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经济学读书心得 -- 科大胡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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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措施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力争在20世纪末将总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1980年，在学者计算和预测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9月25日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公开信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公开信还认为：由计划生育引起的"人口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多于女性、青年夫妇供养老人数量增加"等问题，有些是人们的误解，有些问题可以解决。公开信强调说："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

　　　为落实上述目标，1983年开展了规模浩大的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提倡生了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上环，生了两个以上孩子的夫妇一方结扎".各地向农村派出了宣传队和避孕节育手术队。全国有1524万宣传骨干和76万医务人员深入农村、街道、广场开展工作。在宣传月活动中，有165万对育龄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有891万对育龄夫妇采取了各种避孕节育措施，这个数字相当于1982年全年的1.6倍[1]212.在1983年一年当中，总计有1775万妇女安放了宫内节育器，435万男性做了输精管结扎手术，1639万妇女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正是由于这种声势浩大的计划生育活动，才将1983年新出生人口自1982年2126万的基础上降低到1900万左右。

　　但是，这些急于求成的做法不同程度地激化了干群矛盾，形成了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过程中政府与群众家庭组织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影响了社会稳定。在有些地方，那种强迫命令和强制妇女做绝育手术的做法，影响了群众对计生工作的看法。为纠正计划生育工作存在的现实问题，1984年中共中央书记办公会提出"今后计划生育工作不但要抓紧，而且要抓好……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要改进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强迫命令……既要完成计划任务，又要注意巩固党群关系，促进安定团结".为落实这一精神，随后几年的计生政策有了很大程度的调整：适当放宽生育政策，在农村全面纠正"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强制性做法，推行的政策是"开小口子、堵大口子"，即适当放宽农村群众生育第二胎的政策（开小口），减轻计划生育工作的压力，但严防超计划的二胎和三胎及以上生育行为（堵大口）。

自1985年开始开口政策的尝试，到1986年末，绝大多数省份都在"不断完善生育政策"的基础上给农村那些只生育了一个女孩的夫妇政策性照顾了第二胎，即实行了"一个半"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的这种改革走向，稳定了干群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挽回了计划生育工作的紧张局面。

该时期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中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在200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计划的突破，在公开信中强调的很多问题，终于逐渐暴露出来了。2000年就迎来了老龄化社会、人口出生性别比日渐高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在"民工荒"过程中显示着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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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2005年人口小普查之后

人口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界的知识分子发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其一，改革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防止出生率的进一步下滑，以减轻将来人口结构的倒金字塔压力；其二，继续维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继续降低出生率，继续抑制人口总量的增长以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这两种声音都力图影响国家的生育政策。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口政策走向之争①「即要不要"开小口子、堵大口子".」后知识界出现的又一次大分歧。

中国未来的人口形貌，与原来媒体灌输给学术界和民众的人口形貌截然不同。

　　新的人口形貌是：第一，总人口达不到16亿，而在14.5亿左右。中国当前的出生率越低，未来峰值人口越低，老龄化程度就越严重，未来的养老压力就越大。第三，中国15～64岁之间劳动力人口的供给将不会像原来那样是"无限"的，大约在2015年左右开始负增长。第四，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所导致的婚龄年龄段女性的短缺状况将逐渐明显。第六，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加，将给民族聚居区域的环境资源造成越来越重的压力。

　　鉴于人口总量的压力正在消解，也鉴于那种"一个国家、多种制度"的人口政策已经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窃以为人口战略调整的方向应该是：统一人口政策，降低人口出生性别比；缓解老化速度，提高人口素质，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实行不超过二孩的间隔生育政策，充分发挥"晚、稀、少"的调控作用；协调各人口阶层之间的关系，构建为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所需要的、能够长期促进中国全面而又持续发展的人口结构。

因此，在人口政策问题上，要防止两种不正确倾向：一是主张继续大幅降低生育率的极端冒险主义；二是政策调整中的自由盲动主义。各种资源提供给我们的选择余地其实很有限，但现行政策却不得不调整，只是在今后的几年内，选择哪一年切入罢了。

　　现在，我们必须在人口转变的某一具体时点，改革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重构为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人口政策，切不可因循守旧如果说20世纪中国人口政策的重点是总量控制的话，那么，在21世纪初期，则要将战略重点转移到结构调整上来。 而当务之急，则应是探索人口政策转变的时点。要吸取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儒家文化圈已经出现的生育刺激不力的教训。我们要明白：在控制人口增长的时候，国家之手是有力的；但在社会转型完成之后，在刺激生育方面，国家之手可能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