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参考文】得有对贼和尚敢骂秃头的精神·大师是勇来的 -- 陈郢客

3·18事件鲁迅拍案而起，痛斥“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因此被列为通缉候选人。最后段政府公布的通缉令，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由，“徐谦等并眷京外一体严拿。”事实上，当时还有一个通缉50人的名单，为学生鸣不平的周氏兄弟、林语堂都赫然在列。1926年4月9日，《京报》发表《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披露教育部长章士钊所列原名单原有百余人，后章择出50人，供3月18日晚的阁员特别会议讨论。不少人“不主罗织人数过多，嗣选出十六人，嗣又主张七人，最后仅留五人”。鲁迅在4月9日写给章矛尘的信说，“五十人案，今天《京报》上有名单，排列甚巧，不像谣言。”“我想调查五十人的籍贯和饭碗，有所议论，请你将所知者注入掷下，劳驾，劳驾！”后写成《大衍发微》一文，发表在4月16日的《京报副刊》上。当日周氏兄弟已经失和，但在此事上志同道合，周作人也为学生写了《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诸多文章，在通缉令公布之后，又写《恕府卫》、《洋铁水壶与通缉令》等文，揭示其目的“一半是在嫁祸，……把惨案责任转于所谓群众领袖，一半却在借此可以腾出五六个校长教授的优缺，好赏给出力的走狗”；“通缉令的后半效用只有一小部分是腾出校长教授，其中部分似乎是在腾出两个俄款委员会的肥缺。”鲁迅亦因此失去北大和北师大教职，后来离京而去厦门。

1930年2月鲁迅参与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郁达夫名列第一，鲁迅名列第二。当日国民党批准浙江省党部请求通缉鲁迅等人的消息甚盛，鲁迅因此在内山书店避难到4月19日。3月27日致章矛尘的信中说，“我因偶作梯子，现已不能住在寓里”。1930年5月24日致章矛尘的信中说，“捉人之说，曾经有之，避者确不止达夫一人。但此事似亦不过有些人所想望，而未曾实行”。1930年9月20日致曹靖华的信中说，“现已在查缉自由运动发起人‘堕落文人 ’鲁迅等五十一人，听说连译作（也许连信件）也都在邮局暗中扣住。”当日《浙江党务》对《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通令查禁；1930年4月20日《江苏党务》刊出《什么“自由大同盟”？》，视其为“帝国主义到中国来宣传赤化的红军便衣队”，“反革命的挺进队”，“当然不为所许”，“不能容忍”。1930 年11月出版的第28期《中央党务》月刊，“取缔共产党别动团体之活动”自由运动大同盟位列其中，“自表面视之，似与共党无关，实则该项团体之组织，即为共党之别动队。本党对于杀人放火之共匪，即在积极铲除之列，则对该项别动团体之活动，自难再事宽容。故关于该项团体之情形及主持人之名单，均经本部先后呈请常会函国府令饬上海及各省市查封其机关并通缉其主持人在案矣。”

鲁迅还参加了左联。参与左联第一次成立大会之人，虽未被缉拿，但亦被“严密侦察”。他们查禁他的著译，检查他的书信，亦派过特务监视。曾任中统局上海行动区副区长的陈蔚如回忆，自成立以来，就由刘汉生日常在各进步书店巡回侦察，并到内山书店专门收集鲁迅行动和其交往情况，列为情报向南京特工总部报告。蓝衣社亦曾计划排入打入内山书店，但未成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鲁迅均参加了）总干事杨杏佛后被暗杀之后，1933年7月14日《中国论坛》第3卷第8期有《勾命单》披露了蓝衣社（又名复兴社）的黑名单，并加按语：“近来各处风传，杨铨之被刺之后，还有许多住在上海的人们，大概名列以下名单的，都将不免也被暗杀。不过这个计划现在已经延缓实行了，因为市政府某当局持异议，其理由为，恐因大批屠杀使上海在外人中蒙不好名声。”

这份蓝衣社的黑名单，有段【蓝衣社说明】亦值全文摘引：

“中国革命目前已到最严重关头，一方面中央政府在不损失主权原则下与日本互相谅解，订定停战协定，集中力量消灭赤匪，削平内乱，以期复兴中国革命，另一方面则国内反动派——中国共产党，国家主义派，西南胡汉民、陈济棠、李、白、陈、蒋、蔡等军阀官僚，以及北方冯玉祥军阀，一致利用中日停战协定，肆行攻击中央，如共产党伪中央及伪苏维埃政府曾通电反对中央出卖华北，西南胡汉民等两次通电污蔑中央，冯玉祥在张垣就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勾结苏俄赤匪。这些证明所有反动分子无形都是站在一条战上实行捣乱，促成中国灭亡，其中中国共产党更加丧心病狂，到处杀人放火，破坏秩序，组织左翼联盟，迷惑青年思想，唆使所谓民权保障同盟，为被捕同党营救声援。最近在上海暗杀同志马绍武（郢客按语：马绍武318事件当日和章士钊一齐列出了拟通缉百人的名单，章再择出50人），真是令人发指。为特经过‘华’的讨论，当决在最短时间内对共党、西南政府、北洋军阀以及其他反动派的领袖实行严厉制裁，并责成各区分社自接此通告后即开始计划，相机进行，其主要对象，另表定之。”

是的。鲁迅和李宗仁、蔡廷锴、白崇禧、冯玉祥、吉鸿昌、陈济棠、胡汉民、杨杏佛等人名列其中，真是有荣与焉。李宗仁打下了我们抗战中最牛的一仗，蔡廷锴即是1932年1·28英勇抵抗的19路军军长，以及堪称“民族英雄”的吉鸿昌。（吉鸿昌之死请见详情）胡汉民曾遭蒋软禁，1935年去世，其晚年主张是抗日、剿共、反蒋，他自是另一派，但他可是1905年闹革命的中国同盟会元老，亦是黄花岗起义的统筹部负责人，1912年中华民国之创国者之一；而当日这份流传出来的名单是在杨杏佛遇刺身亡（1933年6月18日）其后不到一月在报上被披露的。可以想见鲁迅当日的心情。1933年6月20日致榴花社信中说，“此地盛行白色恐怖，仅仅主张保障民权之杨杏佛先生，且于前日遭了暗杀，闻在计划杀害者尚有十余人”。6 月26日致王志之信中说，“杨杏佛也是热心救丁（指丁玲，当日已被捕）的人之一，但竟遭到了暗杀，我想，这事也必以模胡了之的，什么明令缉凶之类，都是骗人的勾当。听说要用同样办法处置的人还有十四个。”7月11日致曹聚仁信中说，“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但弄笔之徒，鸡飞狗走者内知识阶级之怕死者半，盖怕死亦一种知识耳，孔子所谓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也。”这次大约异常悲愤，他连搬家暂避的心思都没有动。杨杏佛入殓当天，趁机暗杀送殓者的风声甚盛，可蔡元培、宋庆龄、鲁迅还是去了，而且，鲁迅这次出门特意没有带上钥匙。

是的。我们都知道鲁迅活到了1936年。这不意味着他前面没有面临过危险。他留日期间就参加了光复会，和秋瑾等人算是同仁，光复会之陶成章，亦是他的老友（光复会有很强的浙籍乡党之意，民国实与浙籍人关涉极多，蒋公亦是浙籍），日后也被暗杀了的，这段公案，李敖亦曾涉笔。他不算中心人士，对暗杀暴力以救国亦持保留态度，此时立志学医，又因看到日俄战争的幻灯片立志文学救国，唤醒铁屋睡者，终以《呐喊》数篇，登上文坛；亦走向现代中国思想争鸣的中心。

本人幼时读到《赵氏孤儿》，深自感佩。若想办成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得需适合做程婴的人去做程婴，适合做公孙杵臼的人去做公孙杵臼。一点微茫的历史观亦从此生发。活着和去死哪个更勇敢？从来都没有普世的标准。有人热爱生命，这样的人而去决死乃大凛然，如林觉民；有人已生不如死，此时活着反而更为坚强。有人因大责任，因众亲友，努力而辛苦活着，努力为后来的人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可能性，这样的承担者，我们唯有敬意有加。这个人，只活了56岁，新版全集18册。他可以有和梁实秋、陈源等人一样的选择，躲在精英阁楼里，写些日后和平安定年代人们更有共鸣的闲适平静文章;但于时代他不肯闭了眼睛，恰是他超乎一般精英之精神。鲁迅死前不久特意为他的老师章太炎先生写了《章太炎先生二三事》，“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时此际，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罢，呜呼！”他果然依照自己的价值情怀做了选择，使得这些话后人形容他亦颇恰当。

1903年，他21岁，写了一首诗；1933年，他51岁，重写了一次，感慨不已。这就是《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ps：部分资料根据倪墨炎先生90年代初研究成果编辑；其后早为共识。学界与大众沟通不畅，惜乎！

• 【原创】精英与底层——从鲁迅先生说开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