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达赖集团"的阴谋又得逞了? -- 朴成兴

1988年3月骚乱后﹐西藏某部门对参加了1987年9月27日与10月1日﹑1988年3月5日三次骚乱的某居民区的190人作了一次调查。其职业分类是﹕

非国家干部职工市民127人﹐外地来拉萨的朝佛者和流民49人﹐干部职工14人。

对127名非国家干部职工市民再作分类调查﹐结果如下﹕

1）独立者（出于明确的政治目的﹐坚决要求独立的）12人﹐占9.4%﹔

2）复仇者（对中共政府有很深的仇恨﹐一定要推翻中共政府的）13人﹐占10.2%﹔

3）发财者（趁火打劫）17人﹐占13.4%﹔

4）出气者（因为物价﹑住房﹑税收﹑招工﹑招生等心中不满的）29人﹐占22.8%﹔

5）盲从者与胁迫者（受藏独分子煽动或胁迫的﹐大多是青年。比如藏独分子喊“吃糌粑的站出来﹐把吃大米的赶走”﹐挨家挨户敲门﹐要他们参加骚乱﹐并说如不参加﹐将来达赖喇嘛回来了﹐就要严惩他们﹐许多藏人就跟着参加。过后告诉中共警察﹐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幺要参加﹐只知道跟着别人走﹐跟着别人喊﹐跟着别人打砸抢烧。盲从者的人数这样多﹐几乎占一半﹐似乎不可思议。但只要看看上文所引用的居委会干部的话﹐就可明白这是真的。那话说﹐有个居委会在骚乱前把居民叫来教育了一番﹐结果该居委会只有一人参加骚乱。还有个居民大院在骚乱时有个老工人出来拦了一下﹐结果无人参加。戒严后未参加骚乱的人衷心感激这些居民干部﹐可见藏人的盲从心理何等强烈）55人﹐占43.3%﹔

6）精神病患者一人﹐占0.8%（39）。

上述有明确政治目的﹑坚决要求独立的与对政府有仇恨的加在一起还不及出气者多﹐那些盲从者估计也有莫名之气要出。我在文革中发现﹐越是贫穷﹑文化程度低的人越喜欢跟别人瞎起哄﹐越是喜欢趁群众性骚乱之机攻击比自己富有或文化程度高的人。说到底﹐这是一种嫉恨心理在作怪。由此可见﹐藏独骚乱也像八九民运一样﹐成了许多藏人对各种使他们不满的现象的泄愤口。这些现象中有的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美国也有通货膨胀﹑贫富悬殊﹑雇工竞争﹑失业﹑贫民窟等）﹐有的是专制政权特有的（腐败﹑特权）﹐有的是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引起的﹐也有的是人欲无止境造成的。中国政府既然要把藏族市民包养起来﹐藏族市民就理所当然地要求它满足其各种各样的﹑无穷无尽的欲望﹐并把一切不满----包括中学生学不好数学----都归咎于中国政府。

每次大骚乱后﹐中国政府都要给藏族职工加薪﹐控制物价﹐拨出巨款加盖住宅﹐免费分给藏人特别是骚乱主力的老城居民。拉萨老城总共只有8000多户居民﹐却有2000多户在1988年至1990年搬进了新房﹔到1997年底﹐共有5226户搬进了新房（40）。既然骚乱能够立竿见影地带来巨大的物质好处﹐那么藏人自然越闹越起劲﹐中国政府只好再增加好处﹐结果形成了闹则生利﹑越利越闹的循环。1993年5月中国政府在西藏放开粮价﹐这本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改革﹐社会主义的粮本与粮票一向是西方的嘲笑对象﹐在中国内地也已放开粮价﹐没出任何问题。为了照顾藏人﹐中国政府同时给全体藏族市民粮食补贴﹐这可是西方都没有的仁政。不料藏人嫌补贴少﹐于5月24日在拉萨示威。开始只要求增加粮贴与工资﹐接就高呼“西藏独立”﹐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政府最怕藏人闹独立﹐虽然要求增加粮贴与工资和要求独立是相互矛盾的。要求增加粮贴与工资意味着承认中国政府是他们的统治者﹐有义务包养他们﹔要求独立意味着不承认中国政府是他们的统治者﹐如果他们有骨气﹐就不应该用汉人的臭钱。他们还用石头袭击汉回个体户﹐虽然后者与放开粮价毫无关系（41）。由此可见﹐藏族市民确确实实被中共的包养政策宠坏了﹐就像被父母宠坏了的小孩一样﹐动辄以哭闹逼迫父母满足其无理要求。

当邓﹑胡﹑赵制订与推行怀柔政策时﹐一厢情愿地认为藏人的思维方式也和汉人一样﹐是实用理性﹐因而能自觉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与中共密不可分﹐从而自觉服从中共的统治。他们完全不了解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大大低估了达赖和西方所煽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对美国的幻想。加以中共历来喜欢进行虚的政治宣传和学习运动﹐诸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却很少进行实的利害关系教育运动。汉人从实用理性出发﹐会自觉考虑利害关系﹐毋需中共耳提面命。中共似乎不好意思或想不到告诉藏人﹕你们现在享受的现代物质文明都是中国政府用汉人的血汗提供的﹐西藏独立了﹐你们就要回到旧西藏的生活水平上去。你们以为美国会出大钱包养你们﹖看看俄国和东欧的榜样吧﹐他们变天后美国给了多少施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