“儒将”，也是满脑子的封建思想。他最崇拜关羽，在“上下”、“尊卑”、“主从”之类封建道德束缚下，他明知曹锟当总统的时机尚未成熟，虽曾极力表示反对，但终究不能不服从他的那个昏庸的上级。吴在直系三派中兵力最强，曹锟实际上不是他的对手，但吴就是不敢取而代之，始终被曹氏家族牵着鼻子走，最后一同走进火炕，成了曹锟的殉葬品。

　　这本书是1987年出版发行的，那样一个尚有思想禁锢的时候就能在这样一本权威的“史”中“偏袒”一个前朝军阀，可见吴佩孚的下场着实有些让人惋惜。

　　不过，随着前苏联关于中国问题档案的解密，我对吴佩孚有了更深的怜悯：也许，在那样一个纷乱而贫穷的时代，不管是谁走上政治舞台中心，不依靠某一强国，就真的不能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就真是必然要走向灭亡？

　　莫非，这就是吴佩孚人生悲剧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

　　我们从玉壶状的院里步出。

　　刘建国领我们到小院外，其南侧，是原先“花园”的正门，但现在已经被一幢三层火柴盒状的小办公楼堵住了。这座楼是三年前刚刚兴建的。楼把当年的长廊阻截了，被截肢的回廊缩在大楼的阴影里，任流寒漫过。一堆自行车和废弃的办公柜等随便依在墙根儿，几只蒙着厚尘的红色消防桶在朔风中轻轻摇头。

　　就是盖这座楼的时候，挖地基的民工发掘出了一串罐罐，从大到小，好几个――刘建国说起当年的意外发现。都以为是大军阀的家，一定埋着什么值钱的东西，结果呢？他笑了，嘁！里面什么也没有，后来听说，那是些普通的地漏子――渗水用的家什。想不到这么大的人物，家里什么金贵的东西也没留下来。

　　刘建国说着，表情既失望又不乏对已故主人的钦敬。我趁热打铁地给他讲了一点吴的晚年。

　　吴佩孚晚年，一直呆在这座大院中，直至谢世。

　　北洋时代的吴大帅偃旗于四川白帝城数年后，静极思动，便借调解西北地区汉回民族纠纷之际，起身去了甘肃。时值“九•一八”事发，西北五省的新军阀们见天上掉下个吴老帅，连忙联名通电中央，要拥戴他出山领导抗日。通电云：

　　窃以吴上将军子玉，为国元老，韬晦蜀中，于兹数载，虽身寄乎山林，心常系于国家。值此外患危急之秋，翩然莅陇。谢安虽老，共仰东山。矧其前戍辽东，适逢日俄战役，满洲形势，日本军情，观察靡遗，了如指掌。应请中央及全国袍泽一致敦请出山，主持对外军事，为政府外交之后盾，做人民救国之先锋。

　　你看，连吴氏早年曾在日俄战争中的经历也成了人们拥其出山的资本。只是，蒋介石深恐吴佩孚真的东山再起，便一面电请“玉帅”入京共谋国是，一面急令杨虎城部进兵兰州压迫老吴赶紧走人。吴佩孚最后的机会失去了。他再也无以号令千军万马的可能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初，他不得不离开甘肃，辗转回到旧日京城。

　　虽不再是威风一时的孚威上将军，但吴佩孚依然保持着不屈的尊严，他的数百人之多的卫士，戴的既不是“国军”的统一帽徽，更不是日后汉奸部队“华北治安军”的丑陋标志，而是一体的嵌着“孚威”两字的特殊徽章。胡同两端，“花园”门前，吴氏卫队定时换岗的景象一定是蒋介石和后来的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城里的一道特别扎眼的风景――落魄的北洋巨人竟然能把独具的傲骨完整地保存在了这条狭长的胡同里。

　　执政了的蒋介石先生显然是一位很看重军人骨气的人，他不仅没有羞辱曾被国民政府通缉的败将吴佩孚，反倒允许“孚威上将”保留昔日的尊严，还曾请孔祥熙持自己的亲笔信前来北平登门看望并赠款了其十万大洋。秋日，蒋氏甚至借北上之机设宴款待了吴佩孚。胜利了的总司令与败军之帅的相见，当朝与在野的地位，恐礼节重于内容。当年接纳过吴佩孚的川籍军人杨森称，蒋吴会面后，“自此遂成莫逆”，显为溢美之辞。两个都够倔强的汉子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见面，气氛想必融洽不到哪里去，但蒋氏对前辈军人领袖的敬重却实在令我意外――原来他和吴氏一样，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没骨头的军人，不信你数数看，投过来叛过去的，有几个将领能得到蒋介石的真正尊重？

　　若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吴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里颐养天年的。可是，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残梦。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初夏，日本人通过卢沟桥事变快速侵占了北平，一直不肯去南方做蒋的清客的吴佩孚没有离去，成了敌寇辖下的高级寓公。

　　和吴一样留在北平的一些有身份的人士怕死也怕失去悠闲的日子，便催眉折腰事倭寇，其出任伪职的经历成了终生难以洗净的污点，这其中不光有吴的一些北洋同僚与旧部，也有北大名教授周作人这样的名士。

　　像所有的异族统治者一样，敌寇急于在占领区建立从属于自己的傀儡政权。南方，中国正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下进行着艰难困苦的全民抗战；而华北则一直有剿不尽的共产党军队在打游击战。日本人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不对付的中国人，一是中国当朝二号人物汪精卫，一个便是曾统兵近百万的北洋时代最有人格力量的吴佩孚。他们希望“汪吴合作”，一南一北，一文一武，敦请这两位强人出任傀儡政权的头儿，则亡华春梦便可从速变为现实矣。

　　对占领者来说，实在是不幸的很哪！尽管长得像面首一样可人的汪精卫先生终于答应“合作”、甚至从中国战时陪都重庆逃到法国人控制下的越南河内了，但一直在日本人手底下的吴佩孚将军却沉默如山，任冷落多时的什锦花园突然冠盖聚集说客盈门，却统统无济于事！

　　一波波污流浊水漫过来又退下去，极想把这位闲着也是闲着的退休大帅拉下水，这其中，既有他的前部下、后来当了汪精卫伪政权的军事首领的齐燮元，更有战后被国际法庭绞死的甲等战犯日本驻华特务机关首脑土肥原贤二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吴佩孚不为所动不受抬举不肯附逆，天长日久，院里松柏本色不凋。他甚至极少迈出自己的家门了，即使汪精卫敦请其去日本占领军机关或别的什么地方会晤他的请求也无不统统落空。

　　本来，日本人对吴佩孚是寄望极高的。且读一份二战后日本“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撰的一段文字：

　　当时(1938年――引者注)日本军以破竹之势，席卷华北、华中、华南。以王克敏、梁鸿志、德王为首的政府相继成立。土肥原作为陆军、海军、外务三省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在策划在三个政府之上建立以吴佩孚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工作……

　　倭的眼里只有你。为所谓的“吴佩孚工作”，日本人已耗资三千多万日元。

　　其实子玉先生也答应过“出山”，条件也极简单，只一条，即：请日本人撤出包括东北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而且，他也确实令旧部于河南开封一带集结改编成了“皇协军”，甚至还派人在山东境内招过兵，只是后来该部“全部潜逃”，“回归重庆军建制”(日本人语)人们才知道了吴氏的初衷。

　　对于那个谄媚地笑着的汪精卫氏，知书达礼的吴佩孚也回过信，不过话说得很有原则：“公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你只要还留在日本人占领区，就别他妈的来烦我！

　　日本人还越俎代疱地在什锦花园为他安排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他，放下打印稿，一字一句地说：

　　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

　　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他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容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

　　恼怒的日本人终于体味到了十几年前的苏联人所体味到的绝望，即：这位腰板笔直的中国军人领袖断断乎不会屈服了。

　　就在这时，身体健壮的吴佩孚意外地被一块搀在饺子馅儿里的骨碴硌伤了牙，几天后，两腮红肿，疼痛难耐。于是，华北伪政权的军事首领齐燮元和一位担当特务机关长的少将(一直尊吴为老师)带日本军医处长、护士急匆匆赶来，对他进行了治疗……

　　是为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2月4日。从突患牙病到蹊跷辞世，只有短短的十天。

　　人们遗憾过，当时吴大帅并非必死无疑，德国医生曾前来他家为其诊治，只要他肯去受国际法保护的东交民巷内的外国医院，遭暗算的英雄之躯或可有救。可他，宁死不肯违背多年前向国人所做的承诺(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

　　于是，在日本人与汉奸的假惺惺的鳄鱼泪里，在抗战领袖蒋介石委员长的悲切的吊唁声中，在家人与部下号啕哭别声中，北洋集团里的惟一儒将、性情倔强的吴佩孚魂归蓬莱仙山，惟余他手书的那幅长联在这故宅正堂的墙上瑟瑟而泣：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怎么说，这也是个英雄啊！小彤忽地冒出一句喟叹。

　　大院西侧，还有半爿灰瓦红柱的老房子，与我们看过的东院遥遥相对，只是已经不似东院这般完整了。一东一西两簇清时旧房被大院当中的五层鲜亮的主楼比得十分猥琐，而主楼前正触目惊心地堆放着一垛红砖与一垛方方正正的花岗石――无疑，破旧立新工作尚未结束，基建的同志仍要努力。

　　刘建国是破坏的见证人与参与者之一，他指着主楼前的篮球场说着几年前愚公移山一般毁掉此院内的大片假山的痛心旧事――

　　都完蛋了，八个院儿好歹留下了你们看过的那么一个小院儿，还是我们单位自己出钱修的，至今也不是文物保护单位。

　　我忽然悟出，整个吴氏帅府应该很大，甚至现在这座巍峨的主楼也不会是当年主人的正屋位置，因为按北京四合院的布局，临街大门正北方的小院不应该是豪宅的正屋，正屋理应在大门内的西侧。如此说来，刚才我呆过的那个小院儿可能只是吴佩孚的“八大处”之一处――成为寓公的吴子玉仍像当年一样，在自己身边保留了完整的政务、参谋、秘书、交际、军法、军需、军医和副官八个处。没有子女的吴佩孚正好可把他的八大处分配到八座相似的小院中。除八个小院儿之外，吴佩孚应该有自己的会客大殿，卧房，应该有自己的后花园；众多依附于他的门客和三百多官兵的卫队，也应该有足够大的生存空间啊！

　　也就是说，我看到的，只是当年“花园”的一小半儿而已。

　　握别刘建国，回到什锦花园胡同，我对着已经堵死了的原此院大门拍了张照片。灰墙灰瓦，貌不惊人，只一辆废弃了的“拉达”轿车蓬头垢面地厮守着。谁也看不出，这里曾是一位中国历史上特立独行的元帅府第。

　　相邻的一个高门第，即路口标牌标明的那座19号四合院。“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的铭牌在斯，但没注明是哪位大人物的故居。石阶未损，朱门紧密，绿框整洁，描檐工丽。京城胡同里常见这种风景，即表面上依如旧宅，但整修一新的门窗墙瓦和紧闭的大门让人敬而远之――里面住着的一定不是一户平民百姓。我们正要掠门而去。不想一辆小卡车在门前停住，下来两人叫开大门，称是“送气儿的”。里面马上闪出一年轻人，验明来人身份后，遂大敞其门并卸去高门坎，帮来人从车上往下卸一罐罐燃气，再一罐罐儿地往院里滚。

　　我瞅着空当，言明来意，青年门人乃准我等入内一览，并说这是张部长的家，不让参观，但记者嘛，看一眼无妨。至于张部长是什么部长，小伙子也说不清楚，只说是部队的，当过中央委员，九十多岁了，住在第三进院儿里。

　　后来，从《北京文物胜迹大全•东城卷》里，我查到了有关什锦花园胡同19号的文字，称其为晚清建筑，保存完好，曾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亦即令人恐惧的“军统”首领戴笠在北京的住处。

　　吴氏旧宅的位置如此之重要，大大地令我开悟：往北，仅隔三

　　条胡同，就是原先的铁狮子胡同！也就是说，不管是北洋时代的国务院，还是日本人占领时期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部”，面南而堵的，正是咄咄逼人的吴大帅府。有老吴在斯，哪个当政的北洋总理不忐忑？那些异族的占领者更是终日惴惴不安！

　　所以，吴佩孚只要呆在这个偌大的院子里，一股子森然的正气就像院里的那株古树一样，深深扎根于旧朝帝都中心，并且，超然于市井之外。旧时的建筑可以修复，但古树却无以再造，树对于时光之忠诚是万难作伪或克隆的。所以，我不再吱声，只是回望着院中央那株残存下来的弯木，默默地行了一个注目礼。

　　抽了没事儿的一天，我请插队时的好友李信伟驾车陪我去找吴佩孚的墓。借着顺利找到吴氏故宅的运气，我想再试一把儿。

　　我只知道京西多古墓，吴佩孚也埋在那一带，在海淀区的一个叫普兰店的村外果林里，再一无所知。

　　李信伟“玩车史”比较长了，下乡时即把村里的一辆趴了窝的手扶拖拉机鼓捣好并因此当上没有驾照的司机。他相信我的“考古”直觉如同我相信他的娴熟车技，所以一路上不停不问，“捷达王”直奔玉泉山下。

　　在一条两边有粗大的杨树的柏油路上疾跑了一会儿，我感觉快到目的地了，便在一处村外停住车，进路边一小店打听普兰店村在哪个地方。

　　屋里面烟雾弥漫，店主正与一帮哥们儿在“砌长城”，他叼着烟卷儿头不抬眼不睁地回答我：这就是普兰店。

　　我怎么这么好运！

　　车进村庄，顺道绕弯，路边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和两个南方模样的青年夫妇在晒着太阳聊天，南方人应是在此租房的打工一族。停车问有无吴佩孚的墓，南方人不晓，倒是那位缺了牙的老太太嘴巴一撅：那边就有个挺大的将军墓。

　　窃喜。拐弯便到。

　　村东土路边，是一片苹果园，三五青壮年农民正在拾掇农活。园中，一座有些规模的穹型圆墓背路而筑。

　　我不禁小跑过去，为吴佩孚墓的表面上的完整如初而颇感意外。但到了近前，才知并非吴墓，是“显考曲公同丰伟乡将军之墓”。

　　曲同丰？我怔了一下――不就是段祺瑞手下的那员皖系大将吗？那个被学生吴佩孚打得落花流水的前保定军事学堂的老师吗？那个在惨败后求见孚威将军却被拒见的皖军前敌总指挥，那个当过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航空署署长和空军总司令的北洋集团里重量级人物，他怎么也埋在这里？这个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湖北军人，第一次直系战争中受尽凌辱(吴军的士兵们竟上前来一根一根地揪他的胡子)，虽说后来东山再起当过张作霖麾下的“安国军”某军军长，但毕竟元气大伤。按说，他恨死了让他蒙受奇耻大辱的吴佩孚，却不料，他与当年战场上的死敌同眠一地了！

　　皖系，直系，都入黄土里。

　　曲墓为近年新建，从墓碑上看，是其子女集资重修的。原墓想必毁于“文革”。同是京西名人之墓，“破四旧”时，连附近的万国公墓里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烈士墓碑都被推翻了，何况一个军阀的土丘？

　　打听农人，吴墓何在？农人遥指村外路北。

　　我们复驱车横穿公路，远远见荒野里有一半圆建筑。驶上一座入村的小桥，见两位穿迷彩服的年轻士兵在压腿弯腰自我操练，便问军阀吴佩孚的墓是否田中那座“馒头”。军人相视摇头，说，听说过吴佩孚的墓就在这一带，但不知到底在哪儿，田里的那个圆堆不是墓，是座老碉堡。

　　瞻前顾后，再无明显土堆，惟那座“碉堡”似墓，便疑兵士不谙民间事，复下路请教一位正在疏林里耕作的老农。老农抬手一指那孤零零的圆物：那就是嘛！

　　果真是它！

　　一旦踏着软软的松土真的抵达吴佩孚墓下，我反倒有些踟蹰了。这位民国英雄的归宿虽不出意料地惨淡，但所见还是让人略感酸楚――

　　半圆的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大墓没有任何标识，更没有名人之墓应有的一些附属物(如围墙，如松柏，如守庐的房屋)，上部的表皮剥落得极为褴褛，下部干脆全然裸露了，只余那些嶙峋的大石子儿在不停地硌眼；更惊心的是墓身上有两处被凿开的不规则的洞，如同两只被戳瞎了的眼窝在幽幽地瞪着世人。

　　我知道，这肯定是“文革”的“丰功伟绩”，在毁灭历史方面，史无前例的那场“大革命”是人类史上最彻底的一次文化暴行。

　　我绕墓一周。北面有两扇水泥墓门，被粗壮的铁箍所固，门隙间有砸过的齿痕；其上，是一长桌状水泥台，疑是当时的供台。我跃上台子，摸了摸早已凉透了的墓身，心里越发冷了。墓南侧有个更大的洞，大到足以让我和同伴把头抻进去看。只是墓室里太黑，得定一会儿睛后才能看得清里面――

　　偌大的墓室里空空如也，高旷的内壁上有几行看不清的标语遗痕，再往下，一地乱石。

　　冬日的太阳，早早地倦怠了，才下午3点多，就恹恹地要回西山了。旷野风起，疏枝齐瑟。北面是著名的玉泉山，那个有名的宝塔正无奈地瞅着我们几个探墓者，从六十多年前吴佩孚被轰轰烈烈地送到这块地上，这塔就目睹了吴墓的沧桑。

　　当年，噩耗传出冷清的什锦花园吴公馆，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立马重重祭奠了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连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志哀。

　　吴佩孚之死，一直有三种说法。

　　一是被日本人害死说，这也是在大陆和台湾都认同的一种说法。

　　一是被国民政府的特工人员投毒致死说，这是当时汉奸报纸上的说法。

　　还一种，即患牙病并发败血症说，这是参与“吴佩孚工作”的日本高级间谍的说法。

　　乍看起来，后两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因为蒋介石怕有影响的“旧人”与日本人合作，确有过此类“前科”――汪精卫逃到河内后，他即命令军统人员前往制裁过，只因汪氏命大才侥幸苟活了下来；与吴佩孚一并被日本人考虑的前北京政府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也是刚刚与日本人在上海滩秘晤后便被人枪杀的。但明眼人都知道日本人的一贯把戏，十一年前的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时，不也曾被日本人宣称是“南方便衣队”所为？没谁相信只害了几天牙病的吴大帅会寿终正寝。

　　日本人为什么要隆重追念吴佩孚？是善搞诡计的日本人在继续作秀？还是他们的确为吴的民族气节所感动？――有时东洋人也会对宁死不屈的中国志士表现出比较奇怪的敬意，数年后他们不也曾朝与他们战死的张自忠将军的遗体列队鞠躬致敬并妥善收殓了吗？

　　对吴佩孚之死，真正感到难过的是远在巴山蜀水的中国中央政府。打败了吴佩孚的蒋中正先生亲致唁电给北平什锦花园吴公馆，盛赞了吴子玉先生：

　　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

　　国民政府与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分别决议，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在中华民国的军人荣誉史上，这是一项至高无上的顶戴。陪都的报纸上，更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

　　还一点耐人寻味的是，国共两党都对他们第一次合作时的仇敌之死表示了相同的惋惜。驻重庆的中共元老董必武就这样对记者发表谈话说：

　　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当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一个被打倒的旧军阀，能得到政见不同的当年敌手们的一致称颂，实属不易！

　　日光愈发失温，而旷野上的风越来越硬，透过吴墓身上的两个窟窿发出奇怪的鸣响。

　　它在诉说什么？

　　枯寒的林枝缄默不语。

　　我们只好去问一位在吴墓附近牧羊的老人。

　　尽管老人身上的那件黄军大衣内里已经脏得和他鞭下的群羊一样看不出白色，但对其童年的所见，老人的记忆还是很鲜明的：

　　吴佩孚下葬那天，来了好多人，和尚、道士，军人，还有日本人，好几里地长呐！不过，他的墓一直不风光，就这样儿，嗯，就这样儿。

　　花白胡子上垂着清鼻涕的老人还在讲少时见到的景像：吴佩孚没有儿女，平常很少有人来扫墓。倒是有一个人，在他的坟边上盖了间屋住，听说是他手下的人，一直住了好多年，后来去了那边的村里当了学校的工友，“文化大革命”来了，这个人就不见了。

　　不知是天太冷还是讲述者岁数太大，老人说不清“文革”时谁来捣毁的吴墓，也说不清原先的吴墓是什么场面，只是纠正了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叫法，说他们庄叫小黄门儿，不是普兰店。

　　后来，我从《北京旧闻丛书》中查到了一点相关的文字：

　　墓地四周有松墙围护，墓前立着一通石碑，上刻“孚威上将军吴公之墓”，松墙外边立一块“吴佩孚墓地”指示牌。吴佩孚手下一位师长，在墓地建成两间陋舍，自愿充任守墓人，长年居住守护在这里。

　　空墓里发出的声响，也许就是那个自愿为吴大帅守墓的神秘长者的絮絮交代？

　　吴的人格魅力，确也令不少人折服。有一例证：北伐军攻坚武昌时，一位吴军的军长死守城中直至被俘。胜利者责其不该为吴氏卖命，该军长却答：吴大帅的主张可能不对，但其人格令我信服，且对我有知遇之恩，故本人明知城不可守也要为他而战。战胜者感其对吴氏的忠义，非但未加害这位败将，反而将其释放。

　　古人重义，义薄云天。无论是那位守城之将，还是这位守墓之将，能为故主如此忠心，该是何等的坚忍啊！那位败军之将，后来穷死津门；而这位守墓之人，却不知所终，结局无法不令人悬念：试想一下，一位孤独无援的神秘老人，默守着故主的一丘圆坟，春秋倥偬几十载，不惜黑发人熬成白发人，这是怎样的传奇！

　　一行人怅然回到路上。

　　回望吴墓，空寂于荒原之中，周围只有寒风狂摇枯枝。

　　然而，我突然看出，它不似硕大的馒头，更不是什么碉堡，而是活脱脱一具坚挺的阳物――

　　它上圆下粗，茁立于天地之间，任寒流摧之暖风熏之，却坚持着不肯倒下。好硬朗的一条生命之根！好刚强的一道旷野奇景！诚若当年蒋中正先生所赞：“屹立如山，不移不屈。”

　　当初困居白帝城时，像一千多年前在夔门长歌当哭的杜甫一样，吴佩孚也在悬崖上面对茫茫大江抒发过连篇的感慨，他的长诗《万县放歌》的最末一首，是一首很悲凉的短章：

　　他年容吾一?g土，

　　不须伐石姓名叙。

　　自古圣豪几坟茔，

　　茫茫烟蔓寻何处？

　　冬季村外，斜阳荒冢，能不暗惊这位吴子玉先生的谶语？

　　看过吴佩孚墓之后的次日，正是星期天早晨，我在北京潘家园的旧书摊上“淘”得了一本线装的小册子，发黄的封面上题着《日食参考说》，作者署名“吴佩孚”，名下附一红章，是阴文“吴佩孚印”。摊主索价三百元。

　　我有点暗惊与这位山东老乡的频频相遇，便从塑料套中取出此书。

　　翻开扉页，两行似褪了色的钢笔字一下子攫住了我的心：

　　一九三八年六月七日于北京什锦花园一一号公馆客厅亲赠寿泉

　　这是作者死前半年题赠别人的。

　　我一点儿也不怀疑此书的真伪了，只想把属于这个人的东西一并收藏起来，便以二百元的还价成交，欣然成为此书的主人。

　　说实话，这类说天象的文字很难读，我也向无兴趣，但第一页的头一行文字还是吓人一跳。文曰：

　　秋季七月的壬辰日辰。正是初一那天。太阳被阴魂有所掩食。以至于全体食尽。……

　　刊印线装书时还不会使用逗号，但我已经知道这是山东老乡吴子玉在预告日食的准确时刻了。看到这半人半神的预言，能不让人对著者肃然起敬？

　　2001年1月29日于山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