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海子，二·二三事件 -- 行走的考拉

六、七十年代，地广人稀的青海，可谓是战略上重要，地位上尴尬。

战略者，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偏僻多山海拔高，难进难出易于隐藏，又是新疆和西藏的后院；所以拥有大量国防和军工保密单位（如二炮，二二一厂——核，海晏兵工厂——鱼雷，乐都52信箱——56式和69式火箭筒及弹，兰州军区陆、空驻军及青藏兵站部等等）。然而战略即重要却不能为青海人换来脸面上稍许的安慰。许是出于与国防考量同样的，基于地理特殊性的理由，可怜的青海又成了事实上的劳改劳教首选地（所谓中国的西伯利亚）之一，劳改农场及监狱遍布全境各州地市，著名者如哇玉香卡农场、塘格木农场、香日德农场、诺木洪农场和南滩监狱等；所关押人犯或劳教人员更是形形色色，有刑事犯、特务、战犯、神职人员、一贯道成员、土匪、反革命右派、犯罪军人等等，人数之众难以尽数。单单五十年代末全国各地被发配青海者就不下二十万（六十年代，上海市公安局甚至在西宁建立了“上海市西宁劳改支队”。文革后，再一次发配高潮，蒯大富、韩爱晶等著名造反派入住塘格木。八三年全国严打，到了七月以后，隔三岔五就会有一趟专列到达，从西宁至格尔木一站一站地卸犯人。长串的囚车成为当时一景）。

至于同时期的工业及基础建设，除去西部柴达木和省会西宁等少数地区外，可说是少有发展。以交通为例，在七十年代后期青藏铁路青格段通车以前，铁路仅通到海晏（青海湖及二二一厂驻地，距西宁二百公里）；除青藏线外，等级公路一般只存在于西宁到各地、州首府间；而除东部少数几县以外，其余各地的县、乡、村或只有简易砂石路，或根本不通公路。乡干部们去县里全靠骑马。我一朋友八四年被分配到玉树州杂多县查当乡（位于县境西部，距县府驻地萨呼腾 130公里，距省会西宁大约1000公里。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人口0.1万，99％为藏族。面积0.9万平方公里。出产沙金、冬虫夏草 ）乡政府，想去趟县里骑马要走一天，且要冒着被狼果腹的危险。其艰难可想而知。

青海多少数民族，有藏、汉、蒙、回、土、撒拉、哈萨克（水土不服，通婚圈太小，八十年代迁回新疆）等。其中，藏族有平叛后的遗祸，回族有马步芳的余孽，兼有宗教问题隐患；相比较而言，此等情形我以为要比广西，宁夏情况复杂得多。但遗憾的是，青海虽有几个自治州、县，却因整体上不是自治区，得不到中央给予五个自治区的特殊优待。同时，军事国防与地方互不相干，地方上沾不到什么光。工业情况上面已提及，财政贡献十分有限。农业则规模亦小，加之生产方式又落后，粮食产出直到八十年代末还不能满足本省需求。这也是六零年大灾后，西北局刘澜涛点名向中央调王昭主政青海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王昭务实有为在几年内控制了饥荒问题，也成为多年后青海人民仍然感念他的原因之一。

自然人文既如此，人口又少，发生点什么对全国大局也是无足轻重，故而中央政府对于青海抱的态度恐怕只能是“平日自保，需时小补，不求有成，但求无事”了。因而便有了以后青海人用以自嘲的“555”一说，即5个亿的财政补贴，5个亿的粮油补贴和5个亿的以工代赈补贴。

不过话说过来，其实青海迟迟不得发展且在文革初期混乱如斯，其关键还在于领导问题，在于不断的政治运动和事实上存在的派系间争斗。这样讲，或惹夸张之嫌，但绝非凭空而来，也不是我一家之言。我所述一方面来自于对建国后直到七十年代末这三十年间主政青海的领导成员及其表现的追溯；另一方面则源自本人对父辈，特别是我父亲和其几个亲密战友们的经历以及个人日后亲历的点滴体会。说明一点，我父亲三七年年底离家赴山西，三八年元月参加八路军，从文化教员干起，同年七月入党，所在部队为120师358旅716团。五二年年底随一军七师入朝，任师后勤部政委，五八年自朝鲜回国后转业。当时放弃去天津的机会选择到青海省委组织部工作，主要原因一是想离家乡河北定州远点，二是考虑青海当时有不少出于同系统部队的上级和战友（因为青海是西野一军解放的），如来自一军的时任省委秘书长“黑眼镜叔叔”（山西太原人氏，文革前自杀，七七年平反。为其后人计请恕我沽隐其名），来自一军的时任某县委书记，七七年成为省委书记的赵海峰等；而我母亲则去了省人事厅工作。由于双方都在管人的部门，所以比较了解当地政情。

闲话短说。下面先列举几个台面上的大人物，他们是

省委书记：

高峰（1954·10～1961·8），地方出身，在青期间开发柴达木有功。五八年反右时，大搞扩大化，曾将省长、副书记等等一干人打为右倾，弄得省委省政府大院鸡飞狗跳，得罪人一大堆后，被免职。

杨植霖（1962·1～1966·5），蒙古族，地方出身，解放初期在内蒙地位仅次于乌兰夫。在青情况平庸，与同期省长王昭有隙，对王昭受迫害应付一定责任。另外，当时其夫人刘秀梅任组织部副部长，因心胸狭隘，作风跋扈，招怨不少。

刘贤权（1966·10～1977·2），老红军，五五年少将，军事学院毕业，职业军人，曾任三十八军副军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因支持军内造反派，受中央文革赏识主政青海。对王昭受迫害应付一定责任。任内最大贡献，以铁道兵司令职，修通青格段。其它政绩乏善可陈。

省长：

袁任远（1958·7～1966·6），二六年党员，与邓有深交，曾任中纪委副书记。在青期间，与省委书记高峰不合，五八年反右时挨整，六零年遇大灾后措施不力，被上调中央。

王昭（1962·8～1967·7），青海人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位省长，也是文革中命运最为悲惨的一位在任省长。曾任六十四军政委，公安部副部长。在青期间解决了农村危机。为人谦和有礼，常下基层，有口碑。

刘贤权（1967·8～1971·3革委会主任），见上。

张江霖(1971·3～1977·6革委会主任），刘贤全之搭档，军内造反派，与一班地方造反派颇投缘。老红军，大专学历。对王昭受迫害应付一定责任。文革后以师职待遇交地方安排。在青主政无任何建树。

这些人虽在台面上，但在人事布局上除杨植瀮有夫人相助能发挥较大作用外，其他几个或不为，或者根本就插不上手。文革期间不算，文革前后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是长期主持具体工作的陕北地方出身的干部们。这些人与当年主政西北大局的刘澜涛 、习仲勋等关系密切。所以，即使是在如今的青海，当你发现许多在机关工作的年轻干部明明平时都讲普通话，但在某个场合会操一口陕西话时，别觉得奇怪，潜规则是也。八十年代之后，青海政坛渐变成为镀金之地，除赵乐际、宋秀岩等人外，多数都是过渡性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