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经济学读书心得 -- 科大胡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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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科学人口观

　　　　　　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理论体系，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科学道路，是我们肩负的重大历史责任，也是我们面临的紧迫时代课题。

　　　　　　在社会人口学的视野中，人口不仅仅是“口”的含义，更重要的是“人”的含义。“人”表示了人口的主体性、能动性和社会性，是人口的本质所在；“口”表示了人口的数量性、规模性和统计性，反映的是人口的自然属性。人决定口而不是相反。这是基本的人口主体性原理。

　　　　　　树立积极的人口力量观

　　　　　　适度的人口增长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无论是通过人口的出生还是人口的流迁来获得人口的增量，人口的适度增长都将保障人口的自我更替，保证人口再生产的生命活力，同时人口的消费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人口的需求也可能带来科技的创新。在一个能够灵活、及时作出回应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人口的需求带来人口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人口推力。人口发展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机遇和财富，我们要努力实现人口红利增量的最大化、人口红利释放的持久化。红利有大小、有早晚，但红利是人口的天赋，也是人口投资的产物。

　　　　　　过去，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僵化体制下，人口的需求带来的更多是压力，因为僵化的体制一方面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计划分配社会资源的体制结构使得人口的增加意味着福利分配压力的上升，所以人口的增长使我们掉入了人口贫困深化的陷阱。改革开放之前人口问题其实是体制病的一种折射，可以概括为“制度性或政策性人口问题”。改革开放前后人口经济关系的变化给人重大启发，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使中国在人口继续增长的同时却大大提高了公众的福利水平，说明在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的因果关系，其中制度创新和政策文明因素相当关键。因为制度和政策是组合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关系的机制和路径。民主、人权和仁爱是人类普遍适用的价值观念，对于我们构造以人为本的现代体制具有根本的导向意义。人口的力量不仅仅取决于增长所带来的需求效应，而且取决于制度所导引的人口作用方向。少生孩子多养猪、少生孩子多养鸡、少生孩子多养羊、少生孩子多栽树等等提法将新增人口的价值看作低于低等动植物，产生了“人口增长是坏事”的严重误导。

　　　　　　人口是不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树立全生命进程的观点、能不能树立全人口投资的观点并且以人的自由、全面、协调的发展为宗旨推进人口质的发展。只有对处在不同生命历程的人口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全力推进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人口的自由、全面和协调的发展，人口的积极力量就能被激发甚至最大化。本文在此提出“全人口投资”概念，包括了对潜在人力资源的投资和对老年人力资源的投资，包括了健康、知识、技能、道德、审美、价值等方面，从而超越了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本投资概念。例如，教育在当前看是一种消费，从长远看是一种投资。全人口投资不仅仅包括义务教育、公民教育、自我教育和环境教育，也包括高等教育、民办教育、老年教育和流迁教育。如果说人口控制做的是减法和除法，那么全人口投资做的就是加法和乘法。积极的人口观将重点放在加法和乘法上。在整个生命进程中，我们才能了解到人口力量形态的积极转变，才能摆脱单一的人口分母观，辩证看待人口的力量表达。

　　　　　　中国的人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没有从全生命历程出发辩证看待人口的力量转型、缺乏全人口投资的观念和行为有密切关系。从人口的主体性原理出发，树立全生命历程的全人口投资体系是改造中国人口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人乃天地之秀，构筑人口发展积极的价值取向，兴利除弊，就能开发出人口的价值。

　　　　　　什么是人口发展？从价值取向出发，人口发展就是风险―安全、代价―贡献、成本―效益关系的演变过程，所以积极的人口发展就是风险最小化但安全最大化、代价最小化但贡献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但收益最大化的人口变动过程。

　　　　　　树立长远的人口发展观

　　　　　　人口要保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将生育率保持在适度的水平上。生育率可能有所波动，或高或低，但不能长久低于平均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更替水平，否则人口发展一定出现萎缩趋势，陷入人口弱持续甚至不可持续发展的“泥潭”。发达国家、地区人口超低生育率的形成机制和所爆发的负面后果值得中国引以为鉴。

　　　　　　长期以来，我国缺乏对低生育率下降负面后果的中肯评价和政策规避，以致于地方上出现了一种“生育率越低越好”的价值取向。人口的健康发展存在着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本文倡导以更替水平生育率为价值取向的“适度生育战略”，就是试图提醒和明确持续的低生育率下降合理边界和适度空间，在战略上确立“人文计生”的底线伦理。

　　　　　　人口结构问题比人口数量问题更深刻、更重大。任何一个人口都有一定的结构和数量特征，但人口的本质特征是结构性特征，同样规模的人口，由于不同的性别年龄结构和经济社会结构而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也大相径庭。人口结构一旦形成，其产生的影响是长远的，这就是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和人口发展的结构效应。“优化人口结构”是实现人口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调控人口数量是优化人口结构的可靠路径。优化人口结构包括了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的优化和人口的经济社会结构的优化。

　　　　　　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面临着人口结构失衡的重大挑战。例如，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普遍、严重的失调所导致的女孩权利贫困和婚姻挤压现象；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所带来的“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挑战；由于生育率令人吃惊的下降，导致了家庭养老特别是亲子养老功能的严重弱化，空巢老人特别是大批“计划生育老人”的养老安全成为2020年以后困扰中国几十年的重大社会问题，等等。

　　　　　　单一经济指标和人均指标衡量人口控制必要性的做法是片面的，中国人更需要安全的保障和亲情的幸福。提高人均收入等经济指标不一定同时提高了公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早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学界就发现了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差异性。适度的低生育率战略以确保家庭幸福和社会和谐为自己的出发点。在“一胎化”为主导的政策引领下所产生的总和生育率低于1.3的超低生育率现象对人口发展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大龄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高风险家庭，独生子女为人口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高风险的社会。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个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在形成和加剧中，然而，我们准备好了吗？

　　　　　　长远的人口发展必须注意人口的结构性协调和持续性发展。从“控制人口的数量”转向“控制人口的风险”，即控制人口发展的生态失衡危机，这是21世纪中国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对人口发展必然要提出的要求。人无远虑，必有远忧。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树立统筹的人口治理观

　　　　　　统筹的人口问题观决定了统筹的人口治理观。顺势而为，构造科学的人口发展方式和人口治理方式是时代的召唤。

　　　　　　首先，科学的人口发展方式应该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第一，无论是增量还是存量，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人口在数量上追求的是适度。第二，人口在素质上要不断优化，不断提高全体人口的健康、文化和道德素质。第三，人口在结构上要平衡健全，男女老少人口的比例和布局要恰当，从而形成健康的人口生态。人口和生育的多样性是人口生机盎然、蓬勃发展的生态学条件。人口要协调发展而不是片面发展，协调有主动调适、建设、优化关系的意思，包括了动衡和调衡，人口数量的适度、素质的优化和结构的健全存在着内在联系，不可割裂。

　　　　　　其次，科学的人口治理方式应该统筹兼顾、瞻前顾后、未雨绸缪。人口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人口的影响常常需要一个长的时期才会显示出来，前后存在着历时性联系。人口发展战略需要考虑人口发展的滞后效应。由于多年的努力，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不仅下降到了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而且由于生育文化和观念的转变，事实上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甚至相当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发展阶段。中国人口问题在转型，正在从增长性人口问题转变为结构性人口问题，从自然性人口问题转变为政策性人口问题。中国伴随生育率快速、全面、持久下降而来的新人口问题有一些显示的是政策性的负面后果，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却不期然地带来了新的问题，突出如独生子女家庭的成长风险和养老安全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长期失调、独生子女综合症、干群关系矛盾等。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要树立统筹的人口治理观的历史依据。

　　　　　　科学的发展观在呼唤科学的人口观，以人为本、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首先需要解放思想：

　　　　　　第一，关键是要解决一个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统筹的人口治理观必须突出一个中心，就是以“人权”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数”为中心。“权利贫困”是最要害的贫困。从整个生命历程出发维护好公民的生育权益、养老权益等是人口计生事业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还权于民、赋权于民、放权地方是中国人口实现科学发展的必要保证。政府是微观生育决策的代理人，顺应民意、尊重规律是责任政府的历史使命，我国生育政策和人口政策在完善中稳定和在稳定中完善是必由之路。长期在约束条件下形成的政策性低生育率正在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地转变为意愿性低生育率，低生育率江河日下，低到威胁人口持续发展的超低水平，调整生育率到适度水平的战略机遇期已越来越短，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人口发展风险的积累和叠加将导致全局性、深层次的人口危机。

　　　　　　马克思主义思想遗产中最光辉的就是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统筹解决中国人口问题需要以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为中心。为此，要树立优化人口、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理念和执政理念，科教兴国实质是素质立国。如果将稳定低生育水平看作是重中之重，则是本末倒置，并没有从根深蒂固的“以数为本”的思维模式中走出来。

　　　　　　为什么需要控制人口？如何控制人口？这两个相辅相成的话题在理论上并没有完全解决。中国人口过多这一命题是相对的，近年出现的民工荒是一个信号。为什么一定要控制人口？纵览古今，计划生育的人文价值就在于要降低和控制非意愿的怀孕率和生育率以及不孕不育现象，确保公民生育权利的实现。还权于民，将生育数量、时间的选择权回归家庭，将生育的保障权归于政府，这是计划生育改革的必然走向。还权于民以及必要的生育储备将确保人口安全和养老安全。国家层面生育制度和家庭计划的四大使命是：其一，规避独生风险，国家要引导。其二，改变重男轻女，倡导男女平等，国家也要引导。其三，避免意外受孕，个人、夫妇和家庭需要国家在信息、知识和技术上支持。其四，避免出生缺陷，国家和政府同样需要在环境、政策、文化、技术上保障和支持。“男女性别平等，城乡统开二胎”可以理解为人口新政的基调。从风险最小化、成本适当化和效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引导千家万户走“适度生育”的协调、持续发展之路，是重大的战略抉择。

　　　　　　第二，从“控制人口”转变到“调控人口”。调控的含义有二，一是调节，二是控制。人口的活力因为改革开放而被大大激发，人口从“一潭死水”变成“欢快流水”，通过人口有序、有效流迁和城镇化机制实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关系的优化组合。经济人的理性预期假设说明了人口不完全是一个被动的力量，而是内在地具备了自我调适、主动调适的本能和机制，譬如，家庭自觉的节制生育的愿望和行为就是证明。此外，市场供求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也会调节人口与资源环境以及经济社会的关系到一个合适的状态，平衡供求，调剂余缺，这是市场调适。社会调适则包括了集体自觉和政府主导两种方式。

　　　　　　科学的人口发展需要左盼右顾、瞻前顾后、统筹协调。只有在科学发展观和科学人口观的指导下，才能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人口治理模式，避免由此带来的负面后果。本文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是“确保家庭权益，倡导适度生育；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人口优化”。笔者相信，适度生育和人口优化的积极人口政策将从数量、素质、结构全方位保障中华民族在新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人口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