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和战之辩与李鸿章、翁同和 （转帖） -- 何足道

中国人?D?D汉人?D?D以武力进行大规模土地扩张的历史大概止于汉代中叶，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封建制度日臻完善，但中国人的血性也一天天地稀薄，如果没有异族政权阶段性地入主中原，今天中国的版图也许只有960万的一半都不到。

高度发达的文明抵御不了蛮族的侵攻，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常例，不值得惊奇，只是身当这种侵攻的“现场”，不免生成各式各样的国仇家恨，并引发众多的历史教训，在这些历史教训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所谓“和”“战”之辩。

“和”与“战”，在隋唐以前不是问题，打得赢就“战”，打不赢就“和”，简单之极。汉高祖一代英雄，白登之围力不如人，尚且要以某种不很名誉的手段求和，好象也没有看见有史料记载当时有过什么争论。到了武帝时候，国力强盛，大肆杀伐犹恐不及，争论自然也就付之阙如。

“和”“战”需要在庙堂之上进行辩论，并甚至因此成为结党的缘起，大概肇始于北宋，渡江之后则更加蔚成大观，由此直到清季乃至民国，“和”与“战”一直成为中国人在面对外族入侵时的首要政治命题，其重要性也不再止于政策之争，而是成为评判“忠”“奸”的首要标准?D?D主战的当然是忠臣、“好人”，而主和的则几乎全是反面角色，甚至委琐如翁同和辈，也因为“和主和派的斗争”，而成为值得肯定的正面人物。

但是，历史可以采用这样简单的两分法吗？

一

除抗日战争之外，与今天中国人关系最为切近的和战之辩当然是甲午一役。主战的是帝党?D?D23岁，从来没有出过深宫的年轻皇帝和他的老师，从来没有上过半天战场的财政部长翁同和及其文人党羽，慷慨激昂，义正词严；主和的是半生都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的海军创始人李鸿章，嗫努黯哑，欲辩还休。

李鸿章被目为汉奸并不始于甲午战前，相反，他在1894年的早些时候还因为勋业彪炳而受到朝廷“赏戴三眼花翎”的优厚褒奖。平捻、平教乱、办洋务、建海军，任何人有其中任何一样业绩都已足傲侪辈，李合肥受此殊荣也算是名至实归。这一年他71岁，如果就此退休的话，一世英名颇可流传青史，不在曾国藩之上，却也是无遑多让。

当时的中国，正值同光中兴的鼎盛时期，内乱敉平，外患不兴，女主归政而君臣戮力，百年帝国，很有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总的国际局势是趋向缓和”，基于在华的商业利益，列强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乐观其成。没有人提到“中国威胁论”，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当时的中国在列强心目中还是具备成为远东地区某种程度“威胁”的可能和必要的。

只有日本是个麻烦。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出任北洋大臣，甫上任，即有日本专使求见，要求享受与列强同等之“条约权利”。遥想合肥当时情状，一定是瞠目结舌满头雾水怀疑自己是否听错。日本是什么东西？蕞尔小国，隅居汪洋，居然也不知天高地厚提出这种要求。除了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中堂大人应该不会把这件事过于当真。

然而，日本人是当真的。四年以后（同治末年1874），日本借口为琉球渔民讨还公道，出兵台湾；明年，又迫使朝鲜断绝与中国的藩属关系；1879年，中日为琉球归属交涉，毛昶熙一句“生藩置之化外”，开近代割地之先河（?D?D割给日本！）；1882年、1884年，日本先后在朝鲜制造“壬午事变”和“甲申事变”，吞并朝鲜之心昭然若揭。短短二十年间，日本已经成为中国需要认真考虑的对手。

1874年，为抵御日军，淮军唐定奎部渡海援台，6000人的军队泛于汪洋之上，完全没有护航，全军上下无不担心日军半渡腰击。这种毫无安全保证的作战经历一定给整个清帝国，尤其是李鸿章留下深刻印象。光绪初年，总理衙门策动廷议，以海关收入的40%，约400万两白银，开始筹划建设新式海军，中国由此参与世界级的军备竞赛，这在李鸿章手里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

论述新式海军?D?D主要指北洋舰队?D?D的规模和实力的专著满坑满谷，无须在此赘言。要而言之，甲午以前的中国海军共有大小战舰134艘，包括当时世界最新型主力舰两艘?D?D定远和镇远，综合战斗力超过世界最强的英国海军的“远东舰队”。

近代中国海军建设的直接动因在于对日防卫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索回琉球，至于是否想与西方列强对抗甚或一洗鸦片战争的耻辱，则于史无据。中国传统上是个陆地国家，没有海洋国土的概念，也缺乏对纵横四海的向往，满洲人铁骑纵横的血性在中华文明的浸淫和二百年的绝对和平中已经消磨殆尽，当时的“主旋律”是保守和稳定，这就决定了海军建设的主旨不过是“有限的攻势”。从这样的建军理念看，北洋海军当时的军容显然已经绰绰有余。光绪十四年（1888年）后，海军建设的步伐放慢，自此至甲午，没有添过一舰一炮。

李鸿章创建海军之时不到六十岁，对自己一手建立的这支现代化武装当然不无自豪。光绪八年（1882年），李鸿章奏云：“中国战舰足用，统驭得人，则日本自服，琉案亦易结矣。”当时他对于中日海军实力的分析是：“查日本兵船在二十艘以外，而坚利可用者约十余艘。以彼所有，与中国契（下丝部）长较短，不甚相让。”他对于中日纠纷的解决颇为乐观，认为“中国地大物博，能合力以图之，持久以困之，不患不操胜算。”

然而，不过十年以后，到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开始前三天（7月29日），李上皇帝的密折中，口气竟乎完全不同：“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舰二艘……今日海军力量，以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他再三恳请皇帝能够从敌我实力对比的现实出发，“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

当海军初建之时，何其煌煌熠熠，不可一世，讵料临战而将有大用之际，李氏竟然会有这样一番沮丧畏葸的说辞，他的声誉收到严重质疑，舆论谴责之声不断，而这不过是刚刚开始。李鸿章不会料到，三四个月以后，他就会从国家勋臣的崇隆地位跌落至“汉奸”谤名满天下的万劫不复之地，并且盖棺论定直至百年后的今天。

二

李鸿章的出人头地，始见知于曾国藩，次受恩于恭亲王，而他自己，也确实勇于任事，更是办事的干才，曾胡之后，这样的人才并不太多。即使他以甲午战败蒙受天下骂名，梁启超也不能不承认：“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不可复睹也。”（梁启超《李鸿章传》）

中国现代海防的建设，开局先声夺人，惜乎难以为继，其中的主要责任，不在李鸿章身上。从“公”里说，办海军与李某富国强兵的洋务精神相一致，从“私”里说，办好海军，也大有益于私人实力的膨胀，所以，李鸿章的办海军，断无应付塞责敷衍了事之情事，他于北洋舰队确乎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倾其全力。

然而，李鸿章并不在晚清政局中具有决定性的地位，作为权力架构的一分子，他曾经在洋务运动和其他一系列稳定国家政局的事务中起到过突出的作用，但他始终受到政坛其他力量的牵掣，他不是政策的最后决定者，他所设想和部署的每一个政策措施，包括海军的建设，都处于有力的监控之下，并受到难以想象的刁难。

首先是满洲亲贵。入主中原二百年后，八旗铁骑所向披靡的威风已成明日黄花，洪秀全登高一呼而景从者众，中原板荡，国本动摇。曾国藩敉平叛乱固然有功，但汉人从此得以执掌军队，毕竟非满人所愿闻，从满洲人的心理考虑，任命一个本族亲贵出长海军衙门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不算过于不合情理。问题在于，“满大人”颟顸愚昧，积习深重，并不以强固国防为己任，反视海军成千上万的军费为一己私囊，或踞此肥缺鬻官，或挪用官币献媚，仅颐和园“园工”挪用的海军军费就已高达1000万两（一说3000万）之巨。

海军衙门与颐和园“园工”之间的因果关系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园工”挪用了海军军费，也有人说海军衙门根本就是为了“园工”筹款而设立的障眼物，成立海军衙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园工”可以从中转帐（《剑桥中国晚清史》）。有几个史料可供分析这个问题时参考：北洋舰队成立的初期，虽然名义上有每年400万两的经费，但八十年代最初的几年，李鸿章每年至多只能从各省收到约六十万两的白银，1884年颐和园工程开工，旋即成立海军衙门（1885年），这时朝廷开始多次对各省施加压力，要他们向海军衙门按规定送足军费400万两，“按照上谕所说，甚至为此削减绿营和勇营兵额以及废除海军的中国帆船式战船和无用的陈旧轮船也在所不惜。” “醇亲王在1888年11月给李鸿章写信，要求他向几个省的督抚们筹款二百万两，存入天津洋行，以其利息用于进一步修造这座避暑离宫。可是，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因为1891年3?D6月清帝批准了海军衙门本身的奏折，公然建议颐和园的建筑款项应取自海防捐款和驻外使团专款。”（《剑桥中国晚清史》）1892年，户部正式宣布，为太后万寿筹款所需，海军停购舰艇两年。?D?D两年后，甲午战争爆发。

有清一代，国家财政制度之繁复混乱，已经严重影响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这种繁复并未能有效防止贪污浪费的发生，反而让许多经手的官吏和办事人员得以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申请经费、公务报销，凡此正常的公务来往都可以令这些人假借繁复的手续制度变成生财之道。更不必说有人假公济私刻意为难甚至打击报复。朝鲜局势吃紧，李鸿章要求海军衙门拨款60万添置快炮以替换原有的慢炮，翁同和执掌的户部竟然和海军衙门相互推诿，大打其太极拳，最终还是分文不给，李无奈，只能从海军日常的吃饭钱中挤出20万两，购买次等火炮以充急用。

李鸿章贵为社稷重臣，朝廷倚为干城，以建立国防的重任相责，而他却没有专属的财政处置权，每次申领经费都必须看别人的脸色。建军之初朝廷许诺的每年400万两“海防经费”，李鸿章几乎从来没有收足过全部。1889?D?D1890年，每年能收到约130万两白银，勉强能够维持现有的舰队、设备和人员。1890年，旅顺口海军基地修建了一个长400英尺的砖石船坞，花费约300多万两，李鸿章于是再也没有资金对舰队做其他投资。说起来简直就是笑话，甲午军兴，北洋舰队赖以成其“威慑”之意的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十英寸巨炮炮弹只有一枚（镇远二枚）！（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李鸿章对建立北洋海军孜孜以求，在在以此为念，若说他完全没有私心，未免过于拔高。更何况他功勋卓著，自然位高速谤，而政敌攻讦之甚，却也不见得就是完全出于公心。

清道咸以后，内忧外患并起，大臣中关于危机应对方案和国家前途的看法各不相同，互有参差，所谓同声相诉，同气相求，政坛渐成结党之势在所难免。结党而能谋公，已非国家幸事，其若营私，则更为国家之祸，至于貌若谋公而其实营私，则已迹近国家之贼。同光之际，以李鸿藻、翁同和为首的清流甚嚣尘上，日日以“参”倒大臣相标榜，世人莫敢嘤其锋，甚至皇帝太后都不能不给他们一点面子。清流之所以能够这样嚣张，一方面是由于这帮人以仁义道德为评判事理的唯一标准，大帽子满天飞，为人臣者读圣贤书，自然爱惜名节，不敢招惹这淌混水，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皇帝亲政未久，满目只有“翁师傅”一个忠臣，翁同和毓庆宫讲读时的“独对”，是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恩宠，而“常熟（翁同和）为人，好蓄小怨也。”（王伯恭《蜷庐随笔》）

翁同和才具平庸，识见浅短，于洋务外交一窍不通，还昧于世界大势，看不起洋务人物。光绪二十一年奉旨派往总理衙门行走，居然为之痛不欲生，日记中竟有“日伍犬羊，殆非人境”之语。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翁奉旨与德国公使海靖交涉胶澳事件，畏葸怯懦，暗昧不明，为外人所趁，坐使中国在丧失胶澳之后，更连失旅顺、大连、大鹏湾、广州湾登地，以致“素契鱼水之欢”的光绪帝都要痛斥他丧权辱国。

翁同和为政为人“专以巧妙用事”，好耍小聪明，却又常常弄巧成拙，害及自身。他察觉光绪对康有为有好感，将有大用，于是具折力保，有“才胜臣十倍”的赞语，却又担心康有为躁进的性格在将来可能会演成麻烦，所以预先在奏折中留下“恐其心叵测”的伏笔。他大概以为就此可以确保自己现在将来都不会招致麻烦，却不料康圣人蒙皇帝恩宠，知道了这段伏笔，于是排挤打压，烧香赶走和尚，戊戌维新第四天，翁师傅即遭罢黜，灰溜溜地回常熟乡下吃老米饭去了。（事见丁国钧《荷香馆琐言》）

翁同和本身才具不足，也许和他的疾病一样，天资有亏，本无可厚非，如果他能广延英才为国效力，倒也不失大臣本色，奈何翁相国“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王伯恭《蜷庐随笔》）他身为清流领袖，利用主考之便延至门下的文廷式、张謇、黄绍箕之流几乎都是名士一类人物，文采斐然不假，于国家政治却徒好高论以博浮名。尤其是张謇，光绪八年，吴长庆东渡朝鲜平乱，挫败过日军，张与是役，回来即在翁同和面前大谈日军之不足畏，竭力主张对日开衅。张謇的逻辑是这样的：光绪八年的日军“不足畏”，所以光绪二十年（甲午）的日军也“不足畏”；日本的陆军“不足畏”，所以日本的海军也“不足畏”。而翁同和居然就会同意张謇对时局的分析，推动国家迈向战争的边缘，结果一战败北，丧师辱国，仅有的家底输个精光，而国势由此不振。

三

北洋舰队的覆灭，李鸿章固然难辞其咎，技不如人，终遭败绩，但毕竟也是谋国以忠，包括那些反对北洋海军更新军备的大臣，政见不同，识见短浅，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在这个长达十数年的衰败以至覆灭的过程中，夹进了翁同和挟私报复的小人行径，则不能不令人发一浩叹。

咸丰九年，安徽巡抚翁同书驻节定远，值捻军纠合长毛来攻，翁同书弃城走寿州，定远陷落，翁同书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明年，团练首领苗沛霖以诛杀与自己有仇隙的孙开泰为条件，答应向官军投诚。清廷以苗屡降屡叛，提醒翁同书小心处置。而翁居然就自信满满，杀孙开泰、蒙时中两人以待苗沛霖归顺。讵料苗贼性不改，不过以此报仇而已，本人并无投降之意，首级交付后为逆如故。堂堂一省首长居然被一个蟊贼玩弄于股掌之上，更枉失两条人命，曾国藩因此具折严劾。翁同书父亲翁心存是同治师傅，为堵住垂帘的两宫太后可能会有的宽贷之词，时在曾国藩幕中，执笔具折的李鸿章在折中写有“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的激将章句，两宫无奈，不得不将翁同和定拟大辟（斩首）。翁心存急火攻心，老命为之呜呼。而翁同书也因此得以充军新疆，幸逃显戮。这个翁同书，就是翁同和的大哥，翁心存是他们的老父。

以翁同和“好蓄小怨”的性格，如此父兄大仇，岂有轻轻放过之理。二十多年后，翁同和以两朝（同治光绪）帝师的身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光绪即位后，更得君专宠，以至“光初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合，翁辄怫然，常入报帝，必伸己意。”（金梁《四朝佚闻》）。等到他出长户部，全国财政一把抓之时，适李鸿章兴办海军，需要用钱，翁同和于是徇私报复，倾陷排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假借财政支绌为由，处处限制北洋海军的经费支出，反对购买炮弹贮藏，更在光绪十七年（1892年）制订筹饷办法，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二年，而此时距离甲午开战不到两年。

翁同和于兵法一窍不通，对于中日实力差距懵懂无知，却相信张謇“日本蕞尔小国，何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的屁话。爱国高调唱久了，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可堪一战。书生误国，莫如之甚！而他之急于开启战端，更怀有一番倾害李鸿章的阴暗心理。甲午夏，中日战势渐成，李鸿章以北洋舰队实在不可出战而想方设法，企图以外交手段延缓战争爆发，而翁同和却因为与李久怀宿怨，认为现在正是置李于死地的大好时机，所以李不欲战而必强使之战。有人以“器械阵法，百不如人”劝说翁同和不要鼓噪开战，翁先是说一通我军天下无敌的空话，最后才露出他急欲将北洋海军驱入虎口的真实用心：“吾正欲试其良苦（加木字旁，粗劣），以为整顿地也。”（王伯恭《蜷庐随笔》）

等到大战爆发，翁又处处对李掣肘。淮军宿将刘铭传功勋卓著，战绩煌煌，甲午军兴而国思良将，翁同和却策动皇帝仅以命李鸿章传旨的方式要求刘出山带兵作战。先是，翁同和已假借细故，小题大做，将刘从台湾巡抚的位置上革职（吏部改为革职留任），弄得刘心灰意冷，满腹牢骚，如今又存心怠慢，完全以带罪立功视之，刘“遂辞不赴”。刘铭传固然高傲得不是时候，翁同和身为当国者，公报私仇，以私怨坏国事，实在也令人寒心。（事见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

甲午开战后，中方屡战不胜，日本陆军直逼榆关，慈禧大恐，命翁同和“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翁同和衔命而来，自然不必稍假辞色，开口就问北洋兵舰如何。李鸿章愤懑难当，十数年刁难排陷之苦，一时竟不知何以措辞。良久，回头问：“翁师傅总管财政，平时海军申请款项屡遭申斥驳回，现在临战想到军舰，军舰的状况难道还可以视作倚靠吗？”翁同和居然此时还不改其对政事轻描淡写的清流作风，说：“我管财政，自然只有节约才是尽职，海军的申请如果真的紧要的话，你为什么不多申请几次呢？”李鸿章修养再好，怕也难以把持自己，一腔怒气终于爆发出来：“朝廷怀疑我跋扈，台谏（类似纪检官员）投诉我贪婪，我如果再哓哓不休不依不饶，今天还会有李鸿章吗？！”翁同和为之语塞。（事见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名流误国》）

甲午战败，李鸿章的“汉奸”谤名传遍天下，翁同和犹不解恨，一面“百端诿过”，洗刷自己当初鼓噪启衅的责任，一面还策动清议，在暗地里落井下石。又过两年，1896年，以垂暮之年远使英美德法俄五国的李鸿章回京复命，此时权倾朝野的翁同和居然仍然不肯放过他，以“私游颐和园”为罪名，到处张扬聒噪，大造舆论，夸大罪名，迫使皇帝不得不明发上谕，将李鸿章申斥羞辱一番。（事见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诗》诗注）

翁同和小人行径，令当时士林侧目，其以私怨坏国事的卑劣作为以及造成的后果，有清二百年所罕见。恭亲王临终，太后问以身后事，言及翁同和，恭泣奏云：“是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言辞沉痛，恨意如见。翁同和不久即遭罢黜（事载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九日《申报》）。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翁同和去世，消息传到北京，庆王请示丧葬典礼规格。光绪帝念及前述申斥李鸿章事，痛悔不已，竟至大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主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诗》诗注）

四

当甲午之时，光绪帝亲政不过五年，廿余岁的青年，久困母亲威严之下，此时想要为一大振作以图舒展，进而“凭陵母后”，都是可以理解的。而日本人步步进逼，翻脸不认人的跳梁小丑嘴脸委实招人痛恨，举国上下颇有喊打之声，少年气盛的年轻皇帝于是错误地了选择了自己祭刀的对象。

以日本当时的国力，固然无法与中国抗衡，但日本的军力，却已不在北洋军之下。自1868年以来，日本政府各部门的现代化革新已基本完成，陆海军建设因此得以飞速发展，1872年，征兵制的实施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国民意识的觉醒，现代化军事院校在国内广泛建立，1878年，日本成立了独立的参谋本部，1863年，成立了第一所参谋学府，陆军和海军之间开始能够有保证地实行密切合作。到1890年代，日本的将军们已经能够熟练地组织现代战争，而军队的组织甚至在一个没有良好公路的国家中也能顺利地运转。

日本武装部队在提高效率方面成绩惊人，在西方军事家的帮助下，他们改组了陆军部，进而改进军事教育，积极提高参谋本部的素质，并按照实行全国总动员的要求，充实后勤和医药工作，建立了一个战略性的铁路网，颁布了新的征兵令，以及改进整套的参谋作业。他们在运输、军需供应和医药设施方面的突出表现，赢得了西方观察家的一致好评。

反观中国，有什么足以支持一场现代化的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呢？

除了对西方新式武器的热衷之外，暮气沉沉的中国军队并不对西方军事人员和战术思想有什么兴趣。1873年，试行了九年的“凤凰山训练营”计划停止执行，原因在于华洋之间的摩擦和中方官员（包括李鸿章）对英国教官的不信任。凤凰山（距上海25公里）一度被誉为“中国的奥尔德肖特（英国著名的陆军训练营地）”，而事实是，那里从来没有存在过训练军官的计划，它只是训练出一批能够熟练使用现代武器的淮军士兵而已。这是中国军人接受西式军事训练的先声，其过程和结果却颇令中国人惭愧。（《剑桥中国晚清史》）此后还要再过十多年，到1885年，中国第一所训练现代陆战人员的学堂?D?D天津武备学堂?D?D才得以正式建立。而直到甲午开战，整个帝国的国防都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军队指挥和调度系统，现代军事参谋人员凤毛麟角，更无法奢望参谋本部之类现代化的军事机构。

相对陆军的情况，海军也许好看一些，至少一百多艘军舰和操纵这些军舰的官兵已经完全现代化了。舰队实力名列世界第八（一说第六，统计方法不同，排名前后有异。）军官接受现代课程教育并择优选送到英国深造及在英国舰队实习。当时整个北洋舰队的命令和操作指令全部用英语或者法语（轮机法语，驾驶英语）传达，不可谓不是现代化到了牙齿。

然而，所有这些现代化的皮相下面，掩盖的是残破的国防战略，海军作为进攻性军种的特质没有被自上到下任何一个官员和军人所认识，耗费巨资建立这样一支军队，却并不存在一个目标、计划、步骤俱备，切实可操作的海军建设方略。

1840年以后，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首鼠两端摇摆不定，整个国家战略时而激进，时而务实，这一方面是由于受到各方政治势力彼此消长的影响，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也确实没有按照现代化方式管理国家的意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不过是以学会使用西方人的器械?D?D主要是武器?D?D为其初衷。但在这一模仿西方的运动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逐渐认识到，洋人的强大并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厉。

作为一种精神状态，从七十年代开始，民族主义开始在中国出现。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开始崩溃，“天下”一词受到质疑，因为它并没有如实地反映中国，中国只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郑观应《盛世危言》）。这样的理解，有助于中国人从“中心王国”的迷信中摆脱出来，转而以平等的心态看待世界各国。同时，也有助于中国不再以非理性的痛心疾首的态度看待1840年的战败?D?D既然中国并不能因为道德完善而天然具备不受打击的权利，那么，就象战国乱世一样，列强争霸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而有战争自然就会有胜负。

1870年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和国力的恢复，中国人的自信又慢慢蓄积。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因之逐渐改变并日益成熟起来。现代的国家观念逐渐为先进者所了解并掌握，在与洋人公开讨论此前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以争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平等地位的同时，一些精明强干的官员如李鸿章辈则已开始进一步试图在列强环伺中找到中国的位置。

七十年代后期，李鸿章从土耳其、比利时和丹麦等国的历史中认识到西方关于互相牵制和平衡理论的价值。1879年，在写给朝鲜官员的一封信中，李指出：朝鲜或许敌不过日本，但是如果朝鲜决定向西方贸易开门，日本对朝鲜的影响将受到西方列强的牵制。同时期的另一位官员，驻日公使何如璋也认为，西方国家有一套均势体系，如果朝鲜与西洋诸国签订条约，这种均势就会保证朝鲜的和平。1883年，中法为了安南而激烈争执时，曾纪泽也极力主张在那里采取均势政策。从当时这些开明之士几乎众口一词的态度来看，均势可以维护享有平等主权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和平的观念已经被务实的中国官员所认识并开始运用于实际操作中，“以夷制夷”的传统观念被注入了新的内容。北洋舰队的建立就是中国为增加自己在国际均势中的地位而投下的一个重磅砝码。

然而，这一合乎国情的方略并没有能够成为清帝国的基本国策和国家战略，原因之一，就在于它遭到守旧派的攻讦而未能被整个官僚集团和全社会所接受。守旧派（保守派）?D?D清流之类?D?D既然以“名教”“道德”相标榜，则必然会狂热尊崇儒教正统，坚持其文化优越的观点。他们不承认西洋国家也有优良的文化和道德传统，甚至认为西洋人实际上禽兽不如。不负责任的好战思想弥漫于保守派士大夫中，他们坚持认为，作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化身，中国要与这些“夷狄”和平共处是不可想象的。

处于这两种几乎针锋相对的思潮影响之下，国家的各项现代化建设不免飘摇无定。北洋舰队的遭际是其中尤为尴尬的的一项。务实派知道，没有实力就谈不上什么均势，“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所以尽管一时没有战争，国防却不能不常备常新，以保持国际先进的国防水准，来维持在国际均势中的战略地位。然而，除了添船添炮，务实派并不能拿出海军建设的长短期计划，他们关于均势的理解和解释也是肤浅的，并不能摆脱“以夷制夷”的老套，无法从根本上说服保守人士。更何况海军的建设看上去确实象是一个无底洞，巨额的资金投入超出了所有事先的估计和保守人士的承受程度。

保守派反对维持这样一支武力的理由在于：“制机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学洋学，学洋学即不能不以洋学之精否为人才之用舍。”如此则“国家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其从而习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

从今人的角度看，保守派的理论固然荒谬可笑，但他们对于建立海军可能造成的连锁反应的认识，却不可谓不精当。现代海军对于工业和技术的要求已经使传统的农耕社会受到巨大冲击，达成一场现代海战的胜利所必须的现代化军事指挥机制、后勤保障体制、社会综合管理体制等等，更远非甲午时代的中国所能消受。然而，纵使甲午时期最为开明的当权者，也无法接受为了建设一支军队而彻底变更中国文物制度的“骇人听闻”的建议。

郭嵩焘使欧期间，对英法各国的各项制度有过深刻体验，他写信给李鸿章，建议中国留学生能向日本留学生（！）一样，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立国之本，结果遭到李的拒绝。一方面李自觉无权决定这样大的事情，另一方面，他也确实觉得中国的国家制度要远远优于蛮夷。

象李鸿章这样的人物都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只要注重于国防现代化就已完全足够，则晚清的整个官僚体系对于自强和自新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可见一斑。以这样的精神面貌和准备状况去应付已经基本完成现代化过渡的日本，其结果实不待黄海一战而后知。

五

甲午一战败绩，李鸿章即为万夫所指，一世勋业付诸东流。但是事情还没有完，他还必须合羞忍辱去日本谈判，以年迈之躯受日本刺客偷袭。等到春帆楼上条约签订，“李二先生是汉奸”的骂名也随之传遍天下。

李鸿章练海军近二十年，所为就是对抗日本，汉奸之说，不知从何谈起。海军的失败，概非一日之因，十数年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李鸿章已经尽其最大努力。其所以失败者，从大处看，是国家发展战略模糊、海军建设方略陈腐，以及整个中国缺乏参与现代战争的条件和准备所致，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梁启超语），如何不败？从小处看，则派系倾轧，政敌刁难，私仇公报，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等到战衅将启，李鸿章知道海军之不可恃，锥胸顿足，忧心如焚，偏有人从旁幸灾乐祸，推波助澜，落井下石，等着看他的笑话，丝毫不知大厦之将倾。

这一场“和战之辩”其实并不能算是激烈，李鸿章忧谗畏讥既久，压根就不敢站出来大声主和，他关于实际情况的报告又根本没有人听，整个帝国实际上是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哄乱中迈入日本人挖好的陷阱中的。“战”“和”与否，李鸿章都没有明确表示过意见，“汉奸”之谓，从何而来？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日军深入东三省和山东境内，清军无法再战，乃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东渡日本求和。《马关条约》，中国割地赔款，脸面丢尽，其软弱疲败之态，更令列强顿生觊觎之心，其后瓜分豆剖，国事遂崩坏难为。

李鸿章是《马关条约》的签约人，“汉奸”之说，也许更多的是集中在这一点上。《马关条约》签署之时，清军已崩溃无可再战，中国北部大门洞开，无防可言，日军取得了全面胜利。清政府完全没有料到这样的结局，事先毫无准备，顷刻之间家底输得精光，纵想有宁死不降的念头，手无寸铁，也无从进行抵抗。以日本当时的胃口，取得这样的战果已经欣喜若狂，吞并中国，则未免不太实际。所以和谈在当时对双方都是可行的收场方式。

割地赔款不是李鸿章的主意，作为战败的一方，他也没有资格首先开列停战条件。老实说，战还是降，象他这样对战败负有直接责任的待罪之臣是没有发言权的。他代表战败方的利益，至多只能就胜利者开出的条件讨价还价，为自己国家谋求最低限度的损失。

李鸿章不是那种对人假以辞色的人，洋人所以尊敬他，也是因为他不卑不亢甚至有些倨傲的自尊气度。他向来是看不起日本人的，也没有认为战败就是自己的能力输给了伊藤博文，所以春帆楼上，李固然不得不收敛自己的倨傲，但他还是找机会端着天朝大国的架子当场让伊藤下不来台。而在实际的利益谈判中，更是将日方开出的三万万两白银的赔款数额压低了三分之一。这是汉奸的作为吗？

至于说到割地，原是翁同和所竭力反对的，他主张可以更多的赔款，割地则万万不行。但是日本以台湾、辽东为战争的首要目标，战胜后反倒拱手推出，花此人力物力血战一番，莫非都是玩笑？中国此时全军尽墨，毫无抵抗能力，果然如翁所主张的那样坚拒不允，除了自取其辱，国家再遭受更多蹂躏以外，还能有什么样的下场？

李鸿章在马关，每一项谈判结果都要报请国内批准，翁同和这样置身事外一意作梗，不免大感为难，无奈之下，希望翁能同往谈判，以亲见外交折冲之艰难。翁以他故辞。

李鸿章兵败黄海，自知已成众矢之的，明智自保的态度，是就此闭门谢客，躲过风头再说，然而，当朝廷征召，希望他忍辱负重，为国家计，亲赴日本签约，他还是将自己的声名放在一边，慨然应召。他不知道以败军之将签投降条约意味着什么吗？有人这样劝他，李回答：“于国实有不能恝然（漠不关心）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D?D敢作敢当的江淮“痞子”作派，不失其磊落风格。对比翁同和放言高论，徒事空谈，不肯负具体责任，却又在一旁大说风凉话的作为，人格高下立判。

然而，甲午战败，毕竟与李鸿章有着莫大的干系。北洋舰队的失败，可以说是整个国家的失败，而李鸿章在其中，自应负其职分之内的责任。

李鸿章在北洋建军事中最为人诟病，他自己也最难以辩白的，是他滥用私人。“凡乡人有求，无不应之”，北洋陆军，几乎就是皖人的天下，“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这些村夫莽汉，在刀丛中搏命，以一身刀疤换取功名利禄，除匹夫之勇外，别无他长，依靠他们建立现代陆军，无异缘木求鱼。而李鸿章也只是感念这些乡井子弟赴死效命，才换来自己半世功名，除了对他们优厚有加外，原也没有什么长远的打算，“令积钱财长子孙，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如此而已。（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李鸿章滥用乡人》）

李鸿章未必见得待人宽厚，但他御下不严，北洋军纪律废弛，却是于史有据的事实。其实这也是私募军队的通病，贤若曾国藩，犹不能完全免俗，更何况等而下之的李少荃。君臣大义固然是募练军队的招牌，但乡井父老愿意抛家别子去当炮灰，冲的却是李某人的面子和荣华富贵的实际目的，李鸿章没有曾国藩的浩然正气以为感召，就只好用乡谊旧情与这些匹夫莽汉“套交情”，换取他们在战场上效死用命。这一套在战时极为有用，等到承平之日，却不免积习难改，尾大不掉。这是私募军队不同于国家军队的地方，不幸的是，李鸿章登堂入室之时，竟也将这种陋习带进了国家正规军中。将弁称兄道弟，浑噩终日，全无纪律可言。军官们拒不上操，视之为丢脸的事情，营营役役，终日以挤进官僚阶层为骛，完全“缺乏职业军人的荣誉感”。

上行而下效，李鸿章治军失之宽弛，北洋陆军如此，新生的北洋海军也是如此。

北洋舰队成军十年，一战而殁，那些管带们大多于黄海之役中殉国。向来为贤者讳，战前的种种不是因之略过不提，现在讨论甲午史实，却不能不翻此旧帐。

北洋各舰的管带泰半出自福建马尾水师学堂，1884年马尾兵败，南洋舰队覆灭，一干人众遂全为李氏网罗。这些青年才俊都吃过洋面包，自视甚高，又因为原是校友同学，自然结成一帮，完全不把顶头上司，来自陆军的外行土包子丁汝昌放在眼里，“丁汝昌之欲左者，若辈共右之，欲右者，即共左之，视军令如儿戏，恒加虚词。有时为丁提督所视察，顿足怒詈，终无如之何。”“汝昌淮人陆将，孤寄其上，大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每北洋封冻，海军例岁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罗敦融《中日兵事本末》）?D?D旧军队的种种陋习，海军里无一或缺。

李鸿章有临事的精神，也是少有的干才，《清史稿》说他“受国大任，死而后已”，不能算是过誉，他的一生勋业成就卓著，就是很好的例证。可惜“其德望不足以副其才华。”（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他任人治军的失当，其实也是其处世性格使然。

李氏一生最大的败笔，在其时时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政事僚属。实用主义固然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待人接物全无诚心，不免影响最后目标的尽善尽美的达成。更何况采实用主义态度处世为人，难免在正途阻塞之时堕入邪门歪道，其所达成的目标于是难以令人信服。李鸿章为使海军事业顺利开展，不惜趋承逢迎，大肆向醇亲王行贿，更自卑身份，巴结阉宦李莲英，凡此种种，都不免令正人君子齿冷。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李鸿章其身不正，非止“虽令不行”，更是带坏了一代士风。为谋划替革职的老友之子胡宗濂开复原职，李趁颐和园“园工”资金紧张之际，为醇亲王设计开源之法，号召各色官吏捐资“报效”。胡得李鸿章指授，一次即“报效”二万金，回京后即得慈禧特旨，复其原官，交北洋差委。而此门一开，来者日多，清政府的仕途日见猥杂，吏治由此没落不可与闻。（事见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二?李鸿章徇私坏法》）想合肥初衷，不过是帮旧友一个小忙，而事竟溃烂至此，应不在彼料中。当国者小细不谨，误己一生清誉，也误了国家社稷。

我们也许不必以道德家的态度苛责李鸿章，身处清季那样污浊的环境，独以洁身自好相要求，也实在不是李鸿章所能做到的事情。只是，身为元老重臣，中外关注，士林所瞻，为人处世完全没有原则，毕竟不是古大臣之风。所谓必先自侮而人侮之，李鸿章一生事业屡受倾轧，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政敌们挟私报复，攻讦责难，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李氏平生功业为之顿挫，国家民族的利益也随之葬送，百年之后回首，政敌们固无足取，合肥实在也是咎由自取。

李鸿章以实用主义态度处理政务，必然在一些事情上采取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有时所谋未善，事虽息而人未宁，造成在某些需要远大战略构想的事务上疏于规划而最终入人毂中。光绪十一年，朝鲜“开化党”乱，中日签订《天津条约》，为表示中方的诚意，李鸿章主动提出中日共同拥有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一条款使朝鲜由中国的藩属变成中日共同保护国，日本从此在朝鲜取得与中国相同的地位。甲午六月，日本正是据此不断向朝鲜派兵，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所谓“人无远虑并有近忧”，李鸿章一生勤勉却终不能全其令誉，也不能说完全就是偶然。

李鸿章奉行实用主义哲学，必然影响其在历史中的地位。实用主义处世的一大特点就是就事办事，后人评价李鸿章“但有务实而无思想”，实在是精到中肯之语。李固办事之能臣，却也止于办事而已。他缺少谋国的远大方略，所作所为，不过是在有限的条件下折冲樽俎；他也没有守正不阿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无法在委靡疲敝的环境中，为国家民族开辟自新的道路。李鸿章大有功于中国的现代化，但他确乎不能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国家。

六

和战之辩，大多发生在国势衰微而强虏寇边的危机时刻，正反双方其实都知道势不可为，主和的认为应该承认现实，忍过一时，徐图再起，主战的则坚持大义在兹，非战不足以扬国威，哪怕战争的结果是玉石俱焚。中国的传统，是以“和”“战”判忠奸，却不知忠奸之别，并不在主战主和，甲午前后论战事，可资佐证。

大敌当前，和还是战，基本的准则在于最后能否战胜。拼死一搏，虽鱼死网破在所不惜，毕竟不是正常的战争伦理，不到退无可退的最后关头，执政者必不出此下策。人有爱国之责，但谋国者与寻常匹夫之爱国必有其完全不同的形式。匹夫匹妇以家国之痛，可以不惜舍命成仁，谋国者以家国之痛，却不能轻于一掷，盖死固易事也，其奈国家社稷何？更何况匹夫一怒，不过流血五步，而谋国者怒，血流漂杵，此庙堂之上，战和之间，所以慎之又慎的原因所在。

谋国以忠，临事以惧，才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和”“战”。能战而不战，诚是误国，不能战而战，更是误国。当群情激愤谤言四布，犹能秉持公心作和战之辩，方是真正有担当的爱国志士。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名言用在这里，才能真正显示其艰困不易的本意。

庚申以后，中国汲汲以自强为首要政策，虽然时有牵掣，总还算小有成就。如果没有中日战争的爆发，纵使在那样的制度下面，尚不至糜烂崩坏迅速如此。这是李鸿章及所有务实的官员竭力试图避免战争的原因之一。李鸿章未必不想对日一战，北洋舰队成军目的之一，就是为要镇摄日本，这其中没有战争预案是不可能的。然而，轻重缓急的国事标准各人理解不同，有秉公的，有徇私的，种种情状如前所述。北洋舰队的建设从1886年开始陷入停顿，李鸿章的国防计划就此失去实施的基础，他要以这样的舰队去对抗日本，无异于自取其辱，这是他临战不敢言勇的原因之二。日本谋我已非一日，其计划步骤之详尽，实在不是颟顸的中国官员所能想象。根据1884年《天津条约》，朝鲜有事，则中日两国享有平等出兵权利。甲午东学党乱，日本三番两次怂恿中国出兵，其狼子野心不为满朝大员所知，却被李鸿章所洞悉。李既知舰队之不可恃，又不能坐视国家于懵懂中落入别人的陷阱，于是惟有寄希望于外交调停，果然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是为国家苍生免一浩劫，这是他竭力主张避战的原因之三。然而，根据当时舆论风评标准，李鸿章的尴尬境地是，他试图避免战争，已决定他是汉奸；战争终于爆发，他所试图避免的无一例外全部发生，所以他就更是汉奸！李氏要还自己清白的唯一办法就是战胜，除此以外，哪怕他亲赴前线战殁阵中，仍然逃脱不了主战派们的铄金众口。

?D?D检点当时满朝文武，包括那些清流名士，有谁可以大言自己必胜？

当国家两难之际，正是名利之士以高调自见之时。清流们袖手事外，不负专责，惟以高谈阔论博其浮名，他们既不了解海军现状，也对日本战备一无所知，却把战争时刻放在嘴边，日日在皇帝面前鼓噪，甚至不惜策动后妃大吹其枕边风。此辈好以民族大义、国家尊严相标榜，却徒事空谈，没有半点办实事的作为。以翁同和军机大臣领户部尚书的权力和蒙皇帝专宠的地位，果然准备对日作战，则后勤供应、军械整备、资金调度、国民动员等一干事宜，早应该有预先的经营，何止于到战争爆发都一事无成。

匹夫村汉激于义愤，渴望一战而重振国势，执政者善加引导，调度有序，正是民心可用的大好良机，但清流们居国家高位，不仅不以责任重大而谨小慎微，忍辱负重，反而轻忽浮夸，既不顾国家既定方略和实力所限，也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和战争准备，仅以义愤而轻于一战，这是以国事为儿戏，以民族利益博一己令誉，这样子的主战，不是误国，又是什么？

前人以“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嘲讽清流们清谈误国，实际情况是，在“死”和“责任”之间，与其说清流们选择以死报国，不如说他们两者相较取其轻，以死逃避了责任，并以所谓不惜一死的空话换得传世声名。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人不仅没有死，反而如愿以偿，保持其为国尽忠的声誉直到今天，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民族的不幸。

讨论甲午前后的和战之辩，并不在于辨析李鸿章翁同和的忠奸是非，这场战争的失败并不是由于主战主和的辩论，也不见得李鸿章或者翁同和一个人就能担起全部责任。将历史事件的结果完全归结到某一个人的身上，不管是“人民救星”还是“民族罪人”，都不是客观和理性的态度。除了那些不世出的天纵英才，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毕竟有限。夸大某个历史人物在事件中的作用，则不免忽视现象背后的历史真实，并进而忽略整个时代和制度在其中所应负的责任。在清季那样的政治氛围中，有没有翁同和的徇私报复，都不能改变战败的结局，同样，换了别人来指挥这场战争，也必然是和李鸿章一样的下场。

49年以后的历史研究，常常被一种奇怪的逻辑所困扰，一方面承认近代以来中国整体上的落后必然造成不断挨打战败的局面，一方面又对盲目主战的历史人物予以充分肯定，仿佛没有李鸿章这样的“汉奸”，战争就会取得胜利。?D?D既然整体落后，为什么还把冷静务实主张韬晦自强的官员诬为汉奸？既然必然战败，为什么又对以所谓君国大义推动国家进入毫无胜算的战争的官员予以充分肯定？

甲午战争是迄今为止中国人唯一一场以现代化武器与对手进行的现代化战争，这场失败影响之巨，直至今日犹沉沉若国人心头之石，它影响了世界看待中国的目光，也使百年来的中国一直被某种情绪所压抑，在国际事务中始终不能摆脱受害者的心理认知。中国试图重新恢复大国地位的努力已经进行得过于长久，在这一漫长的复兴过程中，不免怨天尤人，以某种最简便的方式满足自己大国威严其实并没有坠落的虚幻自尊，李鸿章这样曾经主持大局的古人被拿来作为某种象征于是并不奇怪。然而，这种心态对中国的自强努力其实毫无益处。当今天中国的实力真正有所恢复的时候，我们尤要正确认识曾经有过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新谈论一百年前的那场和战之辩也许不无其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