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奈何百万漕工% -- 王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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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承元之故，以海运为主，河、陆兼运为辅，海运为军运，余皆民运。永乐年间迁都北京，粮食需求日增，而海运险阻，折损颇多，故修治大运河，于沿岸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和天津五处置仓，并造漕船3 000只以资转运。永乐十三年(1415)，大运河全线修通，于是停海运，漕粮专以河运。漕粮主要征自南直隶和浙江，约占全国漕粮的六成。此外还有白粮，供宫廷、宗人府及京官禄粮，漕粮则为京、边(北边)军饷。岁漕常额约400万石(明一石合1．0225市石)，宜德时最高达674万石。明初曾设漕运使，后又建立粮长制度，负责漕粮的征收和解运，称“民收民解”。永乐二年以漕运总兵官取代漕运使。景泰二年(1451)始设漕运总督，与总兵官同理漕政。漕府辖卫军十二总共 127 600人，运船11 700只，遮洋总(海军) 7000人，海船350只，专司漕粮运输，称为运军。漕运方法，初行支运法，永乐十三年漕运总兵官陈殖推行。各地漕粮就近运交淮、徐、临、德四仓，由运军分段接运至通州、北京，每年转运四次，又称转运法。宣德五年 (1430)陈 等又行兑运法，令民运漕粮至附近府，州、县水次，兑与卫所运军转运(河南兑与遮洋总海运)，民贴运费，随正粮加耗征收，于兑粮时交给官军。初时兑运与支运并行，后逐渐取代支运。成化七年(1471)漕运都御史膝召又推行改兑法，也称长运法或直达法，由运军过江径赴江南各水次交兑，免除粮户运粮，但要增纳过江费，约每石1斗左右，十一年改淮安等四仓支运粮为改兑。此后除白粮仍由民运外，漕粮悉由官军长运。由于漕政腐败，各级官吏舞弊侵吞，加耗杂派层出不穷，高至正粮的二三倍甚至四五倍，农民负担极为苛重。无论民运军运，都是繁重的徭役，应役者荒时废业，饱经风涛，遇官吏勒索，还需负债赔纳，甚至家破人亡，苦不堪言。

清代仍用明长运法，各省运军水手多少不等，总数约l0万。以府、州为单位，10人一船，l0船一帮，10船互保。改军民交兑为官收官兑，设漕运总督总管漕运，下有各省粮道分管各地漕政，押运有管粮通判及粮道，趱运有沿河镇遭将领及镇江道，另有巡河御史等官沿河稽察。漕额包括正兑米330万石 (清一石合1．0355市石)，改兑米70万石，以及改征、折征，即改征其他品种和折银。还实行截漕(截途中漕粮赈灾或另运别地)拨运(截山东、河南漕粮拨充陵寝及驻防兵米)等措施。清中叶以后，会通河堵塞，且河漕弊窦丛生，经费拮据，于是海运兴起。道光五年(1825)于上海设海运总局，天津设收兑局，并特调琦善等总办首次海运。次年正月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与太仓漕粮 1633000余石于上海，雇商船1562艘，分两次载粮北运。船自黄浦江出吴淞口，行4 000余里达天津。因清廷特准商船搭免税货物二成往来贸易，故商船踊跃参加，海运粮占全部漕粮之半，节银米各10万。道光以降，河漕约12～13万石，海运粮则达120万石左右。”

漕运养活大量漕工是事实，但损害的是更多农民的衣食，这对明清朝廷是更大的不稳定因素，可漕运为经手官吏带来的好处实在太丰厚，算是一等肥羊，吴思在《血酬定律》里已经举出了漕运中的种种潜规则来做例证。从上文中，我们也看到，道光以后，海运实际上已占主导地位，漕运粮不过占10％而已，在光绪以后更是完全停办漕运。事实证明改漕为海不是不能够，只是当时的食肉者们未必有这个打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