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美国右翼基金会怎么样收买了经济学？ -- 思想的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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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保守主义集团的最大学术收获来自“法律和经济学项目”。

法律经济学派的建立者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经济学家阿隆迪莱克特（Aaron Director），他以为，法律只是证明自由放任经济学逻辑的另一种方式。正是在他的鼎力帮助下，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进入芝加哥大学。科斯认为法律规则应当考虑社会成本，而依靠市场可以使社会成本最小化。该学派的另一位学者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则更为激进地宣称，“我憎恨‘正义’，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 波斯纳不仅把法律简化为经济学，还简化为一种特定的经济教条，并把这种经济教条奉为普遍真理。按照他们的推理，市场蕴涵着可解答任何法律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只需去辨认看不见的手的意图即可。

总的来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法律经济学派强调“经济效用”和“财富最大化”是司法观念的理论基石。毫无疑问，作为一门学问的“法律经济学”是很有价值的，正像该学派的其他学者如罗斯—艾克曼（Susan Rose-Ackerman）指出的那样，从内在的本质来说，法律经济学既非自由也非保守，它只是提供了一个考察各种法律问题的有用的、重要的分析工具（经济分析）。虽然以往也存在着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和精神分析学进入法学的情况，但那只是为了解决具体实践中的问题，而法律经济学学派的理论则会改变法律的整个框架和理论基础。

如果说，法律经济学学派的理论极富学术价值的话，那么当他被保守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们用于实践当中时，理论的逻辑立刻在现实的逻辑面前变得无比苍白。（吕书第194页）

　　从某种意义上讲，保守主义集团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具有十分长远的眼光。为了使保守主义的学术体系后继有人，招募和培养学校中的年轻人成为右翼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学术较量中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为资助年轻学生在公共政策分析、经济学和政府学方面的培训，保守主义基金会在1992-94年间以奖学金形式的开支近1700万美圆。对乔治梅森大学的资助是此类活动的典范，该校位于华盛顿特区边上，便于接近决策者。正因如此，该校能在1992-94年间获得855万美圆的资助，在所有接受捐助的高校中名列第3，超过了象耶鲁、麻省理工和斯坦福这样的名校。

对美国现有的师资队伍进行有效控制更是保守右翼集团的日常工作之一。

1992-94年间，保守主义基金会投入近800万美圆用于支持教职员的组织网络、保守主义的学术评估机构和保守主义学生出版物和其他组织，目标是“逆转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向非传统学者和学生开放的趋势”；努力活动以赶走和取消他们所认为的过于敌视自由市场或过于批评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和历史的学者和学术项目。

目前，美国政坛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而持久的变化，这种变化，固然与911的恐怖袭击有关，但与新保守主义长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渗透工作有着更为深刻的联系。如果从因果的角度分析，911的袭击本身就是美国对外政策处理不当的结果。所以，911在这种意义上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但是，这并不证明它能引起更多的美国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新保守主义的“预见性”。因此，即便美国的超强实力不足以继续推行新保守主义的单边政策，美国政府也不会就此止步。正如王炎所说，“9.11”之后美国永远地改变了，但在日常生活里，美国人尚未切身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后果。然而，新的意识形态会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而且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所谓“美国价值”也不例外地被牵动了。美国文化的深层气质、或者说“美国性”ameicanism）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王炎：反恐改变着美国，《世纪中国》网站 2006-02-17）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其实质就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

换言之，无论新保守主义在具体政策上怎样变化，都不能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新保守主义已经成功地成为了美国新的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较量中，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已经获得了占压倒优势的胜利，由于这种胜利，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新保守主义不会遇到真正的挑战——除非它的对手也从它过去所从事的工作做起。从一种更深刻的角度分析，二战以后各种行业的专业化倾向已经改变了世界原有的学术游戏规则。原有的游戏规则认为，学术研究至少从理论上看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公器，但现在这种公器已经开始逐步地以一种新的形式被财富和权势的集团垄断和操纵。事实已经证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较量中，有组织、有计划、有经济资助的“学术研究”有着更为持久和广泛的影响。也许从纯学术的角度讲，一些成果根本与学术无关，但这并不妨碍其在社会政治领域发挥重大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中，“学术性”只是较量中的一项武器，而不再是目的本身了。这样的一种变化，对于真正的学术事业，无疑是一种悲哀。但这样的一种变化又是我们所无法阻止的，因此，认识到这一点，用一种实事求是的眼光来分析西方的学术成果，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载《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五期 ）