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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读史笔记 之六 -- kmy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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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读史笔记 之六

1. 梁漱溟自述:年轻时觉得人生唯苦,唯有佛家出世最适合,因此决心茹素不婚。后来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发现“论语”以“不亦乐乎”开头,全书没有一个苦字,而乐字却出现多次,“论语”中与乐相对的字是忧,然而又说“仁者不忧”,充满了乐观气氛。梁漱溟为此思考反省,终于改正自己看法,放弃出家,很快结婚了。

2. 1942年秋,宋美龄访问迪化,她的随从们发现迪化的几家商店里有从苏联输入的洋货(呢绒、食品、化妆品、照相机、手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重庆洋货几乎绝迹,价格昂贵。宋美龄的随从在迪化发现有便宜的洋货,当然不肯放过,从早晨出发抢购,一车车地买,几乎把迪化全市地日用品抢购一空,令市民为之侧目。

3.抗战前在山西,阎锡山出门很少自己走动,近处散步,大多由两个警卫员搀扶,上坡时有警卫员推腰,路程较远时则骑毛驴,毛驴左右经常有五六人扶持,当时有外国记者曾写通讯,称阎为“毛驴将军”。阎锡山系统内部有句俏皮话也说:“你真是会长的毛驴-享尽福了!”

4.清朝末年,满族人荫昌留学德国,精通德语,尤其善长德国的市井秽语。德国皇帝威廉也喜欢讲市井脏话,但格于地位尊严,不能与臣下自由交谈,因此常常与荫昌作长谈,有次大宴会,威廉竟抛下众贵宾不管,与荫昌单独在一屋里畅谈不倦。

5.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物资匮乏,缺乏足够的钟表,即使有钟表,也没有统一的时间标准,有些单位用华东标准时间,有的则用华中时间,有的则以自己安装的日晷为准。大家时间不一致,导致开会和听报告总是不能按时到齐,前后浪费很多时间,一直到1944年,为建立广播电台,才规定了延安同一使用中国中部标准时间。

6.1942年延安中直机关食堂的饭厅规则中有一条为:“洗碗水倒入缸内喂猪用,不准随意倒在地上。”

7.延安时期,人们着装有干部服和非干部服之分,其实都是同样的土布,所谓干部服只是在腰间多出两条缝。1941年冬天发棉衣时,王实味没有领到干部服,在中央研究院里从前山吵到后山,从山上吵到山下,最后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把自己的衣服让给王,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8. 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拟推行大学区制,在北平上海等地引起学潮。此后不久,国民党第十区党部党员大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体育馆举行,蒋介石出席,讲话时称:“学生闹事,可能是受共产党主使……我有能力把共产党完全消灭…….”话未讲完,听众中就有两处传来“不要吹牛”的呼声。蒋介石气得把帽子抛出老远,大叫“逮捕异党”,当场把两个青年捆绑起来,两个青年仍直言不讳说是意见不同。后来由戴季陶出面调解说:“这是党员大会,可以有不同意见,但不可以言词失检。”当场叫两人向孙中山遗像悔改了事。

9. 1936年为鲁迅出殡时,灵柩上所覆盖的绸布有“民族魂”三字,系沈钧儒所书。

10. 1945年8月10日,重庆政府国际问题研究所已接到日本左派情报,指出日本有投降可能,但要等待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由于未经证实,国际问题研究所不敢贸然上报。8月14日日本果然决定投降。这件事在一个月后被军统得知,戴笠密报蒋介石,蒋一怒之下撤销了国际问题研究所。

11.抗战时在重庆,军统局一向不买收音机,因为他们认为广播是宣传,听敌台广播怕中毒,只有自己系统送来的情报最可靠。结果1945年8月14日傍晚,听到日本宣布投降的重庆市民已经开始放鞭炮,胜利的号外也印出来了,军统局本部还不能确认,一直等到第二天地下组织来电,才相信是事实。

12.杜月笙抗战前在上海开设了许多赌场,但自己从不去那里,而是在家里赌。小赌大约每次输赢上千块银元,大赌就推牌九,每场输赢在几万到几十万银元。杜月笙逢大赌时,十次有九次会赢,那是因为玩假牌,杜本人不耍花样,靠别人跟他合作来作假,作假赢来的钱杜与合作的人三七分。不过杜玩假牌的手艺远远比不上戴笠,某次戴笠与杜一起到范绍增家玩,曾表演过绝技:不论拿什么样的骰子都可以随心所欲掷出自己想要的点子!噫,戴老板若是遇上韦爵爷,想必会旗鼓相当,惺惺相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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