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请问：‘毛选’第5卷为什么不发行了呀？ -- 小洒新家

匈亚利事件为中共敲响了警钟。毛主席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匈亚利的教训，要尽可能减少执政的错误，尽可能减少党的干部的行为错误，尽可能加强党和全体人民的血肉联系。为此他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退居二线，将党的日常领导工作交给刘xx来负责，自己主要搞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第二，他认为必须以匈亚利事件为契机，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全面检查我们的思想，全面检查我们的政策，全面检查我们的作风。

毛主席决定退居二线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他从苏联和匈牙利的教训中感到，社会主义的理论还不够完善，还需要进行更深入、更具体的探讨；而当时党内最适合做这个工作的人选无疑是他自己。第二个原因是他认为苏联共产党没有注意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的培养问题。当老的领导人去世后，党立即出现多个“山头 ”争雄的混乱局面，致使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者得以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因此，他决定把党的日常工作的领导权交给他心目中的接班人——刘xx。使刘xx有时间建立自己的威信与权威，使自己去见马克思时，刘xx可以继续有效地领导这个党向前进。

关于进行一次全党的整风的原因，他说：“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减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他说：“官僚主义，其罪恶的严重性，不是‘不如贪污’，而是大于贪污。”。又说：“……搞官僚主义，见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这样的党员，这样的干部如何能够逃脱匈牙利共产党的命运呢？必须在党内全面揭发这些错误的东西，通过批判与自我批评来提高党员们的思想水平，改善党员的作风。

所谓旁观者清，毛主席主张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于知识分子，他是信任的，他说：“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

凡是多少有些思维能力的人不难看出，毛主席当初确实需要党外人士协助他实现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目标；可以看出他确实有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相结合的思想。所谓“阳谋”之说，实在是出于对后来出现的“阴谋”之说的愤怒。

但是，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并不是全党的共识。有文章指出刘xx就主张把整风限制在党内。一方面他认为整风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还是其次；一方面他认为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可能会招致资产阶级向党进攻。从后来的事实看，刘xx代表了党内高层多数人的观点。

如果当年的中国共产党高层有如今的领导人所具有的容忍“言论自由”的肚量，那么那次整风本来是可以取得良好效果的。那些作为发动“反右”运动的理由的所谓“ 反党言论”，比起“改革”以来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批评来，实在是的小巫见大巫。不要说当初绝大多数民众高度信任、拥护共产党的政权，就是今天党自己都承认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时，面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真正的全面进攻，共产党政权不是仍然“岿然不动”吗？

不就是以“没文化”为由反对工农干部执掌各级政府吗？不就是反对“外行领导内行”吗？最过分的不就是要求“轮流坐庄”吗？有什么了不起？不仅可以就这些问题展开大辩论——有广大工农的支持共产党稳赢不输，更可以不予理睬，象如今这样。

可是一九五七年不同于二零零七年！五十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变。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自身的幼稚和错误，被各社会主义国家内急于“先富起来”的高层官员和一直想扳倒共产党的资产阶级势力抓住了把柄；于是先是“改革”，紧接着是全线崩溃。中国也走上了“中国特色”的道路。如今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不仅是宽容的，简直就是亲如兄弟。资产阶级的要求不仅可以商量，更在实际上广泛被接受并实施。只有“轮流坐庄”不能接受。“老子打下的天下老子还不想放弃。”

五十年前的观念与今天完全不同。那时候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政治目标就是消灭资产阶级极其政治影响。提出“轮流坐庄”尤其大逆不道！不仅是共产党高层，就是普通党员，普通民众，都自然而然地认为，提出“轮流坐庄”就是“谋逆”。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承认打天下者坐天下就是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当然，中国人没有考虑过“合法性”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个无需讨论的“公理”。反对这个“公理”，反对打天下者坐天下者就是谋逆，就是大逆不道，就是该杀头的大罪。

所以，一九五七年共产党整风时质疑共产党执政的能力，反对工农干部执掌各级政府，反对工农干部领导知识分子，就不仅仅是个言论问题，而是涉及到“谋逆”！这几乎就是全党干部的共识。

由于当年的档案一直没有公开，我们无法了解当年党内高层那些主要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表现。可是国内外都有人发表文章指出，当年党内高层对毛主席放纵党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党进攻十分不满，他们把党外批评与匈亚利的裴多菲俱乐部联系起来，认为应当发起反击。

当时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也确实出现了批评共产党的学生集会和其他人群的集会。这与匈亚利事件最初的表现相似。所以当党内的高层干部指责毛主席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已经导致资产阶级全面向党进攻，有可能引发政治动乱时，毛主席对党外知识分子信任动摇了。尽管毛主席对“头面上”的那些知识分子大多很熟悉，甚至私交不错，可是匈亚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毕竟是毛主席心头的一片乌云，毕竟党内高层多数人强烈要求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主席终于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决定，——反右开始了。

不仅如此，五六、五七年的大好经济形势，和社会主义阵营赶超资本主义阵营的运动，使得党内高层产生了“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幻想。人民公社、大跃进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反右”被当作发动群众，促进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有力手段，使得“反右”看起来更加正确了。

“闸门”一开，想控制党内官员们对知识分子的愤怒是不可能的，在邓xx的亲自指挥下，反右运动一下子席卷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其中，连小学教师也不能幸免。戴上“帽子”的有五十多万，受到批判而最终没有“戴帽”的则要更多。可叹那五十多万人的前途从此暗淡无光、灾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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