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达赖集团"的阴谋又得逞了? -- 朴成兴

3、扩大化与阴暗面

现在来看事情的另一面。中共也承认﹕“平叛民改后期产生了严重违反政策的现象﹐扩大了打击面﹐侵犯了同盟者的利益﹐以至基本群众的利益。（17）”可惜语焉不详。《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倒是说了一些﹐但都没有班禅1962年5月给周恩来的《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简称《七万言上书》﹐因其有七万汉字）（18）说得详细﹐其主要内容是﹕

一﹑“混淆好坏﹐乱打一气。”把受骗或被迫参加叛军的人﹑达赖喇嘛过路时向他顶礼膜拜并献过酥油和糌粑的人﹑为过路叛军提供过食宿的人﹑聚众念经的人﹐以及什么也没有做的人都当作反革命分子来打击。1987年3月28日﹐班禅在全国人大西藏小组讨论会上说﹕“平叛问题在青海等地搞得更是糟糕。……果洛地区打死了许多人﹐把尸体从山上拖下来﹐挖个大坑埋在里面﹐把死者的亲属都叫来宣布﹕‘我们把叛匪消灭了﹐今天是喜庆的日子﹐你们在尸体坑上唱歌跳舞﹗’……又如青海的夏茸噶布和马利地区的牧民等早把头人的几千支枪收起来﹐上交到政府。当时表示欢迎﹐并开了大会表彰他们﹐并带上了红花。可是回到住地一下车就全部抓起来﹐长期关押。”“1958年我在青海听到党内文件上说要挑起叛乱﹐压出叛乱﹐然后在平叛过程中﹐彻底解决宗教和民族问题。”“噶厦政府发生叛乱﹐只有我们拉让（指扎什伦布寺----引者）管辖区域未叛﹐当初给我们讲了要和平改革﹑采取赎买政策等等一大堆。可是﹐后来正式民改的时候却把我们整得屁滚尿流﹐使人感到吃惊﹗地方政府方面跑的跑了﹐留下的只有少部分﹐这些少部分人作为进步人士的典型安排了（做官----引者）﹐我们整个儿坚定不移在家的却弄得够呛。当时我个人在拉萨还好﹐在家的从我父亲开始一个个都挨斗。拉让有个官员的老婆也被拘留﹐有一天把她提来审讯﹐叫她交代问题﹐她就说﹕‘班禅这个坏蛋可把我气坏了﹗’话一出口﹐大家以为她要揭发出班禅的什么罪大恶极的事﹐聚精会神地听她说话﹐搞记录的人也在伸脖子准备把揭发出来的问题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她开口说﹕‘我们跟班禅这个坏蛋﹐不参加叛乱是个大错误。要是他带头发动叛乱就好了﹐先把汉人杀个痛快﹐然后跑出去﹐我们离印度近﹐方便多了。可他要我们做什么进步﹑爱国﹐现在可好﹐逃不到印度﹐男女老少都被关押挨斗﹐受活罪。’说到这里他们叫她‘滚﹗滚﹗’这是真情﹐不是我随便瞎说的呀﹗”“在家的不如外逃的﹐事实真是这样﹐我个人有体会。例如﹐1979年达赖五人代表团来藏时﹐我父亲也进藏为处理家里的财产问题﹐可是没人理他。对五人代表团一人一辆小车﹐配了翻译﹑警卫员﹑陪同等一套人马。可我父亲呢﹐出入自治区大门都很难﹐站岗不让进就在门外风中等待。论职位过去西藏只有两个‘公’﹐一个是达赖大师的大父﹐一个是我的大父﹐论旧社会的职位﹐我父亲比他们高得多﹐何况是一个进步人士。”（19）

青海平叛确乎特别残酷。1981年3月19日中共青海省委给中共中央的《关于解决1958年平叛斗争扩大化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20）承认﹕

党中央关于平叛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平叛斗争是正义的﹐必要的。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平息叛乱中是做出了贡献的。但在当时领导上“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违背了“军事清剿﹑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过分强调军事打击﹐忽视了政治争取﹐甚至违背“四不”政策﹐将归降人员加以捕办﹐违反区别对待的政策﹐错捕﹑错关﹑错杀﹑错斗以及乱戴帽子﹑乱没收的问题甚为严重。脱离当时实际﹐照搬农业区的做法﹐在平叛的同时﹐强办公社﹐使情况更加复杂﹐错误更加扩大。对宗教﹑寺院中的敌情估计不当﹐看得过重﹐打击面过宽﹐把当地寺院基本摧毁光。当时全省以平叛﹑防叛名义共捕了52922人。捕人数目达到牧业区藏族蒙古族总人口的10%。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曲莱县没有发生过叛乱﹐而捕办人数竟高达总人口的21%。由于大量捕人﹐监所人犯拥挤﹐条件恶劣﹐生活困苦﹐造成在押人犯成批死亡。经过复查﹐错捕错判和在集训中死亡的﹐有23260人。错杀了173人。在错捕错判死亡的人数中﹐有安置为县级以上的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159人﹐民族干部480人。平叛斗争的扩大化﹐混淆了 敌我界线﹐造成了严重恶果﹐对藏族蒙古族人民的民族﹑宗教感情伤害很大﹐影响了党的威望和军队的信誉﹐对民族关系﹐乃至党群﹑干群﹑军民关系都有很大损伤。

遵照中央指示﹐在1961年青海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和西北民族工作会议以后﹐对扩大化的错误进行了许多纠正工作﹐将在押人犯24365人宣布无罪释放或“教育释放”﹐平反了一批民族干部的冤假错案﹐恢复和新安置了380名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恢复开放了137座寺院﹐重申了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拨出了一笔专款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和解决生活困难。所有这些﹐对于扭转困难局面﹐团结群众﹐安定人民生活﹐ 恢复与发展生产﹐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当时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平叛斗争扩大化的问题没能彻底纠正﹐还遗留不少问题﹐许多善后工作没有很好去做﹐还有一批案件尚未复查。1964年﹐随民主革命补课和“四清”运动的开展﹐纠正平叛扩大化的工作就中断了。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党的民族政策遭到破坏﹐民族统战工作被取消﹐民族区域自治有名无实﹐民族平等团结被践踏﹐不仅使原来纠正错误所取得的成绩损失殆尽﹐而且使平叛斗争扩大化遗留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和复杂﹐致使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拖了20年未得解决。

1960年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向中共中央报告时也承认﹕昌都地区捕训的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4.7%弱。其中错捕的﹐占已捕的5%﹐可捕可不捕的占已捕的10-15%。那曲地区捕训的人占该专区已开展工作的地区人口的4.4%﹐其中错捕的也不少。其它地区情况好些。现在昌都﹑那曲捕人已经停下来﹐各地正集中全力纠偏和清理积案。他还报告﹕各地普遍忽视上层统战工作﹐对有的未叛上层人士未安排工作（做官----引者）﹐有的虽安排了﹐但不适当（官太小----引者）（21）。

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一贯越左越好。何况1959年毛发起“反右倾”运动﹐1960年西藏工委把日喀则分工委书记﹑副书记﹑秘书长全部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22）﹐谁敢不左﹖西藏那么大﹐各地形势当然不可能一样。有的地方叛乱严重﹐有的地方叛乱不严重﹐有的地方未叛乱﹐有的地方本身未叛乱﹐但有叛军路过。叛乱严重的地方﹐平叛搞得轰轰烈烈﹐那里的共军共干就受到上司的嘉奖﹐就可升官。其它地方如不轰轰烈烈﹐那里的共军共干就会受到批评﹐甚至被视为“右倾”﹐受到处分﹐至少不能得到嘉奖与升官。这就促使后者想方设法发现﹑制造敌人。民改也一样﹐班禅那里未叛乱﹐本应和平改革﹐但是不斗人﹑不抓人﹐那算什么革命﹖日喀则分工委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罪名就是民改中“右倾”。为了轰轰烈烈﹑升官受奖﹐只好对班禅集团开刀。毛泽东曾承认﹐中共搞运动有一种“穷汉捉虱子﹐越多越过瘾”的阿Q式的习惯（23）﹐阿Q就因自己衣服上捉到的虱子不如王胡多而失望﹑不平﹑愤慨﹐觉得大失体统。中共斗人﹑抓人﹑整人﹑打人也是越多越凶越好越有成绩。

从班禅的描述还可看出共干的势利和崇洋媚外。达赖喇嘛不过逃到了印度﹐他的代表团回藏就受到如此隆重的礼遇﹐似乎他们都成了高鼻子﹑蓝眼睛的洋大人。同时还可看出﹐班禅的等级观念是何等根深蒂固﹐至死念念不忘旧西藏时他（准确地说是他的前世）的特权与威风。他忘记了﹐他和他父亲在旧西藏时受到达赖集团的排斥﹐根本得不到承认﹐也根本进不了西藏﹐他和他父亲在旧西藏一天也没有威风过。是中共逼迫达赖喇集团承认了他﹐又派兵护送他进藏即位﹐给他高官厚禄﹐让他和他父亲大耍威风。班禅的嫉妒心与攀比心完全用错了地方﹐说明他毫无自知之明。不过由此可见藏人的嫉妒心与攀比心何等强烈﹐连堂堂班禅大师也无法免俗。

二﹑“大汉族主义”。《七万言上书》说﹕有汉干说﹕“藏族是一个被宗教和民族自尊心陶醉了的顽固民族。”他们“以藏文新词不够为借口”﹐“忽视藏文”﹐“认为一切旧的都是落后的﹐骯脏的和无用的”﹐“嘲笑藏装”﹐“对妇女的手饰﹐男人的辫子表现出不喜欢的态度﹐致使无法继续穿戴和留下去﹔对屋墙外的粉刷（藏人爱在墙上刷佛徽---引者）﹑屋顶的旗杆（经幡----引者）﹑婚丧送礼﹑庙会敬神﹑节日娱乐和民间体育等也看做无益多余的﹐致使大部分停顿了等”。“在藏族中也有一些滑头巧语﹑随机应变﹑私利熏心之辈﹐在大汉族主义者面前逢迎装相”。

三﹑“反对宗教”。《七万言上书》说﹕“在西藏的各寺庙内发动‘三反三算’运动时﹐在实际工作中增加了反对宗教本身﹐并将其放在了主要地位。”“对公开表示了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分子和不喜欢革命等各种帽子﹐进行无法忍受的没头没脑的斗争和打击。”“在深山禅庵与寺庙中有许多从事终生悟静修禅﹐严守教行的虔诚教徒﹐他们视红尘诸事为毒树﹐悲观厌世﹔由于革命事业也是红尘之事﹐所以他们很少有人对之表示欢迎或积极的态度﹐这是不足为奇的﹐是可能有的﹐正常的。但是干部则认为他们有顽固不化的反动思想的基础﹐把不少这类教徒予以管制或关押等。”“除去四大寺等被保护的极少数寺庙外……一部分汉族干部出主意﹐藏族干部动员﹐积极分子中的不明事理的人充当执行者﹐盗用群众的名义或戴群众的面具﹐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拋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堆﹑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坏﹐盗走了许多佛像饰品和佛像神塔体内的宝贵物品……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千方百计地使僧尼还

俗”﹐“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们互相挑选”。“民改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庙2500余座﹐而民改后由政府留下来的仅仅只有70多座﹐减少了97%……全西藏过去僧尼总数约有11万多人﹐其中外逃者可能有一万﹐剩余约十万人﹔民改结束后住寺僧尼权且算作有七千人﹐也减少了93%。”（班禅这里所说的保留僧尼数与前引中共的数字相同﹐保留寺庙数与中共的数字大相径庭﹐不知是否计算有误﹖----引者）“把生产列为一切事情的首位﹐老少僧众和善僧都被支配劳动过度﹐由于那些人过去没有劳动过﹐而处于无法忍受的境地”﹐“宗教活动（班禅特地提到了灌顶----引者）少如白天的星星”。

四﹑饿死人。1959年到1961年﹐“西藏连续三年获得丰收”﹐但“初步括了合作社风”。“由于党给予轻税的照顾﹐爱国公粮是不重的”﹐但由于浮夸风﹐把虚报的产量指针作为根据﹐征收爱国公粮﹐挖了过去的存粮﹐“致在西藏的一些地方发生了个别人饿死的情况”。甘肃与青海省委在大跃进中大括浮夸风﹑共产风﹐大办公共食堂﹐饿死了大批藏人（以及汉人与其它少数民族----引者）。

正如前引戈茨坦与戈伦夫指出的﹐西藏的宗教本与农奴制难分难舍﹑互为支柱﹐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与封建制难分难舍﹑互为支柱一样。中共要连根铲除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势必限制西藏的宗教﹐最大限度地削弱其影响。加以西藏的寺庙本身就是农奴主﹐拥有大批土地﹑牲畜和农奴﹐还放高利贷。中共要解放寺庙的农奴﹐也得向寺庙开刀。何况有许多寺庙参加了叛乱。班禅面对达赖集团的排斥打击﹐需要中共的支持﹐所以反对达赖集团的叛乱。但他作为大农奴主﹑大教主﹑藏族领袖﹐从根深蒂固的贵族﹑宗教﹑民族情绪出发﹐必然对平叛民改﹑限制宗教本能地抵触。何况中共干部在执行中层层加码﹐搀进了根深蒂固的大汉族主义（这是几乎所有的汉人都有的）与痞子习气（这是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共干特有的）。值得注意的是﹐从班禅的《七万言上书》也可看出﹐当时西藏有许多藏族干部与积极分子积极参与了捣毁佛像﹑佛经﹑佛塔的运动﹐开了文革初“破四旧”的先河。

196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这次班禅既然利用筹委会上层人士的学习会﹐向我们进行攻击﹐我们就需要在学习会上同他们进行斗争”﹔“斗争的原则仍然应该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以斗争求团结”（24）。

在同年同月2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谈阶级斗争﹐先批彭德怀的八万言申诉信是“翻案”﹐无中生有地说他勾结全世界反华势力（美﹑苏）。又批班禅﹐说他的《七万言上书》是“阶级敌人反攻倒算”（25）。

不过毛并未马上惩罚班禅。据达赖自传说﹐班禅在1964年3月拉萨传召大法会上演讲时说﹕达赖喇嘛才是西藏人民的真正领袖﹐并高呼“达赖喇嘛万岁”（26）。这件事从未见中国出版物提起﹐推想起来也不大可能。自本世纪初起﹐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就形同水火﹐他怎会那样说呢﹖

1964年9月18日至11月4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举行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些“翻身农奴代表”列席会议。会议集中火力批判班禅的“反人民﹑反祖国﹑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指责他组织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妄图复辟农奴制﹐还图谋叛国。列席会议的翻身农奴代表声泪俱下地控诉了他残酷压迫﹑剥削农奴的滔天罪行。然后﹐他被押送北京﹐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被批判﹐并被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主任的职务（27）﹐从此被软禁。文革初﹐他被中央民族学院的藏族学生批斗。1966年我去北京大串连时﹐亲眼看到中央民院藏族学生召开的批斗大会与大字报﹐除了上述政治罪名外﹐还揭露班禅虐待﹑殴打家中保姆﹐喜欢男色等事。班禅被斗后不久就下狱﹐在秦城监狱里关了九年零八个月（28）﹐直到1987年才重新露面。

我看到的班禅《七万言上书》虽然是达赖喇嘛的刊物《西藏通讯》发表的﹐但我相信它是真实的﹐不仅作为班禅的原文是真实的﹐原文所写的事也是真实的。但某些西方记者对平叛的描述则是一派胡言。美国记者艾夫唐说﹐拉萨平叛使一万人丧生﹐城里所有男性藏人几乎都被捕﹐中国人将几千具尸体堆在罗布尔卡烧了三天﹐臭气熏天（29）。法国记者董尼德说﹐至少一万人死亡﹐中国人在罗布尔卡焚烧尸体﹐布达拉宫变成残垣断壁﹐色拉寺被夷为平地（30）。当时拉萨只有二万多人口﹐加上外来的叛军﹐也不过三万多﹐怎么可能有一万人被杀﹖4月15日﹐中共在拉萨召开群众大会﹐拥护中国国务院3月28日发布的解散噶厦政府﹑责成解放军平叛的命令﹐有二万多藏人参加。如果拉萨的男性藏人都被捕了﹐这样的会开得起来吗（31）﹖我在八十年代初去布达拉宫和色拉寺参观过﹐发现那里完好如旧。又看过六十年代初摄制的电影记录片﹐发现那时布达拉宫仍巍然屹立。艾夫唐与董尼德当时并未去拉萨现场调查﹐这些谎言显然都是从达赖喇嘛那里批发来的（他们都采访过达赖喇嘛）。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