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知青岁月 一. 我的农家生活 -- 润树
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到农村插队两年半，经历了一个自食其力，独立生活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我体验了播种者的期望和收获者的喜悦，也感受了劳动的繁重和生活的艰辛；认识了一个个终生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也结交了众多同舟共济的知青朋友；见证了那些发生在1976年的重大事件，也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统一高考。可以说，我世界观的形成，人格的塑造，以至一生的命运，都与这段时期紧密相关。回首这段生活，我没有诅咒、怨恨和忏悔之意，却满怀感激、珍爱和思念之情。或许，因为我是个幸运者？倘如此，那么我对同时代所有那些不怎么幸运的人们心怀理解、同情和祝福。
西西河的朋友，当你随这个系列与我一同置身于那段历史的河流，希望你能分享我的这些情感，并祝你漂流顺利，愉快而又安全地到达终点。
一. 我的农家生活
我插队的资中县银山区明心公社，位于川西南的丘陵地带。公社机关大院就在成渝铁路和公路旁边，附近有个叫茅店子的火车站，沿铁路和公路往成都方向二十里是县城，往重庆方向二十里是银山镇。我插队的第十二大队第一生产小队，在沱江河畔，其200余亩地一大半是由河水冲积而形成的平坝，这在丘陵地带，自然条件算是相当好的了。我们大队有6个生产队，除了第五小队与我们平分这块坝上平地外，其余四个队都在山坡上。我们生产队有近200口人，孙姓人家占了一半，周姓有一小半，加上一些别的姓氏。
我们的生产队长姓孙，我下乡的第一天，父母和几个同学送我来到生产队时，首先认识的就是孙队长。他将我领到距他家仅十几米的知青住房，并把我介绍给已经来了一年的一个姓蔡的重庆知青。后来，孙队长请我们在他家吃饭，新鲜的米饭和蔬菜，大家吃得都很香。但我知道，农村平时都要吃杂粮，因此很有些替队长心疼。饭后，父母对孙队长说了一些拜托的话，就和其他人一起回内江去了。后来队长告诉我，母亲给了他一些钱和粮票，我也就心安一些。
知青住房共有三间，典型的四川农村风格，土墙，麦秸顶，虽然很土，但确实冬暖夏凉。我来之前，蔡兄住在中间一间，东边一间作厨房，西边一间由一个工作组的人员住着，我来后暂时与他共用。那时国家经常从城镇机关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到农村开展工作，我碰上的这位就来自内江的一个单位，但他不久就走了。西边这间房比较大，后来生产队决定用来做学习室，于是把东边那间的灶和水缸打掉让我住进去，而在前面中间搭出一个蓬，两端没有封闭，另砌两座灶，安放一个水缸，做为我们的厨房。我们房前有一口一亩大小的水塘，蓄水一米多深。塘里的水平时供人在里面洗东西，倘遇干旱，就可放一些到低位的水田里去。水塘的北面是路，常有人来往；南面有一片繁茂的竹林，背后住着好些人家。再往后就是山坡，坡上有大队的民办小学和赤脚医生工作室。
我第一年的生活由国家保障，每月领8元钱，还可购买45斤大米。一年后按国家规定以1.5人的比例参加生产队分粮，享受对知青的优待。但是生产队分的粮，稻谷只占三分之一弱，其它的是红薯，玉米和小麦等。另外我有1.3分（约90平方米）自留地，可自种蔬菜和粮食。比较困难的是缺乏做饭的燃料。我们那里的农村都是使用柴禾灶，以风干的农作物秸秆为主。每农家房子侧面和背后的墙边，都整齐地排列着玉米秆、麦秆、稻草、甘蔗叶等等。有些人家也有碳灶。知青个人单独做饭，一口大灶，热效率低，分得的秸秆很不经烧。后来有个冬天撑不下去了，只好向家里求援。父母给我带来一个小小的蜂窝煤炉子，然后托人在二十几里外的县城买了蜂窝煤，要我自己去挑回来。我去的那天很冷，回来的路上还下起了雨雪，百来斤的担子挑在肩上孤独而行，此种艰辛，是平生很少体会过的。
我来后第二天就下地干活。早晨六，七点左右，天刚见亮，队长就扯起高亢的喉咙吆喝大家出工，同时，他分派好各组的劳动项目和地点，以及所需的工具。干两小时活后，才回家吃早饭。多数家庭都有人在家把饭做好了，但像我们这样的单身汉就得抓紧时间自己做。吃过饭，上午九，十点再出去干3个多小时，中间有一次短暂的休息（四川话叫歇干）。中午歇息的时间比较长，特别是在夏天。然后下午干3个多小时，中间又有一次歇干，快到天黑时收工。年轻时体力好，一天的活干下来并不觉得累，晚上还借着煤油灯看看书，写写毛笔字，写信，写日记等等。
集体干活比较有乐趣。我们生产队不乏有见识的人，光高中毕业回乡的就好几个。其中一两位喜欢发表议论，于是长与抬杠的人就总是不乏对手。有些消息灵通的人会传播社会新闻，自然有信的也有不信的。家长里短永远也说不完，与性有关的话题也总是能找到发表的机会。四川人很会利用多义的字词来隐喻成年男女之间的那些事，这在农村就更加普遍。有那么几个人，经常是大家打趣逗笑的对象。这些人或者好吃懒做，或者怕老婆，或者娶不上媳妇，总之与一般人有别。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的劳动力被分成两拨，一拨是身体强壮的男人（一级），他们承担最重的农活，一拨是妇女和不那么强壮的男劳动力(二级)。但有时这两组人也会合在一起干活，这时气氛就更活跃一些。
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大家的劳动时间由记工员登记在册。具体记工方法是，早上算一歇（班），上下午各算两歇，全勤就是五歇。每天下午最后一歇时，记分员就拿出记分簿，让大家报自己当天的出工时间。多数人都报“没担过”，意思就是没误工，而少数误一或两个班的，就会报出“四歇”或“三歇”来。我如果误工的话，一般都是早上，特别是寒冷的冬天，不想从床上爬起来。由于我们生产队的效益不错（以后会提到），十个工分值有一元钱上下的价值，大家的出工积极性是很高的。按劳分配除了劳动时间外，还需计入不同劳动强度、技能，甚至态度的差别。这是通过自报公议的方式来进行的。每过一段时间（通常是半年），生产队的所有劳动力就会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决定每个劳动力的工分值。最高的十分，最低的六分，每个人自己先报一个数，然后看有没有不同意见。一般情况下，大家比较自觉，与别人比一比，自然知道自己的斤两，与其报高了被降下来丢面子，还不如客观点，值多少就报多少。有自己报低了，被加分的，但报高的基本没有。我开始几个月在二级组干活，技能自然差一些，就只报7分，后来换到一级组，最高也只到了8分的位置上。这就是说，当我拿8分时，如果不误工，一天的劳动大约有8角钱的价值。
另外有些特种农活，像用牛耕山坡上的地，就只有那么一两个人单独干。而平坝的地是请大队机房的两个师傅用手扶拖拉机来耕犁，每年春秋两季各有那么两三天。此时要安排一户人家专门给他们做饭，我来了后，这个美差就常落在我的头上。我可以堂而皇之地去生产队的保管室请保管员按规定的量称出大米，然后从队里的蔬菜地里砍来两颗菜，再去几里地外硫酸厂边的菜市买来两斤肉，回家做好饭菜犒劳俩大师傅。当然，不言而喻，我可以名正言顺地与他们一起打牙祭，而且当天还要计五歇工，没担过！
不过，除了这种轻松活外，我也老老实实干了很多农活，这在下一节会讲到。我隔壁的蔡兄是重庆人，讲义气，对我这个初来者颇多照应。他总想教会我喝酒，但我喝下那些辣嗓子的液体却觉得受罪，最终也不懂得欣赏。蔡兄干活不太勤快。我来了后，他不愿落后，打起精神好好干了一个月，挣的工分比我多。但第二个月我就赶上了，此后再也没掉在他后面。我倒也不是有意要把他比下去，但对有些农民说这是因为我的家庭经济条件没他好，嘴上不反驳，心里却不以为然。
农村是没有星期天的，但碰上下雨就不用出工。逢赶集的日子，多数农家也会派一个人去集市卖和买一些东西。我离家只有三十几公里，走5里路到茅店子乘火车，三站路就到了。我大约每两个月回家一次，两三天，算是短暂的修整。有时也因私或因公到县城去买点东西。一次，我在县城意外发现有个书店可以租书，凭证好像是两元押金，另外在两周的期限内每天付一或两分钱租金。我看见有《红楼梦》，喜出望外，租下一本回家阅读。两周后，再去换一本。照此办理，在两个月内读完了这套“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我每次去县城都是走路，乃因不易赶上合适的班车，同时也省两毛钱。有一次我和几个知青朋友一起去县城，把钱包丢了，损失了几块钱，几斤粮票，非常心疼。在城里看了电影，回来时本没打算乘车，但路过火车站恰好有一班车，于是大家没买车票就跳上了这顺风车。上车后正高兴，不料被乘警发现，要我们出示车票。自然是没有，好，补票吧。我丢了钱包正窝火，就来狠的，说我们是知青，没钱。哪知还有更狠的，一个路过的餐车伙夫模样的胖子大声说，罚你流氓。我听了一愣，正要发作，却听乘警说，不用六毛了，就按票价补两毛。原来那个胖子说的普通话，我把六毛听成了流氓。我虽然借钱补了车票，心里却也恨恨地回骂了那个胖子一声，流氓！
初拟的各篇标题如下：
我的农家生活
干农活种庄稼
农民的状况
宣传队
知青朋友
1976
离奇的案件
统一高考
一个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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