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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阅尽话太原第十一章　天龙山

　　太原的名胜，除了晋祠，恐怕就要数天龙山了。

　　天龙山在太原西南，晋祠侧后方十余公里，古称方山，在历史上，因为居于晋阳城西方，常与蒙山、龙山、太山等吕梁山余脉统称为西山，“西山叠翠”，是旧太原八景之一。

　　对于晋阳城而言，西山的军事价值不言而喻，历史上的许多次战争，进攻晋阳的军队都是先占据西山这个制高点而后向晋阳发起攻击。在上一章里，北魏大军就是沿西山进军北燕据守的晋阳，北周军队也是从西山向据守晋阳的北齐发起冲锋，而匈奴汉国的刘曜，则是在刘琨的攻击下退出晋阳翻越西山而逃。近代的太原战役，阎锡山也在西山一线构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以据守孤城太原。

　　春秋末年，智瑶也是在西山之下掘晋水以灌晋阳，但赵襄子的谋士张孟谈深夜缒城而下，乘一叶扁舟夜探韩魏军营，陈说利害，终于策动韩魏大军反戈一击，大破智瑶，从此奠定了三家分晋的政治格局。功成名就之后，张孟谈激流勇退，隐居于负亲丘躬耕自食，怡然自在。

　　张孟谈为什么要隐退？据说击败智瑶之后，论功行赏的赵襄子向高赫授以上赏，张孟谈以高赫在晋阳危急之时并没有任何功绩提出异议，赵襄子说：晋阳城最危难的时候，群臣大都有了外心，礼节也越来越怠慢，只有高赫始终未失臣下之礼，所以他要受上赏。如果有人怀疑张孟谈因为赵襄子为了树立个人权威而将首功记在高赫名下心怀不满的话，似乎是有些小人之心，这个故事只是张孟谈归隐之前的一个小插曲。狡兔亡，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淡泊名利的智者张孟谈在与赵襄子做了一番君王与臣子之间权力均衡的讨论之后，在家静思三天，奉还封地辞去官职飘然而去，《战国策?赵策》称之为“贤人之行，明主之政。”

　　赵襄子并没有象当年晋文公寻访介子推一样火烧绵山，三年之后，在四国背约攻赵的危难时刻，赵襄子来到了负亲丘，亲自驾车将张孟谈接回晋阳，张孟谈采用反间计使韩魏齐楚相互怀疑，四国伐赵的联盟不攻自破。

　　天龙山神仙峁下青阳河，建有张孟谈配亭，相传此处就是他当年隐居的负亲丘。天龙山，第一次留下了贤名的足迹。

　　天龙山之名因何而来呢，据说是北齐高洋在山中建有天龙寺，天龙山因此得名。天龙山的得名和兴盛，都离不开高氏家族。

　　公元 532年，北魏高欢占据晋阳，在这里建立大丞相府，史称霸府。强梁丞相高欢与他的子孙们把晋阳城建设成为东魏与北齐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的同时，晋阳周围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那个时代和高氏家族永恒的印迹。

　　高欢和高洋父子先后对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晋祠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使这里成为一处久负盛名的皇家园林，北齐名将斛律金在史书中留下了高洋喜爱到晋祠游玩的话语。在天龙山北方的蒙山，兴建了开化寺，开凿了高达六十余米的蒙山大佛，大佛开凿期间，每夜燃烧灯油数盆，火光一直照耀到数里之外的晋阳城。在龙山之巅，兴建了童子寺，北齐时代雕制的燃灯石塔至今犹存。

　　在这些风景名胜之中，高氏家族苦心经营的重点，是天龙山。

　　“挂镜台西挂玉龙，半天飞雪舞东风。寒云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欢避暑宫。”独具慧眼的高欢选择天龙山这块风水宝地，构建了他的避暑行宫，有本书上因此将高欢称为“天龙山上一卧龙”。北齐皇帝高洋则兴建了天龙寺，天龙寺在清代以后改名为寿圣寺。寿圣寺主殿在解放太原前夕被阎锡山军队和当地居民拆毁，寺内珍藏的上万卷佛经连同过殿、山门被焚毁。这一事件的直接指挥者，阎军复仇队长李诚德在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现在的寿圣寺是近年重修的，许多资料都将其误称为圣寿寺，寺内迁建了晋祠附近的明代崇福寺，又是一处不伦不类的重造文物。

　　高欢的避暑行宫遗址究竟在哪里，已经不得而知了。游览天龙山比较特别，都是先从晋祠坐车到达天龙山巅后再拾级而下，以九号窟为重点，以寿圣寺为结点。而游览天龙山所看到的第一个景点，就是后世修建的高欢避暑亭，亭中立有高欢避暑宫遗址石碑和上面题及的那首金代文学家王庭筠的怀旧诗作。避暑亭周围地形狭促险陡，不可能修建一座太大的建筑，我就此询问陪同我们游览的当地朋友，他们也承认了这一点，这个亭子并非确指避暑宫遗址，而只是一个供后人凭吊怀古的纪念性建筑。他们还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寿圣寺也许就是当年高欢的避暑行宫，但这种说法又有许多地方经不住推敲，看来，高欢避暑行宫早已随着北齐的皇图霸业湮灭于历史的云烟之中无处追寻了。

　　天龙山的精髓，是天龙山石窟。

　　天龙山石窟最早开凿于东魏的高欢时代，北齐皇帝高洋后来又开凿了三窟，此后，齐末隋初开凿一窟，隋炀帝杨广在晋阳做晋王时开凿一窟，唐代先后开凿十八窟，加上其它零散石窟，共计三十三窟，约有一千五百余尊造像。

　　天龙山石窟的开凿前后跨越了四个朝代，历时四百余年，反映出各个时期的不同风格和艺术成就，却又有着一线相连的传统关系。从时间跨度上讲，天龙山石窟超过了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仅次于敦煌莫高窟。

　　天龙山石窟的名气对普通游客而言虽然远不如云岗、龙门等石窟，但它却在专家学者心目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主要取决于它在艺术造型和艺术特色上的成就。天龙山东魏石雕比例适度，形象写实、逼真，生活气息浓郁，唐代雕像则愈见严谨、洗炼、精湛，它们都代表着我国石窟艺术的最高成就。

　　天龙山西峰第九窟是晚唐罕见的精品，也是天龙山最主要的参观景点。窟内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的释迦牟尼像高达八米八，虽有毁损，但仍为天龙石像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尊。听一位当地人说，这尊坐像的大腿部断裂了一大块，八十年代时才又补雕吊装。下层为十一面观音立像和侍从于身后的文殊、普贤骑兽像。观音像高约九米，形体生动，姿态优美，专家称它具有“文静、典雅、优美、丰盈、绮丽”的特点，在中国雕塑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著名雕塑家傅天仇和钱绍武先生，认为这尊十一面观音像“堪称世界之最，也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中最精美的典范。”

　　1920年以后，法国人西林和几名日本人先后来到天龙山，他们归国后撰写的文章和拍摄的照片使得久藏深山人未识的天龙山石窟在蜚声海外的同时，也遭受了一场令人痛心的浩劫。在1924年后的几年间，主要是日本关西的一家美术商，勾结我国古董奸商和寿圣寺和尚静亮，将包括西峰第九窟雕像头像在内的一百五十余件石雕艺术品和石雕构件盗卖。这些国宝从此流散海外，目前陈列于美国的几家博物馆内。现在西峰第九窟里的几尊雕像的头颅部分都是八十年代参照图片补雕的。1999年夏季我来天龙山时，正逢这里举办展览，展览的内容就是这批流散国宝的图片。

　　第九窟早在北汉时期就建有庇护雕像不受风雨侵蚀的阁楼，明代正德初年曾经重建，原阁毁于近代战乱，现在游客看到的“漫山阁”是八十年代重建的。

　　游客下了避暑亭不远就能看到一幅摩崖石刻：穷苦同胞之得救，其道路为革命，根基在知识，吾生惟此二事。每次见到冯玉祥的落款，我首先想到的总是那首忍俊不住的植树诗：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1930年，与阎锡山联合倒蒋逐鹿中原的前后，冯玉祥曾一度隐居于天龙山寿圣寺。“救民安有息肩日，革命方为绝顶人”，这是冯玉祥将军题写的另一幅楹联，曾悬挂于寿圣寺禅堂内，可惜已经失落。这位朴素平易的将军面对天龙山石窟的破败毁损，一方面出资修建了晋祠通往天龙山的道路，一方面建议地方政府保护文物，还派人将盗卖文物的静亮和尚押送县署。静亮被捕后，从他的住处搜查出白洋二千元，金条一、二十根，静亮后来被判处死刑，后出狱就医，当年病死。

　　1932年，亡羊补牢的地方政府成立太原县保存古迹文物委员会，并常驻两名警察具体负责保护。《晋祠志》的作者清末举人刘大鹏先生就是这个委员会的特别委员，追查被盗事件的主要成员。踏遍了家乡晋祠山山水水的刘大鹏先生以七十五岁高龄再一次奔波于天龙山，其所著《柳子峪志》便记述了当时太原县追查和保护文物古迹的史实及相应措施，成为研究天龙山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史料。

　　我第一次和同学们来天龙山时，这里还只有一条简易的砂石公路，每当有一辆汽车经过，飞扬的沙土就会把徒步前进的我们淹没。旅游专用公路修通后，我又几次光临天龙山，但与我的视角不同，同行者们都更注重于观赏自然风光，当他们看到第九窟南侧的那几座矮小的石窟里，雕像的头颅早已不翼而飞时，便失去了继续探寻石窟的兴趣。所以，尽管理论上天龙山的主要石窟排列在直线长度不过一千余米的山腰上，但我却始终无法纵览它的全貌。而大部分游客则仅仅看过第九窟之后就拾阶而下了。

　　几乎每一次来，都会听人说起柳子峪和插旗石，他们一遍遍自以为是地向游客们重复着被外人传为笑柄的故事：这里是战国时代奴隶起义领袖柳跖战斗过的地方，插旗石就是因为他们当年插过军旗而得名。中国人向来有附会名人的传统，许多景点因些而历久不衰，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此显而易见的错误传扬出去，岂不是贻笑大方？

　　我的朋友们更感兴趣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白龙庙的“龙池灵泽”，他们每次来都要从那里带走几瓶冰凉清沏的泉水。另一个则是寿圣寺门口的蟠龙松，这株树高不过三米的松树，树盖却达二百余平方米，难怪被称为中华一绝。电视新闻中曾报道过，天龙山还发现了一株数人合抱的古槐，可惜我们却找不到它的位置。

　　听人传言，寿圣寺里有一位高僧解鉴极灵，我们于是入寺探访，问遍寺内房间而不得。在寺内北侧的小坡上，我们看到了一排矮小简陋的平房，一个老尼姑正领着两个年青尼姑诵经，而对我们的询问视若无睹。在尼姑房间的隔壁，我们找到了一驼背的老僧，不停咳嗽的他说着含糊不清谁也听不懂的话语，最终通过手势我们明白，他说自己的视力已经非常模糊了。在他狭小破败的房间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檀香味，到是堆放着佛像和收集来的破烂。我很疑心他如何在这样的房间里度过寒冷的冬天，我更担心越来越衰老的他面对疾病的侵袭和日益加深的孤独感如何安度晚年。其实寿圣寺里的空房间还有一些，我不明白文管所为什么不能为这些一心向佛的僧人提供几间，这其实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想着山西一些寺庙的僧人们开着汽车用着手机，不禁感叹这些苦行僧的清贫与虔诚。

　　天龙山北方一线，还有一座以全国最大的道教石窟而闻名的龙山石窟。龙山道教石窟除了开凿于唐代和明代的三窟，其余五窟都是元代道士披云子宋德芳历时五年而成。龙山石窟雕工具有北方民族粗犷强悍的风格，在道教石窟中独树一帜，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宋末元初，王重阳创立的道教全真派在蒙古统治者的扶持下全面兴起于中国北方，宋德芳就是当年邱处机谒见成吉思汗时的十八名随行弟子之一，全真派东祖庭永乐宫就是在他的倡仪下开工修复的。

　　宋德芳当时正在主持太原城中的纯阳宫。始建于唐代的纯阳宫是供奉唐代道士吕洞宾的道观，吕洞宾道号纯阳子，所以道观被称为纯阳宫。明代万历年间，受嘉靖皇帝的影响，本已衰落的道教再次兴盛，当时的晋王对纯阳宫进行了扩建和改建。建国后，这里开辟为山西省博物馆二部。

　　龙山道教石窟的人物，有元始天尊、张陵、张衡、张鲁等道教先祖，也有王重阳门下的七位弟子也就是金庸笔下提及的“全真七子”。宋德芳也没有忘记为自己留下一尊卧像来陪伴祖师与师长。长约一米七的披云子卧像头东脚西，向南侧卧，泰然安祥，史称“披云子卧化之地”，其实这是一种名为“玉龙盘体法”的道家用气修炼之法，大概也就是金庸笔下马钰向郭靖传授的全真派内功吧。

　　在天龙山及西山一线，名胜古迹还有很多，例如北汉皇帝刘氏陵园、善导大师墓塔、太山寺、五代名将李存孝之墓等，近在咫尺，但我和大多数太原人却都无缘一睹风采。虽然这些散落的景点并不具有太多的旅游价值，也不会有太多的人对它感兴趣，虽然为先辈立祠祭祀继承遗志的传统早已荡然无存，但我想有关部门实在应该开发一下它们的旅游环境，为愿意去凭吊怀念他们的游客们创造一些条件，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指着这些正在荒废的遗址对我们的后代说：他们，这些已经远逝的先辈，曾经为太原赢得过尊严，他们，这些当年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曾经赢得过太原人民的尊敬，在他们的身上，有着许许多多我们应该继承传扬的品格和精神。

　　晋王杨广为太原留下了什么，唐公李渊为什么被任命为太原留守，李世民为什么被称为太原公子，李渊是如何在太原起兵的，李渊与李世民究竟谁是太原起兵的主谋，李世民又是如何收复太原的，请看《沧桑阅尽话太原》第十二章：唐王开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