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四十胡说：二唱衰 -- 中土市场经济下中央大权阶层和地方中权阶级 -- 冷木

中国一方面历史悠久，另一方历史的循环性很强，每个朝代遇到的大问题就那几个，跌倒的地方也就那几个，故有在低水平上重复之嫌。因为如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才有意义，似乎学有所用。另一方面，每个朝代都会在同样的地方跌倒，又说明学也白学，关键时候用不上。

那么遇到的问题是哪几个呢？王朝初期，一般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接班人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诸侯和豪强坐大的问题。

一。接班人问题

第一个问题很头疼，每个朝代都要折腾，秦朝搞扶苏，汉朝拔吕后，隋朝换太子，唐朝玄武门，宋朝兄传弟，明朝叔赶侄，但大折腾一般王朝开始搞一次，后来就能稳定一阵子，毕竟有封建道统在那里，老子传儿子的把戏总归比较简单。当然，如果老子生不出儿子，则麻烦就大了，这是闲话，打住不题。本朝因为打破了皇权道统，至今没见个制度性的东东出来，每次立储，都悬念重重，戏剧迭出。初有少奇系狱，再有副帅沉沙，喜见江隐桥陷，哪知叶落华凋。方惊顾委废邦，不料党员拘阳，才晓上海拥泽，继闻拉萨起涛，曾料良宇锋健，果然头鸟挨枪。去年上海门事

件出来，我预测胡江斗，得利者太子党也，从十七大结果来看，又不幸而言中。这个问题以前我也谈过，这次不再详述。

二。消蕃问题

这次只谈诸侯和豪强坐大的问题。中土幅员辽阔，地理复杂，民风各异，环境不同。因此历史上中央政权不得不给地方大员相当的权利，地方大员也不得不依靠当地的豪强大族来坐稳屁股，这样自然会造成诸侯坐大，豪强跋扈的局面，而强大的诸侯会当然对中央政府造成威胁。在中央政府强大时尚可维持平衡，在中央政府孱弱时则难免有进可取而代之，退则独立为王的冲动。故汉有清君，晋有八王，唐有安史。

秦隋两朝命短，没来得及上演，宋，明两朝看到此问题的严重，采取了各种措施，所谓杯酒释兵权，结果是遇到外忧内患时无法动员全国，一触既溃。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难以平衡的问题。

这些都是前朝的教训，本朝呢？计划经济时期有条条与块块之争，先有五马进京(建国初调邓等地方大员进京，以防割据)，后有高饶事件，既有大区撤消，又有司令对调(毛邓都有对调军区司令之举)，都是在阻止诸侯的坐大。这些都是成功的，而且因为当时政治经济体制的刚性束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比较纯粹的政治关系，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小则中央全会，大则政治运动来解决，在中央的政治权威之下，诸侯是战战兢兢的，朝不保夕的。这是计划经济时的基本局面。

但这个基本格局在中土向市场经济发展之过程中，特别是基本市场化之后的最近十年，如果对是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家尚有争议的话，至少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我看来，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A。政治运动鸟未尽弓已藏

首先是政治运动这个中央可以随时祭起的如来巨掌被请回了西天，所谓鸟未尽，弓已藏。江三也好，胡四也好，只有把诸侯请来念念带三个表，读读挂八个耻的小孩把戏，却没了横扫牛鬼蛇神的教主法力。因此只能用反腐败这个办法来零卖腐败分子的草标，再也不能用政治运动来批发阶级敌人的帽子了。

B。中权阶层迅速坐大

其次是中权阶级这个有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了气候。关于大资本和中产阶级的世界对局，有观点认为中产阶级在中国不是问题，确实有其道理，在中国基本没有政治权利靠投票的中产阶级，但这位网友忘了，中国有个相对的阶层，我称之中权阶级。具体讲就是全国各地的村，乡，县，科，处，局，区地，市的大小干部和他们的家族势力，他们的政治权力要比西方中产阶级投票权大的多，直接的多，厉害的多，他们完全可以用手中的行政权力鱼肉乡里。

在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很多利益集团，其成员如果从权利的大小来分，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大权阶级，这个阶层基本是从原来的条条(各部委和其直属企业部门)演变过来的，现在其经济力量集中体现在象中石油，电力，中银等超大型国企业和资本集团。说到太子党，虽然这次进入政委的太子党多是从块块上来，走得是地方到中央的路线(比如习近平从县委书记干上来，薄西来和俞振声从市委书记干上来)，但其实太子党主体不是如此，他们分两部分，一部分在军队，多半是文革时为了逃避下乡去当了兵，这部分留在军队的多半都是将官了，因为中国

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们对以经济政策为主的政策影响比较小，但对对台政策有相当作用，这是题外话，按下不表，这里重点要说的是文官系统的。他们因为不愿去外地吃亏，多半进了各大部委，也就是现在的各大公司，现在各大高层管理基本被他们把持，势力到底多大，恐怕没人说得清楚。当然，这也是习，薄等少数下了基层的太子党可以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方方面面都说不出什么。

这里顺便说一句，一朝天子一朝臣，用人要用自己的人，公司也好，政府也好，都得这么办，无可厚非，否则没法干事。故江要搞上海帮，胡要抓双清帮(共青团和清华)，习也得有干部队伍的来源，但以习为代表的从地方上来的太子党本身的双重性到引出一个既有意思，也很要命的政治谜语，习等人以后是会更多倚重地方势力呢，还是主要和留在中央的太子们结盟，这个让我们拭目以待，也按下不表。回头说大权阶层，这个阶层对政策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制定政策的阶层。中土近十年的政策基本是他们和东南沿海的强势诸侯来主导。所谓胡温政策不出中南海就是

这个意思。

大权阶级的利益决定了他们有全局观念，要求全国一盘棋，希望中央集权，对外也比较能从国家利益考虑。这是其代表国家利益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随著资本的全球化，这个集团自然也会和全球资本去合作并加入进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世界各资产阶级大团结的局面，因此也有了超越于国家利益的国际资本利益，这是其需要警惕的另一面。最近融资美林，购买黑石等都是端倪。

顺便说一句，从美国当年敢打伊拉克，和现在敢于在伊拉克坚持下去，说明美国大权阶级对中国大权阶层的基本判断是两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那就是和平环境下的资本全球化，有钱一起赚，有财一起发。当然要竞争，要互相制衡，但合作大于对抗，而且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故对峙中短期之内是不会出现的，通过这些年在各大董事会的愉快合作，两国大权阶层已经有了基本的相互信任。定期的两边的鹰派发发好战的狠话，无非一来给国内各自需要的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情绪保持温度，二来为彼此讨价还价生产些筹码，三来为内部强大的军工集团弄银子糊

弄些理由，但都属于君子动口不动手，双方都需要的台海平安无事的这个底 线除非万不得已是不会跨过的。这是闲话，打住不表。

但政策不仅要有人制定，更要有人执行。制定政策的是大权阶级，执行政策的就是\中权阶级。随著经济的发展，国家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复杂，执行的作用就越来越重要，一来官僚结构和其他机体一样，本身就有扩张的惯性，情况的复杂又给其扩张带来致命的合理性，再加中土又缺乏“人民有天然权利，政府必须受到限制”的政治传统，因此也没有官民制衡的政治机制。故经济大发展的这二十年也是官僚机构大发展的二十年。

这里需要铺垫个背景，毛对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巨大贡献是把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组织了起来，打破了几千年的家族细胞，让每个人以个人的身份加入了社会，这使得中国可以适应工业社会的大生产，走入现代化。但同时政教合一式的全面管治又使得这个社会的制定太过刚性，人民和社会自身组织的余地极小。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一方面需要自私的利益和自由的环境做社会发展的发动机，来保证这个机器的高速运转和人们创造性的发挥。另一方面也需要发达的能代表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社会自组织和完善的法制体系来做润滑剂和煞车系统，以防止这个机器的出轨。

而刚性的中国体制通过给人民经济自由，所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得中国的经济机器在过去二十年经济体制下高速运转了起来。但起在政治上的全面控制则使得民众没有自组织的可能，无法形成利益各方坐在一起讨价还价的良性局面。形成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僵局，最近劳工法的颁布又是如此。这是个需要展开讨论的问题，咱们这里就先长话短说了。

回头说中权阶级。中权阶级随著经济的极度膨胀形成了自己巨大的势力集团。虽然他们不 能制定政策，但因为政策要通过他们来执行，因此他们其实左右了政策。有利于这个集团的政策就可以雷厉风行，加倍放大的贯彻下去。无利于这个集团的政策就消极怠工。有害于这个集团的政策更是积极抵抗，扭曲变相。最近十年中土政策执行的种种怪象多半是这个集团和大权集团的角力。

这其实并非新鲜问题，各朝所谓最后的腐化，多半是这个中权阶级的膨胀腐化，使得官民利益严重激化，搞得各地民不聊声，激起民乱，等皇上剿灭时又不愿出血，作壁上观，或转嫁责任，对百姓盘剥变本加厉，甚至趁乱起势，坐收渔利，终至不可收拾。因此每二三百年的王朝兴衰都可以说是这个中权阶层的兴衰，种地的还在种地，皇上谁当也无非是皇上，中权阶层则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癌症，直至灭亡，然后新朝又起，循环重开。

但本朝因为时代和体制的不同，这个问题尤其的严重。伟大领袖搞文革，如果从理念角度讲，也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考虑，但事实证明集权制度下大权离不了中权，只能周期性的政治运动来搞瘦身，但和每个人新年瘦身的绝志一样，搞不了几天就不了了之，但多少还起点儿作用。从这个角度讲，毛主席说的运动要七八年来一次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要七八年来一次，其内在规律非常相似，都是七八年就需要给社会瘦瘦身，挤挤中间阶层的泡沫，上下才能重新通气。可以说是通过定期的小规模的自上而下的自我瘦身，来释放社会聚集的压力，避免自下而上的改朝换代

的革命。地震学里有多次小规模的破坏性较小的地震可以避免一次性的破坏性巨大的大震的现象。两者同理。因此社会是需要定期小乱一下的运动，小的骚乱是长期稳定的最佳保障。稳定压倒一切恰恰可能制造最可怕的乱局。慢就是快，乱就是治，先人的哲学不是说着玩儿的。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大变，所谓放权让利，虽然部分权利到了民众手中，更多的权利到了中权手里。中权已经前所未有的坐大了。官民比例的屡创记录就是明证。从民众角度讲，中权阶层的利端在于比较注重当地的利益，有造福一方，共同富裕的可能。但弊端在于其于民争利，甚至渣民取利，官民冲突更多的是百姓和中权之间的冲突，而非百姓和中央政府的冲突，但如果在冲突中如果中央政府没能为民做主，则矛头就会转嫁到中央身上。大权面对这个问题陷入僵局，如若为民做主，则得罪中权，为中权做主，则得罪百姓，两头不落好。江朱时期基本是放任中权，好

处是发展了经济，但造成了中权的快速坐大，胡温接手试图扭转趋势，但目前尚未找到办法。启用太子党，强调民本，用大权和底层结盟来对抗中权，大概是他们的思路，具体怎么展开，也需要拭目以待。

C。豪强大族重新登场

中权的坐大是其二，其三是豪强的重新出现，回顾历史，中国传统的大家族制度是社会的最稳定基础，王朝可以兴衰，国家却可以不散，靠的就是这个。但反过来，豪强大族的失去控制，已及和地方官僚的强大结盟则是搞垮王朝的有力内部机制。功也罢，过也罢，前边我们说到毛主席前所未有的改变了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随后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农民工的流动又使得这个结构的恢复成为不可能。结果是中土终于基本脱离数千年不衰的家族社会了。这个社会结构的改变，加上人们意识的改变，使得复古派对回归传统的鼓吹成了梦呓。这也是题外话不表。

因为本朝政治体制的缘故，一旦建国初镇反把前朝力量斩草除根后，一直到十年前，任何体制外的实体力量都无法出现。我这里说实体力量是因为体制外的虚体力量是存在的。这个虚体力量就是异端思想的力量。

体制外的思想力量是存在的，五七年的反右，八十年代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包括六四，都是针对这个虚体力量的政治运动，镣铐对思想，自然多半时候镣铐更厉害。但体制外的实体力量在销声匿迹四十年后，在本世纪重新出现了。随著私有经济的蓬勃发展，地方性的豪强大族重现中国政治舞台，而且其出现和发展和中权阶级息息相关，互为表里。近几年基层社会的迅速黑社会化就是其表现。有专家指出，因为关系运作的覆盖范围有限制，这个现象和城市的规模有密切关系，基本是五十万以下城市或县镇很容易全面黑社会化，大于这个规模，则比较容易形成良性现代社

会。这到是中国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该走小城镇化的道路还是大城镇化的道路应该考虑的一个因素。

豪强大族的重新出现，豪强大族和中权阶级的紧密结盟，使得中央权威受到严重威胁，官民矛盾严重激化，近几年爆出来的大的冲突事件，如黑煤窑，蚂蚁门等，都是这个矛盾所引起。故此应对中权阶级和豪强联盟，成了中央政府最头疼的事情。中央的大权集团和地方的中权集团的对局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中土政治的暴风眼，如何发展，且拭目以待。

三。经济衰退成为中央消蕃的有力武器

写了这么多，和经济衰退有什么关系，看官肯定有此疑问了，没错，这是正题，铺垫这么多，终于可以说说正题了。

前边说了，中央已经失去了阶级斗争的法宝，这些年只能靠反腐败来小打小闹。在政治社会里法力无边的政治工具，到了经济社会却彻底失效了，人民日报社论，毛时代一句顶一万句，邓时代，一句顶半句，到了后邓时代，江也好，胡也好，如果社论不给底下来钱，屁用也不管，只能靠连年长工资收买人心。正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经济时代，必须要找经济工具，反腐败算半政治，半经济。但其实中央有一个全经济的手段可以用，那就是衰退。那位问了，衰退？没错，衰退。中央也知道对中权阶级不仅不能消灭，还是其统治不可或却的骨干力量，但也深知不能让其失控，成为把自己架空的恶魔。因此必须周期性的把其撑大肚子当囊揣给挤掉。

而衰退正能起到这个作用。豪强也好，中权也好，都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受打击对象。作为金字塔的底层，本身就没有浮财可以被挤的，中央只要能稳定基本物价，稳定就业，稳定百姓基本生活，百姓就不会闹乱子，同时乐见家乡为官不义，为富不仁的中权阶级吃瘪。而大权则有利可图，可以借机兼并豪强，夸大势力，形成更大的垄断。因此适当的衰退正是消减中权的有利武器。这个武器其实中央并非没用过，九十年代的宏观调控就是一例，所以才有朱容基的百口棺材之说，因为确实把某些中权和豪强给杀疼了。胡温前两年再次祭起此宝，但中权已经坐大，法力已经失效。而中权的对策则是绑架尽量多的百姓到自己这条船上来，让中央投鼠忌器，中央和地方在房事上的拉锯，正是这个局面。

从中央和大权的利益出发，要周期性的让经济冷下来，从中权的利益出发，则希望经济不停的热下去。这就是大权和中权在经济时代的新对局一个主要焦点。股市也好，房事也好，都是这个对局的战场。

所以说衰退，是有利于大权的，故中央对此次衰退有可能是乐观其成的，当然也不希望失控。但是，这只是我的分析，大权自己是否如此认识，大权能否让棋局让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走下去，还是不得不被巨大了的中权摆布，或者说大权其实另有利益所在，就是我不知，你不知，只有天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